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鉴于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行为的权力来源于禁毒法的授权规定，其实施戒毒措施的行为也系依法实施的行政职权行为，因而从监督对象角度看，即便存在外部监督的必要，其监督性质上也属于对于行政执法权的监督范畴。

　　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检察监督的理论及实证法依据

　　《禁毒法》实施以来，在禁毒战争中，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反映出不少制度层面的问题。由于国务院相关配套规范迟迟未能出台，业务主管部门大量的批复、规定充斥了强制隔离戒毒领域的半壁江山，《禁毒法》第四十一条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事项，在国务院的漠视之下，实际已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担当，但再授权立法的固有瑕疵以及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的越权立法问题和规章、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在以部门利益为主导的立法思路之下，与行政法治的诉求显得格格不入，更使得以教育、治疗为本的戒毒措施由于已经演变为“二劳教”而备受人权组织质疑。加快配套立法以求内部完善迫在眉睫，而常态化进行执法监督特别是创新外部监督机制更是势所必需。

　　（一）外部监督现状

　　在部分劳教所整体转变职能或增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的大背景下，虽然部分劳教所检察室实际担当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驻所检察工作，但检察权配置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

　　困境一法律依据的欠缺以某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系劳教所增挂牌子情形，截止目前，2009年三个月时间内，入所人员从无到有已达一千一百余人，劳动教养已无一人，派驻劳教所检察室由于受职责限制，加之已无劳教活动可言，检察监督方面无从下手。大胆探索之余，虽然劳教所检察室已经实际担负对于强制隔离教育、治疗活动的监督工作，法律依据的缺失问题以及流程制度方面的不甚明晰，使得法律监督的开展困难重重。

　　而就检察职能设置而言，“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检察权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出现，与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处于平行地位，从而不同于西方国家把检察权附属于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的政体结构[8].从检察权运行现状看，目前涉及行政活动的监督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对于行政诉讼的监督，一般多以抗诉方式进行且为事后监督；另一种方式则是对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中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情形的，依据行政机关移送的犯罪线索或相关主体的举报线索，进行的监督，这主要是刑事司法监督，且不涉及对于行政权力本体的监督；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对劳教决定执行的法律监督。但这几种监督方式中，第一种方式行使条件严格，对象指向司法活动，而非直接指向行政活动的正当性、合法性，对于行政执法本身而言其监督效果是间接的。第二种方式刑事司法监督是当前法律监督的主要手段，但从现有的规定如《关于加强查办危害土地资源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在查办渎职案件中加强协调配合建立案件移送制度的意见》《关于查处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的暂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制度的通知》等规定看，其监督方式对于行政活动本身也是间接的；而就检察机关对于行政权执行的直接监督方面，劳教所检察则是检察机关直接进行行政行为监督的典型范例，但问题在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被认为是检察机关享有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权法律依据。而高检院也颁发了《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六十八条也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工作，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且不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规范内容并不涉及劳动教养的执行活动；而从已失效的《劳动改造条例》对于劳动改造的规定看，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也存在差异，因此对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与对劳动教养活动的监督也截然有别，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劳教活动这种行政权执行活动进行过程监督在实在法层面仍然是不无探讨余地的。事实上，纵观我国法律，并不存在对于行政权进行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对于行政决定的执行进行检查监督的规定更是阙如。就戒毒措施执行而言，由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既不非犯罪伏法人员，也非劳教人员（按公安部批复并处劳教并同时执行的除外），而是接受行政强制治疗措施的行政相对人。至于戒毒治疗活动，既非刑罚的执行，也非劳动教养的执行，而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法进行公共行政管理，执行行政行为的活动。而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机关职能的原则性规定看，对于这种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显然是欠缺法律依据的。而立足对于条文本身的反面解释以及全文体系解释，也不难得知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本身并无监督权利。司法实践中，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察院抗诉的一系列批复来看，对于检察监督应有所限定也反映出司法共识。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的检察机关组织法曾规定，授权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够合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但1979年颁布的检察机关组织法删去了这一内容。而1954年宪法也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