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总统的言论一出，舆论为之轰动，在已经有超过2.8万人死于墨西哥政府最近发起的反毒品战争的背景下讨论将毒品交易合法化，不得不让人深思，这是否意味着墨政府承认已经输掉了这场与毒品的战争？
被毒枭武装控制的战争
无论是卡尔德龙的倡议还是福克斯的博客，只是墨西哥近年来反复出现的围绕毒品合法化问题讨论的最新进展。早在2006年福克斯总统任内就曾提出议案，规定“任何人若拥有最多5克大麻、5克鸦片、25毫克海洛因和500毫克可卡因，都不属违法……”然而在巨大压力下，福克斯在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签署议案。
在墨西哥，政党人士对于毒品合法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政治领导人会态度鲜明地支持“毒品合法化”。例如国家行动党（PAN）参议员玛利亚·卡门·博拉多德早于1998年提出了一个将墨西哥所有毒品合法化的提案。而另外一些严厉反毒的政治领导者则在上台后推翻了之前所做出的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承诺。这不得不让人审视和疑惑——之前对毒品的强硬态度或许不过是一种赢取政治资本的姿态？抑或上台前民众手中的选票已不如上台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得重要？
在墨西哥，毒品问题从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它先天就与腐败以及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甚至政界、宗教界人士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与毒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奇瓦瓦州因毗邻美国成为毒品犯罪活动猖獗之地,曾任奇瓦瓦州总督的革命建制党（PRI）党员帕特里西·奥马丁内兹，曾经持严厉反毒态度。但在一次险些让他送命的毒枭报复行动后，这位总督通过让自己成为毒品合法化倡导者的方式来确保人身安全，并向毒枭妥协。
因此，对于这场讨论，墨西哥“公共安全公民理事会”发表声明称,讨论毒品合法化是一个错误的提议，“因为它逃避了墨西哥毒品问题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政府对武装力量已失去了绝对控制权。”他的这番话暗示那些贩毒集团在对抗政府安全部队时竟然使用了大量的手榴弹、自动化武器和汽车炸弹。
受累美毒品合法化进展
就在福克斯的博客发布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谨慎表态称“关于毒品合法化问题的讨论要由墨西哥人自己来决定”。美国人这一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让墨西哥方面深感失望。
事实上，作为墨西哥毒品的最大消费人群的所在地，美国的毒品政策深度影响着墨西哥对毒品的态度和行动。正如墨西哥经常感叹它的悲剧性在于离天堂太远而离美国太近，在毒品问题上墨自觉尤甚：墨西哥毒贩猖獗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市场对毒品的巨大需求，不采取实质性减少需求的措施而光谈论打击追逐暴利的毒贩，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观察人士指出，墨西哥国内关于毒品合法化大讨论的结论时刻将由美国来决定：今年11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将对支持大麻合法化的19号提案进行投票，这一提案允许成年人合法持有一盎司的大麻，而州政府将对其销售进行纳税。如果这一提案获得通过，那么墨西哥再继续坚持反毒品战争将显得毫无意义。
墨西哥前反毒首席检察官萨缪尔·贡撒勒斯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如果大麻在美国合法化了，而我们还在这里大声说‘不要让毒品抓住你的孩子’，这对墨西哥政府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对于毒品合法化的争论正是以美国最具代表性，作为毒品消费大国，美国不仅较早提出毒品合法化，而且力求通过司法力量，从法律上来为毒品“无罪”定性。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以大学生以及标榜反叛精神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毒品合法化”运动于1973年在美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大麻部分合法化的规定逐渐在美国11个州得以施行。
毒品合法化之争主要论点
作为一项事关重大的公共政策，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拥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观点，总体来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成本”和“根源”两个方面：
第一，以“节约成本”作为赞同（部分）毒品合法化的主要理由。即认为毒品合法化将带来公共开支的减少，这将使政府从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而将资源用于其它公共领域。然而，“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毒品致瘾性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否真能如倡导者所轻描淡写的“与烟酒同效”那么简单，却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又或者，毒品合法化不过是无奈地承认禁毒战争已经失败？！
第二，用“解决导致吸毒的根源”替代“打击吸/贩毒行为本身”。支持者将关注点集中到单个的“人”的因素上来。他们打着“人权至上”的幌子，认为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关注那些导致人们吸毒的“根源”。对此，反对者认为，这不过是政府试图将人们注意力从严重的失业、贫困以及经济不可遏制的衰退上转移的“障眼法”。反对者认为毒品合法化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社会财富分配”的不适当才是引致吸毒、犯罪等社会问题出现和存在的症结所在。
当上述观点和现实政治结合之后，就会产生更加复杂的互动。此次墨西哥和美国国内毒品政策的新变化，就可以看作是此种互动的一种表现。而在这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毒品合法化之争注定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全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