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11月8日，以英国散商商行查顿·马地臣行(Jardine, Matheson & Co.)为背景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在广州发行。到1830年代，依托在华西人群体，又相继有《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5)等在广州创刊发行。此外，还有一些短期发行的西人连续出版物也出现在广州口岸。在1839年春中英关系破裂后，除在1833年停刊的《中国信使报》外，上述报刊迁往澳门继续发行。这些英文报刊成为来华西人群体的舆论喉舌，与印度、南洋等地的西人报刊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声势的舆论空间，代表着西方势力在东方世界的声音，影响广泛，及于欧美各国及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1830年代，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对华关系的文章，在鸦片危机前就已逐渐制造出对华军事威慑乃至发动对华战争的舆论。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有专文论述。本文将考察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开始至《南京条约》签订期间，以上报刊关于中西关系的舆论，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利益集团与中英战争、中英谈判之关系。

　　一、对中英冲突和对华战争的鼓动

　　《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报刊背后最大的利益群体是在华英国商人集团。1839年的禁烟运动，引起他们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其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对鸦片危机的反应　林则徐缴烟之际，在华英商报纸一面用最激烈的语言诅咒林及中国政府，一面把该事件当做“永久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机会。3月12日林则徐发出缴烟令后不久，《广州纪事报》就以威胁性的口吻说：“让中国政府行动吧——让他们迈出第一步”。当天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也说，“危机正在临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问题，即作为他们未来商业行为之基础的条件，必须要解决”。①在林则徐严令之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主持上缴了两万余箱鸦片。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将这些鸦片销毁。声称遭到“重大损失”的英商，更起劲地敦促英政府立即行动。

　　1839年5月23日，以著名鸦片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林赛(H. H. Lindsay)领衔的数十名英商和巴斯商人上书英国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就林则徐停止贸易、包围商馆、强令缴烟、迫签甘结等“侵略行为”，向巴麦尊提出“控诉”。他们在函件中重点就其从事鸦片贸易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利禁止鸦片贸易”，但认为相关法令“从未被中华帝国的官员当做规章来执行”，这些官员热衷于收受贿赂，充当违背禁令的“共谋”，故鸦片商人“有充分理由质疑中国政府制止鸦片输入的诚意”；在此情况下，突然让他们无条件地缴出库存的并不属于他们个人的鸦片，这是“外国人难以遵从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官员也不应以死刑相威胁。颠地等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承认对被没收鸦片的赔偿，并以此为契机，将鸦片问题的解决与对华关系结合起来处理，“以免将来再次出现类似的、或更为严重的暴行”。他们宣称，“对华关系的重大改变是绝对必须的；在一个我们的人身和财产由变化莫测的腐败政府任意摆布的国家里，英国(对华)贸易是无法安全进行的，更无法走向繁荣”，因此，必须获得“安全与永久的基础”。②9月，颠地等人再次上书巴麦尊，就5月上书后英人在澳门所受到的中国当局的“压迫”，陈诉10条“冤屈”，催促英国政府加快对华军事入侵的步伐。③在此期间，英国政府还收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此类上书，包括巴斯鸦片贩子、印度孟买的英商商会、英国各大城市的商会、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等商人机构的上书等。至于英商报纸对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政策的抨击，有关对华战争的叫嚣，真可谓连篇累牍。④这些言论都在英商报纸上全文刊登，形成了渴望战争的舆论氛围。这几份报纸不仅对中国的事态进行密集报道，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英国国内。英国政府决定发动对华战争的重要消息，很快在这些报纸上刊登出来。1840年春，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进行辩论，执政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较量。从事鸦片贸易的来华英商给予力主发动战争的巴麦尊及辉格党以狂热的支持。他们所办的报纸则设法将在万里之外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文献尽早刊登。离开广州后又被驱逐出澳门的英国商人们大多没有离开，他们在等待英国政府的战争决定以及他们已经料定的胜利。“天朝必须屈服，或者崩溃”⑤，《广州周报》的这句断言，代表了来华英商对中英关系未来的基本看法。

　　1839年春天的鸦片危机之后，在广州的外国人相继于5月，或是不久之后，撤离广州商馆区。几家英文报刊也随之迁到澳门，在短暂中断后继续发行。是年9月，林则徐将以义律为首的英国人驱逐出澳门，但这几家英文报刊在鸦片战争期间，却继续留在澳门，基本上按时出版发行，继续就英商的鸦片利益和对华战争问题制造舆论。

　　2.关于鸦片赔偿问题　这些报刊在鸦片危机后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英美鸦片贩子因上缴鸦片而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它们刊登了大量的报道、评论以及形形色色的鸦片贩子申诉书，营造索取鸦片烟价的舆论氛围。1839年5月23日颠地、林赛等上书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取得鸦片赔偿。在此期间，印度的一些英人报纸对中国局势发表评论，批评义律在鸦片危机爆发时所采取的缴烟措施，并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对被收缴的鸦片作出赔偿。《广州周报》为此发表评论，对印度报纸的观点进行了责难和攻击，并为义律的行为和英国在华鸦片商的利益作了长篇辩护。⑥1840年3月，英国政府拒绝赔偿义律收缴的鸦片，《广州纪事报》的评论显得极为恼火。据该报的消息，“财政部的大人们拒绝兑付义律上校签发的票据，这在伦敦引起了普遍的惊讶；而政府不必要地主动提出的‘陛下政府不反对议会对赔付鸦片问题进行一项表决’的消息，在中国和印度所引起的惊奇和失望并不比前者更小”，因为议会支持赔偿的可能性很小。该报文章写道，据说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William Lamb Melbourne)对有关鸦片赔偿的要求“发笑”。果真如此的话，“他就是在笑自己亲手做的事情”，因为命令缴烟的义律就是墨尔本的辉格党政府任命的；而且，义律从1838年底起，多次严重警告英国政府鸦片危机即将到来，但“英国和印度政府不仅对此保持沉默，而且他们还敦促将鸦片产量扩到极致。那么，英国和印度政府不就是公开而非默默地鼓励鸦片贸易了吗”？既然如此，它就应该负责为它的驻华商务监督收缴的鸦片进行赔偿，或是为鸦片贩子取得补偿。⑦

　　甚至在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义律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后，对因英国政府拒绝赔偿鸦片价值而对义律在缴烟问题上所作所为的批评，仍然是英人报刊的主题之一。仍将赔偿问题保留在读者的视野之内，显示了鸦片利益集团对其切身利益的关注程度。以《广州纪事报》为例，1840年7月7日，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一篇关于义律与缴烟问题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整整3版的英国著名鸦片贸易辩护者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的题为《鸦片问题》的评介文章。⑧14日，该报又将一些相关文献集中发表。9月8、15日，有关鸦片赔偿问题的英国议会听证记录，出现在《广州纪事报》上。9月22、29日，该报又发表对义律于1839年11月28日就收缴鸦片问题写给巴麦尊信的评论，主要讨论的依然是义律对权力的逾越和英国政府的责任。在1840年6月29日的议会辩论中，外相巴麦尊再次表示，英国政府不能承担赔偿烟价之责。该报在10月13日再次刊登长篇评论，对英国政府进行指责。指出，“自1800年以来，由于她在中国和印度商人的劳作和资本，大英帝国通过鸦片所得到的纯利润至少有4700万英镑，而且应当记住，这个数目是由那些消费者支付的”；“如果没有鸦片商的帮助，或者说没有鸦片贸易的利润，英国臣民就要纳税以弥补这一数目，那样的话，印度的实际状况将会怎样？”“现在考虑这些情况，大臣们拒绝赔付鸦片烟价是极为不义的”。⑨《广州周报》同样就英国政府拒赔英商所缴鸦片发表了大量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有一篇文章从中、英两国政策和英国法律的角度，论证英人贩烟的合法性。作者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地引用瑞士法学家滑达尔(M. de Vattel)《国际法》的片段，来为英国鸦片商的行为辩护。他认为英国政府职责有二：“第一，政府有责任保护所有从事合法事业的臣民；第二，政府有责任为其臣民因受不义的错待而遭到的弊害取得赔偿”⑩。该报还发表了多篇类似的评论文章，观点亦与《广州纪事报》的文章相同。

　　除登载大量类似言论外，英人报纸还刊登一些印度和英国国内的相关文献，引为奥援。7月23日，《广州纪事报》登载了孟买英国商人给英国枢密院的请愿书，以及孟买商会给英国各地的中国与东印度协会的公开信，呼吁英国政府赔偿在华商人上缴给义律的鸦片，并采取措施“保护”对华贸易。同日，该报还刊登一封孟加拉商人写给当地报纸的来信，对义律收缴鸦片之事作出评论，鼓吹向中国政府索偿。(11)9月，再次刊登这位商人于5月29日写给Bengal Hurkaru的长信，反复说明英国政府有为上缴鸦片提供赔偿的责任。(12)9月28日，《广州周报》登载了孟买10名巴斯商人在6月10日致英印总督奥克兰(Lord Auckland)的信，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赔偿因缴烟而造成的损失。(13)10月1日，《广州纪事报》刊登了加尔各答英国商人在7月12日写给英国政府的内容相似的申诉书，以及几封读者来信。1840年1月18日，《广州周报》发表占两个整版多的署名“一位长期中国居民”致英国银行家、英格兰银行总监帕尔默(John Horsley Palmer)的信，就鸦片贸易进行了系统的辩护。(14)4月18日，该报又转载《加尔各答信使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反驳美国商人查尔斯·经(Charles King)在一本小册子中，有关“中国政府监禁英国商人是完全正当的，而英国鸦片商向英国政府索取赔偿是不存在合适理由的”的言论。(15)4月21日，《广州纪事报》全文发表了孟买商会主席斯金纳的一封公开信，其中也谈到鸦片赔偿问题。同时还有一封匿名的《致所有团体》的很长的公开信，就对华贸易以及鸦片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鸦片赔偿。(16)这两份长篇文献的主旨相同。虽然该报的编者并非同意其中所有的观点和建议，但对他们主张的对华强硬的调门和为上缴的鸦片索取赔偿的呼吁，显然是很满意的。7月18日、8月4日，《广州周报》都登载了英国议会的讨论情况。11月3日和10日，《广州纪事报》以一整版有余的篇幅，转载原刊于爱丁堡《黑木杂志》(Blackwood Magazine)的一篇题为《鸦片与中国问题》的长文。11月3日、17日和24日，12月1日、8日，该报还将英国议会举行的关于鸦片赔偿问题的听证纪录，以及议会辩论的纪录择要发表。此后直至《南京条约》解决鸦片赔偿问题之时，英国国内及印度的鸦片利益集团的相关文献，都经常出现在澳门(后迁往香港)的英文报刊之上，形成鼓吹赔偿鸦片价值和对华采取行动的舆论。

　　1842年3月17日，在决心向中国索取烟价的背景下，英国议会就鸦片问题召开会议。曾在广州贩卖鸦片的林赛首先提出，在1841年5月义律向广东当局逼取的“赎城费”数目内向英国商人赔偿烟价。此议为众多议员所赞成。原本坚持反对由英国政府赔偿烟价的外相巴麦尊也改口说，政府应该“接受这种请求”。(17)《广州纪事报》为此刊发号外，对英国国内报章有关这次议会辩论情况的报道加以摘载。稍后，该报又报道说，巴麦尊说过：“对华军事远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英国商人向中国政府官员上缴财产而遭受的损失取得赔偿”(18)。鸦片商人透过他们的喉舌，开始看到了赔偿的希望。

　　3.关于对华战争的言论　林则徐在1839年3月包围商馆而迫使鸦片贩子屈服，在广州英文媒体中引起一片喧嚣，纷纷指责林则徐“不守信用”、“粗暴”，使外国人遭受“屈辱”，采取“敌视所有的外国人”的“不义”政策，等等。在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海岸前，两份英商报纸刊登了大量敌视中国的言论。《中国丛报》作为美国传教士所办刊物，虽然没有公开鼓吹武力，但对林则徐的措施也有诸多微词。裨治文(E. C. Bridgman)等传教士从原来的反鸦片、反战的立场，逐渐滑向支持“惩罚”中国的立场。(19)裨治文在1840年1月为《中国丛报》所写的评论中说，鸦片的确在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和道德，而中国人也试图终结这种邪恶的事物，“但是现在，这个目的可以达到吗？谁将制止这种贸易？迄今为止为此进行的努力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几乎摧毁了所有外国与这个国家的贸易，而且造成了将这个国家卷入战争的灾难的威胁”(20)。他的矛头无疑也是指向中国。

　　英人退出广州到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1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媒体密切关注时局演变的同时，继续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越来越激烈的议论，抨击林则徐对英人的政策。其中，《广州纪事报》将对华敌意表露得最为明显。1839年5月，该报将英国鸦片贩子戈登(G. J. Gordon)写于1835年的《致大不列颠人民的信》重新摘要刊登，重点突出其“远征中国的12条目标”(21)。《广州周报》6月1日转载了《泰晤士报》上署名“一个番鬼”的来信，信中对1838年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率领英国战船来华“没有让中国人害怕”感到遗憾，认为新一轮冲突必将使贸易停顿，从而使商人和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受到损失。(22)《广州周报》编者莫勒(Edmund Moller)声称，他既非英国人，亦非美国人，“将努力保持不偏不倚，在此讨论中，不受派别和民族感情或偏见之影响”；“我们既不是英国人的报纸，也不是美国人的报纸，我们所要捍卫的是所有来华外国人的利益，我们急于忠实地履行这一职责”(23)。但实际上该报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说话。它在随后的评论中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归咎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缺陷、地方政府执法的失败以及中国鸦片贩子的走私行为，最后，归咎于中国政府的腐败。(24)这些话虽然没有错，但作者的目的显然是为英美鸦片贩子的罪孽开脱。1839年8月10日，该报又转载《印度之友报》的一篇文章，开头就说，“走入了危机的英中关系需要英国内阁动用其所有的智慧和胆量，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被置于一个安全和平等的基础之上，还是听任一个狂暴的野蛮政府的摆布，取决于现在它要作出的决定”。并声称中国有权“根绝一种不道德的走私，将国家从一种巨大的邪恶中拯救出来”，但所采用的手段令英国不能容忍。(25)

　　1839年10月，《广州纪事报》发表文章，策划如何进攻虎门、台湾、厦门等地，并讨论如何用中国的“纹银、丝绸和茶叶”来赔偿英国人的“所有损失”。(26)而《广州周报》的一篇占将近两整版的文章，详细讨论英国对华“远征”的战略问题，就从印度经过陆路进攻、从海上进攻、封锁中国港口和占领中国沿海岛屿等几种方式进行考察，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占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的河流出海口附近的岛屿，称这样能在给中国人以教训的同时，还能在将来“维持友好的关系”，以有利于开展贸易。(27)12月14日，该报又发表同一作者的另一封长信，继续讨论对华关系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占领岛屿战略的同时，又强调英人所遭受的“伤害”必须得到“昭雪”，至少要实现5点要求：中国皇帝放弃对英国君主的优越姿态；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对义律和英国商人，就“暴力的和不义的”围困广州商馆事件道歉；林则徐和邓廷桢还要为将英人逐出澳门道歉；就近期在九龙附近攻击英国船只作出说明；中国政府须满足所有英国人提出的赔偿要求。(2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义律在撤离广州商馆后，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性的措施使中英关系陷入持续恶化的状态，但这些报纸却一直对他加以指责。在多数场合下，它们批评的调门是，义律的对华态度还不够强硬。甚至在义律与英军司令懿律率军北上后，澳门的报纸还在对义律几乎每一个行动进行指责，并且揪住他在1839年之前的历次行动不放。这不仅因为英商群体与这位商务监督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宿怨，而且因为义律收缴鸦片后，却无法使英国政府同意对这些鸦片立即作出赔偿。(29)此外，媒体表现出来对义律的怨愤，还因为义律自1839年9月开始，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指示的情况下，实行的对广州和珠江口的封锁和禁运措施，使英国商人无法交易，从而使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当时，有些英国商船跟随“远征军”到中国沿海地区贸易，但大部分英国商船还停留在珠江口附近的水域。1840年12月1日，有人在《广州纪事报》上刊登了义律的“非法行动清单”9条，其中6条涉及禁运和阻止贸易，其余3条则是义律和英商之间关于司法等问题的争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