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府总部外，一个色彩鲜艳的痰盂内摆放着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特写照片；随即，照片被浇上象征“尿液”的黄糖水，有人更上前贴上“曾荫权：我要验好你笃尿”的醒目标签——这是香港中学生联会、青年联社等组织11月8日中午发起的“反对校园自愿验毒计划”游行中的一幕。

　　游行事缘是扰攘香港社会良久的青少年滥药问题及校园验毒计划。显然围绕此事的冲突已非第一次在港爆发，但随着验毒试行计划12月将在大埔区23间中学推行，民主自由言论与管制改革的交锋又被推上了一个新高潮。

　　毒祸阴云

　　已经在香港明爱黄耀南中心接受了3个月戒毒疗程的嘉东并不太了解近数月以来香港社会因他们的滥药问题而起了多少风波。因为在这里，除了偶尔看看电视新闻外，他每周只能和外界通一次电话，且通话全程须在黄耀南中心工作人员的监控下进行。

　　在进入黄耀南中心前，这个刚满18岁的少年已有4年滥药史：最初是在同学和朋友的引诱下吸食大麻，逐渐成瘾；后来，俗称“K仔”的氯胺酮在青少年当中流行起来，他也紧随潮流，开始“索K”（用鼻腔吸入氯胺酮粉末）。

　　嘉东形容“索K”后的感觉，就像进入了游戏里的世界，有如灵魂出窍，眼前闪动着迷幻的色彩——这种感觉令他着迷。

　　一开始，他不需要花钱购买大麻，因为只要一出来玩，就会有朋友拿出来分享。后来，滥药的瘾头越来越大，朋友也不再无偿提供毒品了，他就开始自己当“拆家”，以贩毒养毒。

　　说起这些的时候，嘉东显得有点无所谓。虽然在黄耀南中心接受辅导时知道了滥药的危害，但从中二、中三开始，身边玩得最要好的朋友几乎都有这个习惯。他并不感到太过愧疚。

　　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下称档案室）数据显示，过去10年，香港青少年滥药人数波动极大：曾从2000年的高峰4020人，下降至2004年的2186人，随后又回升至2006年的2549人；到2008年，全港21岁以下吸毒青少年人数突破3000人，其中约900人是学生。

　　但普遍认为，档案室仅依据已曝光个案数字所统计的数据，无法反映大量隐蔽滥药者的存在。若按每一个个案背后均有3个隐藏个案的规律计算，则截至去年，香港21岁以下青少年滥药者应有1.2万人以上，其中仅学生就有3000~4000人，数字更在今年以来继续攀升。

　　今年，有机构针对全港中学作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掷地有声——全港有23%的中学曾有学生吸毒，当中更不乏第一组别及英中名校。学生平均滥药年龄为14岁，最年幼的只有8岁。

　　渗透，无所不在

　　用“震惊”来形容香港社会对这个结果的反应一点都不夸张。

　　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石丹理对记者说：“如果仅从青少年滥药数字来说，现在其实还没有超过2000年的最高峰。但是，以前青少年吸毒，多在校外娱乐场所进行，如今校园内个案却急剧增加，而且大量学生成为毒品‘拆家’，毒祸向学校迅速蔓延尤其令人忧心。”

　　做了几年“K仔”拆家，嘉东从没考虑过货源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实在太容易到手了。“随便问几个跟黑社会相熟的同学就可以拿到；自己问黑社会成员拿也行，学校里面就有很多，全都纹了身，一眼就能认出来。”

　　黄耀南中心主任，曾任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张大卫告诉记者，香港黑社会大量向校园渗透的现象早已不是新闻，早年也多有海洛因、大麻等毒品通过黑社会社团成员流向学生群体。但在那个时候，毒品是比较严密地控制在黑社会手中的，社团外青少年参与贩毒为数较少，大约只有10%左右。

　　然而，自从由精神科药品氯胺酮所制作的“K仔”作为软性毒品开始在港泛滥，由于其获取原料容易、工艺简单，而且价格便宜和分拆方便，使这几年香港软性毒品分销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

　　做“K仔”“拆家”成本极低，拿出几百元就可以“做生意”，黑社会成员开始大批招徕“小拆家”代为拆货。嘉东说，他通常是自己买一大包，然后拆成小包卖给同学或者其他社会青年。如果一天能卖出几包，日均利润能达到数百元。有的“拆家”为了提高利润，还会在拆开的小包里掺杂其他形状气味相似的粉末。

　　“K仔”里最常见的杂质是玻璃粉，它可以划破鼻腔内毛细血管，使吸入粉末直接进入血液，增加刺激性。这样一来，用者不但不会察觉药品纯度不足，反而会更加兴奋。

　　在黄耀南中心里，80%左右的滥药青少年都参与了“K仔”或其他毒品的拆卖。他们告诉张大卫，在学校里买“K仔”就跟叫外卖一样方便。“我估计以全港滥药的青少年计，约有50%曾参与毒品分销拆卖。”张大卫说。

　　校园验毒

　　自2000年滥药高峰期过后，香港政府对待青少年滥药问题从未如今年般高度紧张。

　　一方面，作为执法部门的香港警署首当其冲加班加点，全港各区隔三岔五就有针对娱乐场所的扫查行动；另一方面，从毒品源头上，政府各部门一直与广东公安、海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商讨打击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到内地吸毒及携带毒品返港问题的策略。

　　与此同时，香港青少年毒品问题专责小组（下称专责小组）主席、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及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更针对香港现行法例情况，提出立法允许强制验毒的建议，并推出“校园验毒计划”。

　　然而，正是这个计划的推出，意外地使香港社会对青少年滥药问题的关注开始集中到另一个焦点上去。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认为有必要推行校园验毒计划和建议立法强制验毒。”石丹理向记者解释。

　　首先，目前在青少年滥药者中最流行的“K仔”有着与传统毒品全然不同的特性。“它其实就是一小包粉末，倒在纸托上，悄悄从鼻腔吸进去就可以了，不用吞服，更不用打针，十分方便。”这意味着“索K”行为根本不受场所限制，晚上躲在房间，或下了课在教室悄悄“索”一点，老师和家长根本不会发现。

　　而且早期“索K”的人，外表不会明显憔悴消瘦，也没有传统毒品瘾发时的痛不欲生，除非是他们自己“不小心”暴露，又或者吸食时间太长，用量太大，药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已经表面化，否则很难将他们从普通青少年群体中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