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的毒品“合法化”主张和实践，是有着当时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而且从目前的试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成功的。

　　近几年来，受国际毒情影响，制毒、贩毒、吸毒在我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禁毒工

作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禁毒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在学术界，有的学者提出了毒品的“合法化”主张。其主要观点是，我们的禁毒战争模式已经失败，而对毒品实行有限度的宽容模式在国外方兴未艾，如果我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成瘾者合法地使用毒品（如设立“安全注射屋”），以退为进，尝试性地对一些危害不大的软性毒品进行有限制的合法化，或许不失为渐次减少毒品消费并且抑制黑市交易的一种手段。

　　这种理论初看起来令人耳目一新，但却跟罂粟花一样——尽管美丽但非常危险。

　　“毒品合法化”理论最早诞生于欧洲，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政府扫毒政策的不力以及禁毒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消耗，使很多人对禁毒的可行性产生怀疑，毒品“合法化”的主张再度兴起。欧洲个别国家还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并公开宣扬取得“积极成果”，企图向国际推广。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在我国主张毒品“合法化”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是立论前提错误。我国的禁毒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力度不够，我国每年投入到禁毒的财政支出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一，要应对不断升级的毒品交易捉襟见肘。在没有充分的人力和物力控制毒品的前提下，如何能下断语认为禁毒策略的失算呢？

　　其次是逻辑关系错误。当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控制不住的时候，解禁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造成失控。实行毒品“合法化”后的西班牙，三年内毒品消费增加１５０％，就是一个例证。在此，美国历史上“禁酒令”的开禁不具有可比性，不仅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对两者的依赖性和控制力也大相径庭。我国吸食毒品的大多数为青少年，对于这部分抵抗能力本身就弱的群体，合法化的吸毒将成为一个罪恶之源。

　　再次是形势判断错误。认为“合法化”措施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筹集毒资带来的犯罪，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非法毒品交易固然可以引起很多暴力犯罪，合法地吸毒之后难道就没有犯罪吗？很多犯罪其实是在吸食毒品后产生精神幻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毒品价格降低并且获得渠道便捷之后，购买和使用毒品的数量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最后是所处立场错误。提倡毒品“合法化”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破坏了人们以血的教训换来的对禁毒的共识。吸毒的灾难性后果已经被整个人类列为禁区。如果仅仅站在狭隘的自由主义立场，就看不到使用毒品（即使是有控制地吸食），给家庭、他人以及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一旦政府主动给毒品上瘾分子提供毒品，非但治疗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把吸毒者往悬崖上更推进了一步。

　　其他国家毒品“合法化”的主张和实践，是有着当时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而且从目前的试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成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要过高估计了社会控制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的所谓“经验”，不但不会开出什么“济世良药”，反而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害莫大焉。

　　那么，如何控制毒品问题？毒品战争模式为什么收效不大？在我看来，毒品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解决毒品问题的对策也不能仅仅依靠禁毒。毒品的泛滥，跟很多社会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失业、贫困、教育不够、社会不公等等，都可能加剧毒品的传播。因此，我们的社会政策，也应当是在综合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加强防毒宣传、禁毒打击和戒毒治疗等多方位的工作，而不能寄希望于毒品“合法化”。在禁毒问题上，国际力量、国家和政府都一直在努力，但是依然离不开社会的环境。最近，全国妇联将和谐家庭建设作为２００６年文明家庭创建的主题，并提出了“四无”（无毒品、无赌博、无暴力、无犯罪）口号，在建构和谐社区活动中开展反毒宣传，这无疑是禁毒的一种民间努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