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海洛因，也并非摇头丸，联邦止咳露只是一种本用于镇定、止咳的处方药，但由于滥用能引起中枢神经的兴奋，强度大概为吗啡的1/4，过量服用3个月便会把人拖入瘾君子的行列，产生如同服用K粉一样的效果。虽然无法确切统计多少人受它的危害，但多个数据表明，这是一个成瘾者庞大的群体。

    如果没有大量的报道，我们无法想象竟有那么多人就着可乐、香烟，喝着“联邦”寻求K粉般的快感；无法想象这么危险的东西他们如此容易就能买到。以往只知道药品监管不力会令假货猖獗，今日方知，薄弱的监管竟然从客观上生产了如此大批量“毒品”一样的东西。

    当记者走进这个害人链条的时候，却发现如同进入了一个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不晓得应把匕首投向何方。药企说，人家生产的是药检部门批准的处方药，有严格销售管理；药监部门说，我们加强执法，还常给药企老板灌输守法理念。但不管他们都做了什么，反正现状却是大量“邦友”想拿到货基本没有困难；随便一家药店都能做出“长期大量供货”的承诺；网络购买轻而易举……结果是，大批16-26岁的青年饱受困扰，成为欲罢不能的“瘾君子”。

    在中国，贩卖毒品是要坐牢甚至掉脑袋的，但滥用止咳露尽管有同毒品几乎一样的危害，却能如此畅通，这不是咄咄怪事？对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懈怠或可以理解，但另外一些却是丝毫不容懈怠的———它毁掉的是无法估量的代价。媒体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广州的医院里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戒瘾者”。还有什么能比让一大批青少年沦为瘾君子更严重的事情吗？有个成语叫“伤天害理”，默许、纵容如此止咳露泛滥的行为，不是伤天害理是什么？在此问题上，卫生部自1998年便有规定，但问题是，社会丧失了制度作用的土壤，在利益面前，规定如同摆设。

    任何违法乱纪的猖獗，都基于两点：代价与利益完全不成比例。在这样的语境里，除了严阵以待，重拳整顿，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面对记者提供给药企的零售药店线索，药企说那是商业机密，拒绝披露———问题是，可以不向记者披露，但怎能不向药监局披露？面对法学家“对违规药店处以高额罚款”的建议，药监局官员说“因为目前的处罚标准不可能实现，除非修改法规”———问题是，十几年的泛滥，药监局既然意识到处罚标准太低，为什么没有从专业的角度提出完善法规？面对通过网络成功的大宗交易，药监局官员说：“你怎么制止呢？难道要把网络警察请过来？”———在知名网站上公开交易，能够屏蔽恁多“不良语言”信息的网络，真的束手无策，任凭沉迷者为所欲为？

    问题严重到火烧眉毛了，竟然还找不到该负责的人了？“治理止咳露成瘾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系统工程不等于不需要局部开工。问题暴露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大堆“不作为”的理由，但考虑到如同毒品一般的“联邦止咳露”的泛滥所产生的社会无法承担的后果，任何一个理由都苍白无力，他们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实在的“作为”在哪里？

    如此危机面前，希望更多的部门、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用成年人应有的社会良心，做点事情，“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