二、英、美商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在媒体上的表现

　　虽然美国人后来参与了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趁火打劫，利用清政府的怯懦和愚昧攫取了大量利益，但在中英决裂的初期，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之间因利益的不同，发生了一些争吵冲突。以下对此作些考察，以揭示这段时期中西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林则徐提出让外国商人和船长、大班签署保证今后不夹带鸦片，一经查出有夹带行为，“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义律和美国、荷兰等国领事都予以拒绝。但1839年7月初，美国商人群体以奥立芬行(Olyphant & Co.)的查尔斯·经为代表，主张接受林则徐的要求，具结保证不贩鸦片，以换取前往广州贸易之权利。他写信给《广州周报》，表达了此立场，同时还刊登了保证该公司船只“马礼逊号”不夹带鸦片的甘结的英译件。(31)“马礼逊号”也真的具结进口了。而主张对华采取强硬行动的义律和英商群体，则竭力试图裹胁所有在华西方商人，不与行商交易。对于查尔斯·经的这种言行，《广州纪事报》大加抨击，指责其不带鸦片的甘结为“从未见过的自私自利”的文件，对其进行逐字逐句的咒骂。此外，该报还刊登读者来信，对奥立芬行和查尔斯·经进行类似的谩骂和指责。(32)《广州周报》评论说，“我们不问美国商船的船长和大班们，谁授权他们签署甘结，但我们要求美国常驻商人说明，他们默许那些在广州进行交易的商船的船长们签署甘结，是否得到了他们自己领事的批准？”(33)奥立芬行对《广州周报》的评论深为不满，不久后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说明。而《广州周报》编者也同时刊文继续对其进行批评，重点阐述不应遵守中国法律的原因。(34)

　　美国商人在英人压力下，于7月2日在澳门开会，作出不签署甘结的决议。(35)但实际上后来还是具结进口贸易，乘机扩大生意，甚至有一些英商的货物须通过美国商人才能运销，从而造成了美国人在广州、黄埔等地贸易短暂兴盛的局面。对此，《广州纪事报》在10月1日以尖刻的口气加以评论：

　　就在英国人即将离开澳门前夕，一位英国商人收到一位美国商人从广州写来的信，告知行商已经说过，今后将只和美国人做生意。真是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决定！行商们难道将要支配整个帝国吗？难道他们能够指令他们的皇帝允许哪个国家到其口岸和港口贸易吗？难道美国人认为，不列颠民族会温驯地将这一规模庞大、价值巨大的贸易拱手让给行商及其外国的顺从者吗？美国商人如果稍微想一下，必定会认为，在行商们如此之深地陷入对他们的朋友英国人的债务之中时，这样的宣言实在是言之过早的。(36)

　　不久，因为英国商人通过美国商人向广州销售货物，后者向前者收取费用，导致了双方之间的争端。《广州纪事报》评论说，“美国商人在一般人的评价中，因其贪得无厌，及其对待其他兄弟般的代理商的方式而备受指责。他们并不慷慨大方，而是一味贪婪……就好像他们可以随意对待英国人似的”(37)。对这一指责，美国商人威尔斯后来进行了答复，认为以8元的价格将1捆棉布从香港运到黄埔并不能算“贪婪”，而且当时所有类似的运输收费都是一样的，无论货主是哪国人士。(38)在收到威尔斯的反驳信件后，《广州纪事报》编者斯雷德(John Slade)又表示，希望对方在信上签署“真实”姓名，即怀疑该信签名的真实性，并认为无威尔斯其人，这个名字是“所有在澳门的美国人的共同产物”，意即美国人集体参与了这场关于英、美两国人士之间的论战。这一说法被威尔斯揪住，对其进行谴责和嘲讽。威尔斯还就其致《广州纪事报》的信件和便条，频频到报社索要副本。这些令斯雷德恼羞成怒，刊登答复，咒骂威尔斯的行为“太像一个恶棍了”(39)。当林则徐因故对美国商船进行一定的限制，而美国领事请求林则徐宽宥时，《广州纪事报》就加以嘲讽，说美国人是自作自受，甘愿将自己的船只“置于广东省政府的控制之下”(40)。当《中国丛报》在1840年初继续批评鸦片贸易之际，《广州纪事报》则数次刊登关于美国奴隶制的文章。不难看出，编者是要以此显示，在道德方面，仍然维持奴隶制的美国人并无批评热衷于贩卖鸦片的英国人的权利。

　　美国商人查尔斯·经于1840年1月在《中国丛报》发表了长达35页的论述中英关系和美国商人利益的文章，标题是《英中冲突的进程；美国人的立场》。详细回顾了1838年底以后，中英关系通过鸦片问题从冲突走向决裂的过程。他将问题分为23点，就1838年12月因义士贩烟事件、林则徐广州查禁鸦片、缴烟问题、从广州撤退问题、澳门驱逐问题、九龙中英初步武装冲突问题、虎门口外贸易问题等等，一一进行了说明，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与当时英人的观点符合，有些则与英人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的说法相参差，甚至相反。如他认为英人早已得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要来广州严禁鸦片；1836年清廷关于弛禁鸦片的讨论也不能成为鸦片商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英人指责林则徐没收鸦片，是因为他们以“欧洲模式”来看待问题，但“东方模式并不比西方模式更为严厉”，等等。英国人在缴出鸦片后集体撤离广州，也要求其他国家人士(主要是美国商人)撤出，查尔斯·经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审慎、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无辜者与有罪者搅和在一起，会使合法的贸易商承受巨大损失，迫使他们违反他们不敢公开违反的命令，最终摧毁了他们与商务监督之间的相互信任”。而“当英国人选择离开广州时，美国人决定留下，双方都作出了唯一合适的决策”。尽管他声明，美国人签署甘结进口贸易或许是个“错误”，但他表示，他将呼吁美国商人“恢复其正常贸易，并对中国政府采取更为合适的态度”。最后，他说，美国政府必将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态，但他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以和平为主，“在利用武力对付中国之前，必须尝试一切和平的方法”。(41)查尔斯·经的这篇长文，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华美国商人观点的集中体现。该文发表后，《广州周报》也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予以回应，对其文章中关于中英关系的23点内容逐一进行评论，重点则在回答或反对文章中与英人观点不一致的论点。(42)

　　1840年4月25日，美国代办领事(副领事)多喇那(W. Delano)因义律宣布将在6月1日对广州港进行封锁禁运，与11名美国商人向林则徐递交禀帖，要求“施恩早带船进口，早日开舱”，进行交易，以免损失，并表示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将保持中立，“为旁观之国，只旁观而已”。(43)林则徐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转谕多喇那等，不必顾虑英人的恫吓，表示对于愿意具结进口的外国船只，并无“故意耽搁”之事。(44)《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都发表了这两份文献的英译件。《广州纪事报》还在前面加了长篇评论，对美国人此举及其得到的答复加以嘲讽，对禀帖中所言美国为“旁观之国”的言论尤为不满。作者讥笑美国人在没有任何正式消息的情况下，仅根据“谣言”就提出这样的请求，又说美国人声称保持中立，在林则徐面前将自己与英国人区别开来的企图是可笑的。而且，美国人如此向林则徐求情，似乎忘记了他们和英国人一样，“在广州被当做囚犯一样监禁”，受到侮辱和威胁。作者还嘲笑，美国人的禀帖被林则徐“轻蔑地掷回”，并受到训斥，而禀帖所称的英国人将封锁广州港的这样有告密嫌疑的话，也不为林则徐所相信。作者预言，美国商人为在“与英国商人之间不义地划下界限”而递交“自私的禀帖”的行为，不会从林则徐和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好评。(45)对此，美国商人后来在《广州周报》发表文章进行了回击。(46)

　　对《广州纪事报》的上述指责，《广州周报》为美国商人进行了一些辩护。对此，《广州纪事报》发表专文，为自己的态度作了申辩和说明，指责美国商人为了利益而不惜向林则徐泄露英国的战略秘密。据这篇文章说，巴麦尊曾就对华关系问题向美国驻英公使递交了一份密件，其内容却“因某种未曾解释的原因泄露了出去”，“很可能广州的美国商人也得知了这些消息”，又在禀帖中泄漏。作者认为，美国人可以对英国政府的意图进行猜测，但不应将此意图捅给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官方，而且美国人还可能通过给行商的私信透露了同样内容。《广州周报》认为美国人并未告诉林则徐多少新东西，但《广州纪事报》认为，他们告诉了林则徐“英国武装力量将如何行动”。(47)此后，一位在禀帖上签名的美国商人写信给《广州纪事报》进行辩解。《广州纪事报》则再次刊发同题文章，继续就禀帖事件对美国人进行攻击。作者说，尽管他理解美国人在广州的贸易利益，而且“对美国商人并无不友好的感情”，但仍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行为对一些英国商人来说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作者重申，“我们最初反对的是禀帖所表现出的政策和利己动机”，而“现在反对的是”，禀帖“向一个友好国家的敌人泄露了它的意图”。(48)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远征军”终于在英国鸦片贩子的翘首盼望中来到中国海岸。21日，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伯麦(John Bremer)抵达，次日宣布封锁广州。(49)美国商人在禀帖中揭露，林则徐表示不信，而《广州纪事报》编者加以嘲笑的事，变成了现实。珠江口的封锁不仅成为英军侵略中国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而且对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商人利益造成了侵害，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他们联名写抗议信，指出英军的封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国际法和现存的条约，是非法的和没有先例的”。《广州纪事报》则对这几条指控进行了辩解。(50)英、美两国人士在言论上的对峙状态使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12月17日，该报又发表了一位美国人的来信，对“中国人伤害我们的头而(《广州纪事报》)编者踩我们的脚”的局面感到痛心，强调英美在华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依靠的“情谊”。他还列举了英、美人士的家庭互相支持的例子。(51)

　　英、美商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各自媒体的论战，只是鸦片战争期间的一个插曲，但这一插曲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关系的复杂性。

　　三、对战争与谈判的态度

　　鸦片战争期间，澳门的英文报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中国丛报》的特色在于刊登大量的原始文献(包括中文文献的译文)，并对战争期间的重要事件进行详尽报道(约70余篇文章)，专门的评论文章则数量较少。但它往往在报道时对事件作出自己的评论，其大致倾向是越来越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对中国的态度则从开始的同情走向越来越深的敌意。《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发挥了发行周期较短的优势，对整个战争以及谈判的过程尽可能进行及时报道，同时也大量刊载中英双方的文献。由于其英国背景，这两份报纸都在此期间就重要问题发表了大量评论，继续反映英国商人群体的利益和愿望。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英文媒体主要关注的内容就是持续了两年有余的鸦片战争，以及在战前和战后发生的相关事件。它们呼吁并支持对华战争，对林则徐禁烟政策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对清政府的几度抵抗同样进行敌意的评论，并为英军取得的军事胜利而欢呼。

　　鸦片战争的爆发，当然被澳门的英文报刊当做头等大事，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几乎全部版面。这些早已渴望看到英国武力在中国大展其威的媒体，为“远征军”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胜利”而喝彩。在今天看来，这些即时的、跟踪战争进程的报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媒体对于这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的关注程度，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供后人研究。这些报刊大量刊登的与鸦片战争相关的第一手原始文献，可以为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的进程打开一个独特的窗口。除对战事的动态作尽快报道外，有些内容是与英国侵略军的军事进程相配合的。例如，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这些报刊已经热烈地讨论对华战略问题，而中国沿海岛屿的状况则成为关注焦点之一。正如《广州周报》在报道中所说，“最近，黄海和其他海域的岛屿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此外，讨论还表明，我们对这些岛屿几乎一无所知”。故该报对中国沿海岛屿的情况作了粗略的介绍。(52)在英人讨论封锁珠江口后，英军的目标指向中国东南和东部沿海。《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和《中国丛报》在1840年6月下旬都竞相刊登有关宁波、舟山、定海等地情况介绍的文章，显然了解到那里是英军的战略目标所在。而当英军占领舟山、计划继续北上后，这些报刊又将目光投向长江下游、渤海湾(时称“北直隶湾”)，详细介绍这些地区的情况。同样，英军攻打厦门以及上海、镇江等地时，这些地区的情况亦成为关注的对象。这里难以一一叙述。

　　6月27日，在伯麦宣布封锁珠江后不久，《广州周报》编者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将迫使中国签订的条约。文章写道，令中国“骄傲的统治者”放弃限制对外交往的排外政策的时机已经来到，应该讨论一下，英国的军事行动不仅为英国，而且为“所有的西方国家”，从中国人那里谋取什么利益。英国人“正在进行的事业，不仅是英格兰，而且是所有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利益之所在。欧洲和美洲的利益同样深远，而且我们毫不怀疑，整个文明世界都将支持并希望现在的远征获得成功，因为它的目标是让英国人正义地指出的所受冤情得到昭雪，并为未来的贸易取得安全和尊严的保障”。(53)编者在文章末尾说，鉴于此问题的重大影响，“请读者使用我们的栏目，诚邀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就此问题交流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对华贸易，以及由此而来的丰富经验，他们中很多人将能为拟订一个中英商约贡献意见”(54)。此后，的确有人参与了此问题的讨论。(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