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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专家—杜新忠记事 《中国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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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
罗琦 被遗忘的摇滚一姐
英雄人物介绍
2007-07-08 08:16:33 来自:华夏时报 作者:苏娅 阅读量:1

    ■13岁时,因为着迷霹雳舞,罗琦被勒令退学,然后还是因为霹雳舞,她又辞去了服装厂的工作,开始演出
  ■17岁时,她在北京成名,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
  ■18岁时,她与人发生争执,对方用碎酒瓶将她的左眼刺破。从此,一块纱布成了她的符号
  ■20岁时,她受人蛊惑,开始吸食海洛因;1997年,她毒瘾发作被带到派出所,一时间,全中国都知道了她的吸毒丑闻
  ■后来,她嫁了个德国老公,在国外过起了巨美的小女人生活,可是有一天陡然发现:失去自我了
  ■现在的她,重又站在了舞台上

  
  我一直对女人唱摇滚存有偏见,不说别的,光体力上就觉得够呛。以前曾跟着男生顺便听过罗琦的歌,就因为她是女人的缘故,我从没认真喜欢过她。包括去年开春,见到罗琦时,我也没把她当成什么星。
  那时,我刚来北京,还喜爱着北京的晚上,那些幻象般阑珊的灯火,让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机器里,渺小虚妄地飘荡着。正好那天罗琦对我说:“这些东西总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
  和罗琦不同,我们这样的人一向是咬着牙齿装乖的孩子,坐在课堂上都要背着手。可能也有过自己的小理想,比如偷抄《五人诗选》,偷听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曾经是我和小姐妹之间的重大秘密,那时候,我们红着脸地喜欢着这些东西。
  罗琦却是那种13岁就为自己做主的人,当然,我不会去设想“如果我13岁就能替自己做主会咋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有时我更相信冥冥中的安排。一位长辈也曾对我说:最好不要给自己做主,因为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自己的选择都会莫名其妙地改变方向。长辈们说过的话,大多被我忘记了,就像我会忘记自己给自己总结的很多人生经验那样。有时候,猛然想起一些话,仿佛生活已经不是真实的,只有这些话才真实地存在过一样。
  现在能想起来的不多的几句话都是我爸说的,他说:你要记住了,千万别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还说,每个女孩子年轻时都会有寄托的资本和机会,所以你要警惕。说的时候,他老人家额头青筋暴现。
  我发现,如果老天爷给人什么样的性格缺陷,也会顺便给他一种承担这些缺陷的能力。所以,不会再害怕寄托会成空。我相信,罗琦的经历一定不是最凄惨的,只是她经历得比我们多些、重些而已。
  那些罗琦的故事,那些我们的故事,似乎都被称量过,恰好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

  罗琦,1975年6月6日生于江西南昌,13岁离家独自闯荡。她拥有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一上台就拔G调,富有金属般的穿透力。
  17岁在北京成名,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由她担任主唱的“指南针”乐队迅速崛起。
  18岁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与人发生争执,对方用碎酒瓶将罗琦左眼刺破。翌日,左眼球摘除。从此,“一块纱布”成了罗琦的符号。
  19岁“指南针”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选择坚强》。歌曲《回来》等登上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
  20岁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快乐机器》,当那个“戴墨镜的坚强女孩”形象被人们所熟识的时候,受人蛊惑,罗琦开始吸食海洛因。
  1997年,罗琦在南京演出时毒瘾发作,被出租车司机带到派出所。一时间,全中国都知道了罗琦吸毒的丑闻。罗琦说:“我不知道歌迷们会怎么想,一想到再不能唱歌了,死的心都有。”那一年,她22岁。
  三个月的法定戒毒结束后,罗琦以旅游者的身份去了德国。到德国不到两个月,与德国人罗洋(丈夫随罗琦姓)结婚。罗琦回忆道:“那段小女人的生活,巨美。可是一天陡然发现:啊!失去自我了。”
  于是她立志从头开始,在德国杀出一条音乐的路后,罗琦回国,重新寻找自己的舞台。
  2004年,罗琦重新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那晚上,参加演出的净是周杰伦、朴树、韩红这样的一线明星。罗琦说:“那天我真害怕啊,怕谁还会认得我啊。”
  那晚她是发着抖唱出第一声的:“打开这深夜抚摸寒星光……”当她唱到高音部分的时候,听见了台下的掌声……

  自称双子座、AB型血、四重性格

  她斜背着个花挎包,穿条牛仔裙,粉绿衬衣,一头乱发,说:“你想问啥就问吧。不想回答的,我就照直说。”

  我和摄影记者在罗琦家楼下给她打电话,强烈要求她打扮得性感点来拍照。她答应着,收拾去了。
  10分钟左右,罗琦斜背着个花挎包,穿条牛仔裙,粉绿衬衣,一头乱发,脚下一双“三叶草”,人像安着个弹簧的样子走了过来。
  此前我们已经把一个穿黑衣服的成熟女人当成罗琦,冲着她喊了两遍名字,不见搭理,然后回身继续等。
  真罗琦来的时候,老远就摇着手和我们打招呼。“嘿嘿”一笑,春天来了。
  先问:“是什么星座的?”罗琦答:“双子座、AB型、四重性格。”再问:“这头发是真的吗?”罗琦答:“有真有假,自己猜吧。”数了数罗琦的裙子有六七层,头发有三层。说话间,罗琦把我们带到了她家附近的餐厅。一落座,就把手伸过来要名片。
  罗琦问:“是不是我说什么你们就写什么,然后再写些说话时我给你们的印象?”答:“没错,你很专业。”“眼睛的事情,戒毒的事情可以聊吗?”我问。罗琦说:“你想问啥就问吧,不想回答的,我就照直说。”
  罗琦告诉我,她13岁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唱《路灯下的小女孩》的时候,台下的人都乐了,把她当个小童星,那时正流行秀兰·邓波儿。对面的她笑着说着,嘴角闪出两个窝,依稀是20年前那个混在大人中间,在各式各样小城镇的小舞台上唱歌的小童星。
  “真快啊,像做了一场梦。”罗琦说。

  13岁,跟着草台班子四处走穴

  因为着迷“霹雳舞”,她被勒令退学,还是因为痴迷“霹雳舞”,她又辞去服装厂的工作,开始走穴演出,跳舞、唱歌……

  9岁那年,罗琦的父母离异。按照法院的判决,罗琦由母亲抚养,但其实她一直跟着外婆过。
  13岁的时候,因为迷上“霹雳舞”,成天用课本挡着,在课桌下研究那个“过电”的手势是怎么做出来的。学习成绩下降得很厉害,按照罗琦自己的说法就是“很快就成了个‘小坏头儿’”。校长劝罗琦退学,她就签字了。签字完毕才去跟母亲讲。母亲知道时,已经晚了,想:“闺女大了,总得会门手艺,讨口饭吃。”于是就将罗琦安排在自己工作的那家服装厂,罗琦干的活是负责缝袖子。
  没缝几天袖子,罗琦一想:“唉,我退学是为了跳‘霹雳舞’,要是退学就是为来缝袖子,岂不是亏大了?”然后,趁母亲放松了警惕,就“腾”一下逃跑了。那时有很多视罗琦为“榜样”的小伙伴,一致认为罗琦干的事情是他们想干而不敢干的,就罩着她,收留她带她回家住。罗琦母亲来问:“可见着我家小罗琦?”一律说:“没见着,没见着。”
  最后,母亲说:“行,那你转告罗琦,她赢了,叫她来见我。”“然后,我就光明正大地跳起了‘霹雳舞’。”罗琦说着,摇晃着肩,比了个蒙古族舞蹈里摔跤的动作,“小坏头儿”的模样立刻活现出来。
  不久,罗琦小学时的小班长,介绍她去一个走穴的演出队。从此罗琦跟着这个草台班子,从南昌坐公交车再转乘小巴士,去到了一个小县城,安营扎寨开演。一天就3块钱,一个月后,见到白米饭就咽口水。
  跳了几天“霹雳舞”,罗琦觉得唱歌的人更神气,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台口学别人怎么唱。终于,那天,那个歌星病了,罗琦就去找团长说自己也可以唱。就这样,她发着抖站到了舞台上,对着话筒唱了生平第一支歌《路灯下的小女孩》。

  16岁攒钱到北京,自荐唱摇滚

  罗琦冷不丁听到了邦·乔维,一下就爱上了摇滚乐,然后就一门心思攒钱到了北京,还毛遂自荐找到了崔健的经纪人。
  后来,罗琦跟着两个朋友到了福建,在各式各样的歌舞厅里唱歌,慢慢地感到了心慌。
  一想到每一天都将重复昨天的那些歌,“我祈祷……什么的,都快哭了”。一天,在一个朋友那里冷不丁听到了邦·乔维的歌,罗琦并不知道这种歌叫“摇滚乐”,但知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
  那个朋友告诉罗琦:“这种音乐叫‘摇滚乐’,摇滚乐只有北京才有。”然后,罗琦开始攒钱,准备来北京。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帮罗琦攒钱,通常是她在舞台上唱,哥儿几个就在台下帮罗琦拉花篮,拉点歌。朋友们说:“要帮帮小罗琦,她想攒钱去北京。”
  一年后,罗琦揣着一万块存款,拎着个包就来北京了。来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只是在心里嘀咕:“我跟你死磕了,我就是要留在这里!”
  1991年的元旦晚上,罗琦摸进马克西姆餐厅的崔健的party。她说:“当时一下子就被吓呆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老外。”镇定之后,罗琦问身边的人:“怎样才能像崔健那样?”身边的人告诉她:“找崔健的经纪人王晓京啊。”“哪个是王晓京?”罗琦继续问。
  然后,她走到王晓京面前,毛遂自荐:“你可能不知道我,我是从南方来的歌手,你有兴趣听听我唱的歌吗?”王晓京摸着鼻子,看了看罗琦说:“明天下午到我们公司来吧。”
  第二天,罗琦站到了王晓京、王迪、梁和平的面前唱了她的“成名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当时,正好有个从成都来的乐队,缺个主唱,王晓京安排罗琦跟这支乐队合一下,一下就合上了,这就是后来的“指南针”乐队。这时罗琦只有16岁。
  罗琦很怀念那几年这个圈子的氛围,说王晓京的时候,仍然叫他“晓京哥”。罗琦说,晓京哥很不容易,组了个乐队,眼看要火了,又发生了后来的事。

  18岁,她失去了左眼

  罗琦不打算用眼睛假体,她发现她还可以继续唱歌,而且人们并没有因为她眼睛的缺陷而不喜欢她。
  罗琦说的“后来的事”,就是不久后发生在朋友生日那天的事。那天,罗琦和别人发生争执,那人用一只碎酒瓶,刺向了罗琦的左眼。第二天,18岁的罗琦在同仁医院实施了左眼球摘除术。说起这件事,罗琦已经很平静了,因为她相信“时间会治愈所有创伤”。
  罗琦说:“眼睛没有了,生命还在。一切都会过去,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我可能用的时间不算长。”当罗琦发现,她还可以继续唱歌,而且人们并没有因为她眼睛的缺陷而不喜欢她的时候,她便相信自己可以用嗓子来让人们忽略她眼睛的残疾。
  很长一段时间,罗琦以“一块纱布”的形象站在舞台上。她说:“我其实是在训练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后来,即使是有了眼睛假体,罗琦也没用,她总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没必要有一个假的东西。“我的身体是自然的。当自己接受这个缺陷之后,人们就自然地接受了我。我要老缩手缩脚的,人们也不会用正常眼光看我的。”
  “说糙点吧,就是爱怎么样怎么样。”说完,罗琦换了个话题。

  无论如何,吸毒都是错的

  吸毒的人最不能面对的是周遭的歧视,罗琦说:“我们只是生病了,非常需要别人拉一把。”

  是否因为眼睛的缘故,才沾染上毒品的?对于这个“借口”,罗琦不做任何解释。她说:“年轻的时候尝试了一些不该尝试的东西,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错的。”罗琦相信去德国对她戒掉毒品非常关键。在那里,她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她的人。她说:“身体的瘾并不难戒,难的是心。吸毒的人最不能面对的是周遭的歧视,在大多数人眼中,吸毒的人连杀人犯都不如。”所以罗琦坚信:“我们只是生病了,非常需要别人拉一把。”
  罗琦告诉我,一个德国医生在知道她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愿意替她治疗。很多人对她说,你只是走迷了路,要自己走回来,你要相信我们会帮助你。
  在这样一些“源源不断的爱和鼓励”下,罗琦一天天好起来,最终彻底戒掉了毒瘾。
  回国后,罗琦向公司提出想到“南京戒毒所”看看。因为对罗琦来说,“那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在罗琦看来,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但公司却进行了炒作。
  至今,罗琦仍为这件事感到伤心。她说:“当时,有30多家媒体在盯这件事,去南京前一个月就被炒得沸沸扬扬了。”
  后来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场面,到处是鲜花和标语,罗琦一下子就心酸了起来。我问她:“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他们(戒毒的人)的原因?”罗琦很自然地把“他们”纠正为“我们”。她说:“是因为我们觉得你们玩完就走人,我们还得继续呆下去啊。”所以,罗琦相信,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的好,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呆着,自己慢慢去想明白挺好的。

  她说,她不介意当“戒毒大使”

  有媒体策划要让罗琦和当时扭送她到派出所的出租车司机见面,感谢人家,罗琦对此很鄙视。

  现在回想起来,罗琦发现“南京时期”好笑的事太多了,她哭笑不得地说了两件:
  其一:“因为我,南京戒毒所被评了个一级单位哩。”
  其二:居然有媒体策划要让罗琦和当时扭送她到派出所的出租车司机见面,叙叙旧,外加感谢。
  对第一桩事情,罗琦随便一说。第二桩事情,罗琦狠狠地笑了一顿。因为,她并不像某些媒体吹的那么“高大”。罗琦说:“一听这个叙旧的主意,我就怒了,说,谁要这么干,我跟他急。这戏导得也忒假了。”罗琦很鄙视地撇着嘴说,那个司机把她送进派出所后,领了两千块奖金就走了。而且司机是偷偷地把她诓进去的。罗琦一再强调:“我要戒是我自己的事,他为了两千块奖金把我塞进去,是人品问题。”
  于是,对那出想让罗琦与司机叙旧的戏,她实在不能奉陪了。
  罗琦说,她并不介意当“戒毒大使”,虽然她更看重自己是一个音乐人的身份。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愿意当这个例子,告诉年轻人:“有些东西可以尝试,但有些是一定不能试的。”
  这些想法,是她在德国期间一点一点想明白的,罗琦说:“当年,从戒毒所走的时候,拎着一蛇皮口袋歌迷的信。那些信,我在德国看了一年。”

  干不成事业,就回家当小女人

  罗琦的老公是德国人,两人一见钟情,第二次见面罗琦告诉他自己正在戒毒,第三次见面,他就向罗琦求婚了。
  罗琦的老公是德国人,是她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起吃饭时认识的,基本属于一见钟情。第二次见面罗琦比划着,告诉他:“我正在戒毒。”第三次见面,德国青年就向罗琦求婚了。罗琦说:“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女孩吧。”
  嫁给这个德国人后,罗琦开始慢慢适应德国的生活。刚开始,经常迷路,打电话向老公求救,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比划着问:“你在哪里?”电话这头的这个人比划着喊:“我要知道我在哪里,还求什么救!”
  慢慢的对柏林的所有马路熟悉之后,罗琦就开始想唱歌这件事。老公罗洋遂将罗琦的唱片刻成很多碟,陆续寄给唱片公司。最终,她找到了制作人,然后还开始含着筷子朗诵英文歌词,再突然把筷子拿掉,这样就能打开口腔,唱出没有口音的英文歌了……
  罗琦在德国的第一场演出,是当制作人汉诺的“神秘嘉宾”。说到那次演出,罗琦有些激动,事实上,说到任何演出,罗琦都有些激动。她说:“当时在场的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过去,当我用英文唱出第一声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重新开始了。”
  现在,罗琦回国快两年了,她和老公都有各自的事情,所以只能飞来飞去,有时她去德国,有时她老公来中国。
  罗琦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张新专辑,但是她说:“如果干不成事业,就回家当小女人。”
  
■印象

  一切都会过去

  一
  去年冬天,在窦唯和“不一定”的演出现场,见到罗琦。
  那天晚上,罗琦即兴地唱了一首无词歌,刚开始她和着音乐低声哼唱,后来就开始走高音,直到高音阶段才让台下的人认出了她。身边有几个人开始谈论着“罗琦”这个名字。
  唱完后,罗琦下来和我聊天。记得那天她说:“当了明星不见得就幸福,这所有的都会过去。”
  当时我知道了一些眼前这个女人经历过的事情,但却不知道她会这样地说,她说一切都会过去。在我看来,这是一句比任何伤心的话更叫人伤心的话。

  二
  后来经常遇到罗琦,说了很多话,说的都是些和音乐无关的东西,我甚至忘记了她是一个明星,只觉得她是个有些敏感的普通人。
  在不同的场合见到不同的人,他们打量着罗琦,仿佛是在打量一件陈年往事;他们谈论着罗琦,也只是像谈论一个符号一样地念着这个老名字。罗琦身边有时有很多的朋友,有时只是一个老熟人和她一起喝酒,这样的时候,生活看上去有些寥落。
  一天,和单位的一位老同志聊天,这个老同志说他对“摇滚”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只知道个罗琦,喜欢她的那首《回来》。
  上周四,开完部门会议后,我和同事打一辆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听到了久违的罗琦的声音,出租车司机放着“指南针”的《随心所欲》。
  司机告诉我们,他一直喜欢罗琦的歌。我问:“如果写她的故事你感兴趣吗?”司机笑着“嗯”了一声。
  于是我决心顺着罗琦经常去玩的那几个地方找她采访。

  三
  罗琦相信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理由是:我人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独立选择的结果,所以无论自己有钱没钱,都是幸福的。总结下来,她坚信人的幸福取决于:一,人一定要活得特明白;二,女人一定要独立。

  四
  我问罗琦想到过还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你么?罗琦笑着点了下头。然后她说:“我想拜托你通过你们报纸谢谢他们。”这句话她说得很艰难。
  采访结束后,罗琦约我上她家去听她的新歌。经过楼下院子的时候,她指着一座五颜六色的儿童滑梯告诉我:“晚上我会来玩这个,白天不敢。”
  罗琦打开电脑,先上了QQ,只要她在家,就会挂在QQ上。音响里放起了英文歌,罗琦提醒道:“快听,是我。”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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