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克拉夫茨及其领导下的万国改良会感到无计可施之时，他的同盟军，曾联手成功阻止菲律宾鸦片专卖制度推行的美国驻菲律宾主教查尔斯·勃兰特(Charles Brent，1862-1929)的建议，直接推动了国际禁毒运动的展开。(42)

　　1906年7月24日，勃兰特主教从马尼拉致信罗斯福总统：“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的经历让我相信，努力来确保国际行动意义重大。追溯到美国同远东地区的外交关系，美国同鸦片贸易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因此，现在我们有责任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问题，进而敦促与鸦片贸易和使用相关联的所有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一行动。”“为何我们不希望在科学和实践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英国、法国、荷兰、中国和日本应各自参加。中国人唯一希望的是实际的行动。”(43)

　　这一提议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广泛兴趣。国务院发现了一条既能解决“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在菲律宾面临的鸦片问题，又能迎合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需要的捷径。(44)

　　9月27日，代理国务卿阿尔维·阿迪(Alvey A.Adee)通知美国驻英国大使怀特劳·里德(Whitelaw Reid)和驻日本大使卢克·赖特(Luke E.Wright)，要求他们认真考虑勃兰特主教致总统的信件。阿迪指出，尽管美国在鸦片问题上一直同中国“保持清白”，鸦片贸易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美国既没有生产者、运输者、消费者也没有销售者，它根本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前提，没有资格要求任何的关于鸦片问题的正式发言。但是，现在同以前相比，在中国与鸦片罪恶的斗争更为激烈，而且更有希望。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日本参加，来共同调查鸦片问题，将会进一步强化在中国人自己当中迅速增强的反对鸦片的意识。同时，必须确保，如果要求中国政府参加国际会议，尽管目的是管理鸦片贸易，但中国也应提前作出承诺，真正采取严厉措施阻止鸦片种植在中国本土上的扩散。而且，罗斯福总统对勃兰特主教的建议印象深刻，总统认为，由拥有势力范围和直接利益的主要大国，如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中国和日本来参加，调查远东地区鸦片贸易和鸦片成瘾的科学和物质基础，这样一个全面的和公正的调查将产生有用的和有益的结果。另外，鉴于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鸦片贸易，而日本在远东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及它还是美国菲律宾势力范围的最近的邻邦。因此，国务院采取行动之时，阿迪先指令美国驻英国和日本的大使，要求他们尽快同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进行接触，就此问题展开讨论。(45)

　　同期，万国改良会也希望“派人到处演说世界上一切之利弊，运动改良万国中未备之律法”。10月3日，万国改良会已经获悉罗斯福总统准备采取行动的“大好消息”。翌日，即克拉夫茨开始其为期14个月的“欧洲、亚洲、澳洲和美洲”四洲之行(46)前的一小时，他专门拜会了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鲁特向他明确表示，“我支持您，该届政府也支持您的两项提议：关于中国的鸦片以及野蛮民族的酒精，它们都是文明的耻辱。我的职责是外交，你的职责是宣传鼓动。我今天早上见过总统，我们已经决定复兴海约翰国务卿的提议”，即英国政府应同美国一道，向其他文明国家提出一项条约。但鲁特也表示；“我们曾经提出类似的提议。是英国动议的，我们必须等待。”尽管英国新一届自由党政府，相对友善，道德进步，但也“非常不愿意重新恢复已经被埋藏在英国外交部的鸽巢小洞中的项目”。国务卿的表白显而易见，克拉夫茨非官方的四洲之行得到了官方的强有力支持。(47)

　　克拉夫茨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希望利用10月16日召开的讨论非洲国家酒精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推动国际社会把管制对象由酒精扩展到鸦片问题。他一方面向各国代表宣讲“伟大美国人的请愿书”——《致所有文明国家》，另一方面借助欧洲各大媒体和公众舆论，敦促政治家们采取行动，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部。他宣称：“我们这一战斗已经获得了支持，包括我们总统、参议院和人民。我们希望英帝国的政府和人民能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我们达成所愿——我们相信我们能——世界将与我们同行。”“我们期望的是普遍接受我们的提议，其后美国同英国准备条约，并提交给世界其他列强。”(48)这一提议随后还提交给日本和其他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10月16日，美国驻比利时公使、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亨利·威尔逊(Henry L.Wilson)致信会议主席，敦促会议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原住民免遭酒类和鸦片的危害，克拉夫茨起草的《国际社会联合限制酒类和鸦片在原住民中贸易备忘录》随信被一同提交会议主席。(49)

　　万国改良会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同盟军的积极支持。10月18日，三年一次的世界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会议在波士顿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罗斯福总统和鲁特国务卿重启麦金莱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的建议，敦促英国和美国团结一致向其他国家建议，通过一项条约禁止向未开化民族出售鸦片和酒类。决议一经通过，大会负责人即以电报的方式通知正在布鲁塞尔参加会议的克拉夫茨，以示支持。(50)同时，媒体不仅支持和赞誉克拉夫茨的工作，而且指责欧洲各国行动迟缓。克拉夫茨“一直热心地推动敦促美国政府来帮助确保一项普遍条约的通过，以禁止致醉酒精和鸦片向所有未开化民族的出售。这是多么的合理和正确的，为何其他所有的基督教政府对此熟视无睹，真是不可思议”(51)。

　　鉴于此，克拉夫茨回到伦敦之后，开始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唤醒英国人民”上，他在英国的主要城市进行了为期5周的演讲，游说英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克拉夫茨注意到，他的整个欧洲之行，显示欧洲官方对美国是非常友善的，特别是对罗斯福总统，他已经成为“国际名人”(an international man)，属于整个世界，到处受到欢迎。(52)随后，克拉夫茨又到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游说，他预见，英国和美国将成为下一次世界进步的“前节距”(the front span)。(53)

　　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推动和万国改良会的民间游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态势。时至11月7日，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准备参加美国提议的会议，22日，英国外交部进一步确认，英国政府愿意同其他国家参加调查，同时希望调查能扩展到中国的鸦片生产和外国鸦片的进口。是日，日本政府也表示愿意参加调查，建议采取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同时要确保中国有诚意的合作；因为，他们担心更为危险的是中国政府限制鸦片进口之后，中国却抵挡不了更大范围种植鸦片的诱惑。(54)同期，国务院也已经向美国驻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交机构发出了指令，征询三国是否愿意参加关于鸦片问题的会议。(55)

　　1907年4月15日至5月27日，克拉夫茨又相继到日本、朝鲜和中国的主要城市，共完成了一系列的33次的演讲。这些演讲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听众，包括日本外相林董、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政界元老大隈重信、中国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及中国外务部部分官员，呼吁日本同中国在美国提议的世界条约下展开合作。(56)

　　是年7月，荷兰、德国、法国和中国也都相继同意派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的调查，但因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反对，联合行动最终被定为委员会级而不是国际会议级。(57)随后，各参加国又进一步商定会期和地点，并最终确定“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于1909年2月1日在中国的上海召开。

　　其间，为了更方便开展工作，万国改良会特别派遣丁义华(Edward W.Thwing)(58)作为负责“东方事务的干事”(Oriental Secretary)到中国，敦促会议采取实际行动，加速消除全世界的鸦片贸易。1908年，丁义华在天津组建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59)1909年1月下旬，丁义华抵沪，同时定于初六、七、八晚（即27、28、29日）在美租界武昌路仁德里明德学堂演说禁烟问题。(60)

　　2月1日至26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烟大计。会议最终通过九项决议案，虽然这些决议案仅是建议性的，而非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然此会议，实开国际协作禁烟之端，而其决议九条，亦为日后《海牙鸦片公约》之蓝本”。(61)而且，诚如罗斯福总统言，“这一国际项目的伟大目标是考虑到人类的福祉高于一切，是现代文明最好的和国际良好意愿和合作的榜样”(62)。

　　四、结语

　　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始，传教士站到了希望停止鸦片贸易的最前线(63)。到20世纪初，万国改良会和其同盟军的活动进一步把这一运动具体化，其间，克拉夫茨牧师、丁义华牧师和勃兰特主教是最为积极地推动者。(64)

　　以万国改良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团体积极地组织、动员和宣传，努力把鸦片逐出传教之地。它在民众、传教士和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扮演着“传导器”的角色，即把民众和传教士反鸦片的观念传导给政府，代表“民意”来向政府施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运作；与此同时，直接发挥政治杠杆的作用，动用分散各国的反鸦片传教士团体，把反鸦片的观念普遍化，并敦促政府把其转化为政治行动和国际联合行动。最终成功推动1909年万国禁烟会的召开，开创了通过国际行动来解决鸦片问题的先河。(65)而且，诚如万国改良会地区干事(Field Secretary)格雷格(A.S.Gregg)希望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将对东方的道德、市场和传教活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66)。

　　诚然，万国改良会的游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效用，其游说的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把鸦片视为一个道德问题，视为传教活动的最大障碍，而且还把鸦片问题视为商业和经济问题，同时巧妙地利用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战略博弈，推动美英两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禁毒合作，争做“受欢迎的国家”，进而实现其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新秩序中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时期，美国推行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虽得到了列强名义上的赞同和支持，然而在实际的推动过程中却屡次受挫。而日俄战争更是极大地改变了远东的国际关系格局。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拒绝把中国东北向列强开放，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膨胀，逐步成为美国、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主要威胁，更加剧了列强在中国的竞争。其中，随着美国政府极力地谋求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和态度的日渐强硬，美国政府在续修商约和华工问题的独断专行，致使中美关系不断恶化，最终酿成1905年中国民众自发的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为改善两国关系，同意以反对鸦片贸易为突破口，确保美国在华利益。或正因如此，斯坦的研究指出，“没有传教士，非医学目的的鸦片使用不会成为社会问题，而没有中美关系的恶化，它也不会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国际社会问题”(67)。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中国解决鸦片问题还有助于美国的长远目标：改变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使英国逊色，支持中国对抗“欧洲堡垒”。(68)

　　与此同时，英国支持下的印度向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与日本在中国台湾推行的鸦片专卖制度、俄国在中国东北支持限制鸦片贸易的政策，以及美国积极倡导的国际禁毒合作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成为了英国赢得中国人支持和投资中国铁路机会的有力竞争者，为此，1906-1910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John N.Jordan)常抱怨，他每天所要面临的实际困难就是寻求中国人的支持，同其他列强竞争，特别是同美国的竞争，在美国同北京政府协商巨额的贷款项目中，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行动被自觉地视为条件之一。(69)这样，英国必须调整政策，同意和支持美国的提议，限制向中国出口鸦片。

　　万国改良会正是成功地利用了列强在华战略利益的竞争，推动了以“万国禁烟会”为平台的国际禁毒合作；同时，这一会议的召开也进一步彰显了列强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影响力的微妙变化，预示着列强力量的分化组合与此消彼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剧了欧洲列强在远东影响的衰变，与此相反，日本在战后不仅成为了政治强国，而且成为中国毒品市场上的主要供应国。(70)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也因鸦片而变得同19世纪大为不同。(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