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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园验毒计划”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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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3 07:30:38 来自:南风窗 甄静慧 作者: 点击量:

  在香港政府总部外,一个色彩鲜艳的痰盂内摆放着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特写照片;随即,照片被浇上象征“尿液”的黄糖水,有人更上前贴上“曾荫权:我要验好你笃尿”的醒目标签——这是香港中学生联会、青年联社等组织11月8日中午发起的“反对校园自愿验毒计划”游行中的一幕。

  游行事缘是扰攘香港社会良久的青少年滥药问题及校园验毒计划。显然围绕此事的冲突已非第一次在港爆发,但随着验毒试行计划12月将在大埔区23间中学推行,民主自由言论与管制改革的交锋又被推上了一个新高潮。

  毒祸阴云

  已经在香港明爱黄耀南中心接受了3个月戒毒疗程的嘉东并不太了解近数月以来香港社会因他们的滥药问题而起了多少风波。因为在这里,除了偶尔看看电视新闻外,他每周只能和外界通一次电话,且通话全程须在黄耀南中心工作人员的监控下进行。

  在进入黄耀南中心前,这个刚满18岁的少年已有4年滥药史:最初是在同学和朋友的引诱下吸食大麻,逐渐成瘾;后来,俗称“K仔”的氯胺酮在青少年当中流行起来,他也紧随潮流,开始“索K”(用鼻腔吸入氯胺酮粉末)。

  嘉东形容“索K”后的感觉,就像进入了游戏里的世界,有如灵魂出窍,眼前闪动着迷幻的色彩——这种感觉令他着迷。

  一开始,他不需要花钱购买大麻,因为只要一出来玩,就会有朋友拿出来分享。后来,滥药的瘾头越来越大,朋友也不再无偿提供毒品了,他就开始自己当“拆家”,以贩毒养毒。

  说起这些的时候,嘉东显得有点无所谓。虽然在黄耀南中心接受辅导时知道了滥药的危害,但从中二、中三开始,身边玩得最要好的朋友几乎都有这个习惯。他并不感到太过愧疚。

  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下称档案室)数据显示,过去10年,香港青少年滥药人数波动极大:曾从2000年的高峰4020人,下降至2004年的2186人,随后又回升至2006年的2549人;到2008年,全港21岁以下吸毒青少年人数突破3000人,其中约900人是学生。

  但普遍认为,档案室仅依据已曝光个案数字所统计的数据,无法反映大量隐蔽滥药者的存在。若按每一个个案背后均有3个隐藏个案的规律计算,则截至去年,香港21岁以下青少年滥药者应有1.2万人以上,其中仅学生就有3000~4000人,数字更在今年以来继续攀升。

  今年,有机构针对全港中学作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掷地有声——全港有23%的中学曾有学生吸毒,当中更不乏第一组别及英中名校。学生平均滥药年龄为14岁,最年幼的只有8岁。

  渗透,无所不在

  用“震惊”来形容香港社会对这个结果的反应一点都不夸张。

  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石丹理对记者说:“如果仅从青少年滥药数字来说,现在其实还没有超过2000年的最高峰。但是,以前青少年吸毒,多在校外娱乐场所进行,如今校园内个案却急剧增加,而且大量学生成为毒品‘拆家’,毒祸向学校迅速蔓延尤其令人忧心。”

  做了几年“K仔”拆家,嘉东从没考虑过货源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实在太容易到手了。“随便问几个跟黑社会相熟的同学就可以拿到;自己问黑社会成员拿也行,学校里面就有很多,全都纹了身,一眼就能认出来。”

  黄耀南中心主任,曾任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张大卫告诉记者,香港黑社会大量向校园渗透的现象早已不是新闻,早年也多有海洛因、大麻等毒品通过黑社会社团成员流向学生群体。但在那个时候,毒品是比较严密地控制在黑社会手中的,社团外青少年参与贩毒为数较少,大约只有10%左右。

  然而,自从由精神科药品氯胺酮所制作的“K仔”作为软性毒品开始在港泛滥,由于其获取原料容易、工艺简单,而且价格便宜和分拆方便,使这几年香港软性毒品分销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

  做“K仔”“拆家”成本极低,拿出几百元就可以“做生意”,黑社会成员开始大批招徕“小拆家”代为拆货。嘉东说,他通常是自己买一大包,然后拆成小包卖给同学或者其他社会青年。如果一天能卖出几包,日均利润能达到数百元。有的“拆家”为了提高利润,还会在拆开的小包里掺杂其他形状气味相似的粉末。

  “K仔”里最常见的杂质是玻璃粉,它可以划破鼻腔内毛细血管,使吸入粉末直接进入血液,增加刺激性。这样一来,用者不但不会察觉药品纯度不足,反而会更加兴奋。

  在黄耀南中心里,80%左右的滥药青少年都参与了“K仔”或其他毒品的拆卖。他们告诉张大卫,在学校里买“K仔”就跟叫外卖一样方便。“我估计以全港滥药的青少年计,约有50%曾参与毒品分销拆卖。”张大卫说。

  校园验毒

  自2000年滥药高峰期过后,香港政府对待青少年滥药问题从未如今年般高度紧张。

  一方面,作为执法部门的香港警署首当其冲加班加点,全港各区隔三岔五就有针对娱乐场所的扫查行动;另一方面,从毒品源头上,政府各部门一直与广东公安、海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商讨打击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到内地吸毒及携带毒品返港问题的策略。

  与此同时,香港青少年毒品问题专责小组(下称专责小组)主席、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及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更针对香港现行法例情况,提出立法允许强制验毒的建议,并推出“校园验毒计划”。

  然而,正是这个计划的推出,意外地使香港社会对青少年滥药问题的关注开始集中到另一个焦点上去。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认为有必要推行校园验毒计划和建议立法强制验毒。”石丹理向记者解释。

  首先,目前在青少年滥药者中最流行的“K仔”有着与传统毒品全然不同的特性。“它其实就是一小包粉末,倒在纸托上,悄悄从鼻腔吸进去就可以了,不用吞服,更不用打针,十分方便。”这意味着“索K”行为根本不受场所限制,晚上躲在房间,或下了课在教室悄悄“索”一点,老师和家长根本不会发现。

  而且早期“索K”的人,外表不会明显憔悴消瘦,也没有传统毒品瘾发时的痛不欲生,除非是他们自己“不小心”暴露,又或者吸食时间太长,用量太大,药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已经表面化,否则很难将他们从普通青少年群体中区分开来。

  17岁的少杰有两年滥药史,如果不是月前在卡拉OK“索K”过度,不省人事后遭遇香港警察“扫场”被带走,父母可能现在还不曾发现他的“秘密”。

  少杰说,自己运气不好,但当时跟他一起滥药的其他同学则神志比较清醒,都在警察进房前把毒品扔掉,除他之外全数“幸免”。

  这是禁毒机构为之头疼的另一个问题——香港警察有时很无奈。

  “香港是一个极为讲究人权的社会。”石丹理说。由于一直沿用英系法例的规定,在少杰所处的这种场合下,警察绝不能强迫市民提供人体标本(包括头发、尿液等)进行检验。所以,尽管当时卡拉OK房内满地都是“K仔”和摇头丸,但在嫌疑人身上搜不出毒品,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

  人带不走,警方唯一可以做的只有查封涉嫌有人滥药的娱乐场所。

  在少杰因携带毒品控罪被羁留的这段日子里,出事的卡拉OK暂停营业了。然而他的朋友们却没有停止滥药,只是把地点改在自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我们错过了很多及早发现滥药青少年个案,并给予他们帮助的机会。”石丹理说,“因此,要改变这个局面,尽快挽救更多沉沦毒海的青少年,须尽快立法允许强制验毒和推行校园验毒计划。”

  管制与人权

  然而,香港政府和禁毒常务委员会重锤推出的这个验毒计划并不为大多数港人所领情。

  在部分民主党派和立法会议员的反对声音“撑腰”下,香港中学生联会、青年联社等主要由学生组成的青少年组织更是纷纷登高抗议,声称政府推行校园验毒,等于对所有学生进行“有罪假定”——学生不管有没有滥药,也必须在毫无尊严的情况下被抽检体液以证“清白”。

  “难道支持验毒的人士都不感觉收集人体样本尤其是尿液样本的过程是何等令人羞耻及感觉不被尊重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团结起来对不义的政策说‘不’!”九龙一家中学外,青少年团体成员苏珊激动地对记者说。

  她说,不止是中学生,很多民主人士也支持他们,这几个月经常有人在学校外面拉横幅、发动签名,呼吁学生反抗。

  不过,苏珊隐而不谈的是,也时有学生家长特意守侯在中学校门外,对前来呼吁学生抵制验毒行动的团体成员出言指责。

  月前,在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的新闻播报画面里,有家长哭着扑向正在中学外派发传单的团体成员,责问:“你们家中有没有孩子?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吸毒,你还会不会抵制验毒?”“口口声声讲人权,你们有没有体谅过滥药青少年家庭的痛苦?”

  被责骂的团体成员哑口无言,匆匆收拾横幅和宣传单张趋避。

  民主冲突

  “我当然支持校园验毒,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也会支持。”张大卫如是说。

  这是黄耀南中心的午休时间,几个少年正围在小庭园里研究一大盆蛋白。张大卫走过去问:“你们在做什么?”白白胖胖的东尼答:“在做甜品。”他用力挥动打蛋器,盆里的蛋白开始发泡,少年们发出一阵欢呼。

  旁边的休息室里,有人在蒙头大睡,也有人正在听音乐和研究电脑。

  “东尼以前很喜欢踢足球,不过滥药后因为总是浑身乏力,已经很久没踢了。来到这里后他渐渐恢复健康,最近又重新成为一个优秀的中锋。”张大卫说,他觉得孩子们在这里健康了,也开心了。但是,民主人士却说他和黄耀南中心不尊重这些青少年,违反人权。

  “因为我不允许他们随意打手机。是的,他们有通讯自由,但如果他们可以随意使用手机,今天叫人从后墙扔一包‘K仔’,明天送一包‘摇头丸’,我这里就不是戒毒所,变成吸毒所了!”

  这些年,黄耀南中心与社会民主人士的冲突不少。

  就在前两年,一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对张大卫说:你要经常告诉他们,戒毒不是强制,是自愿的,他们随时有权离开。张大卫一听就急了。

  香港的戒毒康复服务分为“强迫性戒毒服务”和“自愿性戒毒服务”两大类,黄耀南中心属于自愿戒毒服务机构。理论上,来这里戒毒的青少年应是来去自由的。但事实上,虽说是自愿戒毒机构,真正自愿来的人其实少之又少。这里的青少年大多是犯了事后,被感化官半强逼性地“介绍”进来的。

  刚进来时,很多人不情愿地住上一两天,就感觉适应不了清规戒律,吵着要走。这时工作人员只能尽量拖延、安抚,希望他们能度过冲动期,渐渐适应下来。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每天都去跟他们说,你是有自由随时离开的。保证不到两周他们就会全都走光。”气愤之下,张大卫拍着桌子说:“你真要逼我这么做,我就从今天起登记,看灌输自由思想后还有多少人愿意留下。看看这个结果你们能不能承受。”监管部门思量之下,似乎也觉不妥,方才作罢。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强人之难》。”他感慨地说,“民主人士不会明白,戒毒有时就是需要一些强制的手段。有时辛辛苦苦几个月才戒掉毒瘾,却因为无法强令他们每个月回来验一次尿,最后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方案变身

  事实上,如果忽略民主人士的抗议声浪,支持校园验毒及强制检毒的港人并不少。

  根据香港政府月前发起的调查结果,全港有90%的学生家长都赞成校园验毒计划,赞成计划的学生也有55%,超过半数。

  今年9月,记者曾致电询问石丹理验毒计划细则,他再三表示尚未敲定,会根据社会各界意见再作修改;而日前,12月将在大埔区23间中学推行的验毒试行计划终于浮出水面。

  根据政府公布的试行计划细则,此次验毒将以学校和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由家长签署同意书,每月由社工不定时在自愿参与验毒的学生中随机抽样检验尿液。如测试结果呈阳性,学生及家长可自费找化验所或医生覆检;被辨识有吸毒的学生,将获最长6个月的戒毒支持服务。

  香港政府同时强调,被辨识有吸毒的学生不会被学校开除或被警方拘捕,警方也不会通过计划取得有关学生的个人资料。

  虽然此前政府从未针对校园验毒计划抛出过一个“已敲定”的方案,但是,与最初黄仁龙提出的设想方向作比较,不难看出这次出台的验毒试行计划已彻底改头换面,不复初期设想的雷霆万钧。

  “实施校园验毒,本来既可以及早发现滥药个案,早点帮助他们;同时惩罚性的后果也能起到一些阻吓作用。但如今,‘校园验毒’变成‘自愿验毒’,‘需由社工陪同取尿’变成了‘无需陪同’。而且不公布结果,无警告和惩罚机制……”张大卫摊了摊手,“现在这个验毒计划已经不是2008年设想的那个了。”

  显然,这是香港政府在民望不稳的情况下,衡量了各方人士意见,花了苦功修订和理顺而得出的一个折中方案,本拟以“自愿”和“保密”原则安抚民主人士的情绪,又突显香港政府的禁毒决心和行动力——两头讨好,两不开罪。

  两不讨好

  然而事与愿违。

  验毒试行计划消息公布后,香港中学生联会、青年联社等组织即在11月8日发起百人“反对校园自愿验毒计划”游行。一些一直支持校园验毒计划和立法强制验毒的人士,也开始抱有微词。

  有人在网上戏谑这是一个“验不到毒的验毒计划”,更有网友留言称“不明白为什么要咨询学生意见以及强调自愿,这是弱势政府所为”。

  香港政府大概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民主与管制水火不容的交锋过程中,政策的摇摆不定最终竟然两面不讨好。

  张大卫并不讳言,从这次的校园验毒方案里,看到的是政府在民主言论与管制决心中的摇摆不定。

  “验毒只是评估过程中的一环,而评估又只是戒毒、脱毒、康复全程中的一环。只是其中一个小环节,就做得不伦不类,只能说香港政府以强硬手段禁毒的决心很不够。”

  “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睿智,只是作为前线人员,我很心痛。”

  这边厢,大埔验毒论坛上,民主人士和政府官员依旧争论得不可开交。

  那边厢,黄耀南中心的床位只有24个,外面还有数不清的青少年在排队等候戒毒——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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