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世纪70年代出生、有13年吸毒经历并感染艾滋病的青年人，带领10余名戒毒出所的同伴创建起“70公社”，专门招聘脱毒的同伴和解教人员就业。

　　4年来，“70公社”在各方的联手支持下，把商业服务系统与戒毒康复系统结合起来，科学地帮助有吸毒经历的员工，将复吸率降到了20%以下。本报记者对此长期关注。在跟踪采访中，所见所闻令人震撼，发人深思。

　　在交通事故中感染艾滋病的外来务工青年王军，不久前被昆明兴诚科技有限公司36名员工用“民选”的方式，选拔为该公司下设的互助防艾部副主任。任期内，他将拥有公司4%的股份。

　　选举他的人中，有22人是曾经有过吸毒史的员工；这22人之中，又有一半人在吸毒中也感染上了艾滋病。

　　过去，这22名被毒品伤害的青年为筹毒资，日均作案1至2起，一年下来就会给昆明增加近万起抢劫、盗窃及诈骗等案件。他们中许多人同时以贩养吸，使新吸毒人员不断增加。

　　他们的命运转机出现在全国禁毒人民战争前夕。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副局长李辉介绍说，一位上世纪70年代出生、有着13年吸毒经历并感染艾滋病的年轻人，在2004年4月全国禁毒人民战争前夕，带领10余名刚走出戒毒所的同伴创建起“70公社”。在官渡公安分局的帮助下，经过3年的试运营，于2008年3月成立了昆明兴诚科技有限公司。

　　兴诚公司的宗旨是：专门招聘戒毒出所的同伴及“两劳”释放人员就业，帮助他们以经济上的自立实现人的自立，达到心理康复融入社会，最终减少毒品需求和艾滋病传播、预防刑事犯罪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

　　4年来，“70公社”争取到了省、市、区公安机关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昆明电信、省药物依赖研究所的鼎力相助。

　　官渡公安分局戒毒所专职派驻兴诚公司的辅导员张文顺警官告诉记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近百万戒毒者复吸率居高不下的今天，这里每周的尿检制度显示，员工的戒毒复吸率下降到了20%以下。

　　曾遇散伙困境终因各方援手立足

　　“70公社”从创立至今，可谓是“风雨兼程”。

　　2006年6月，官渡公安分局戒毒所“亲情矫助”小组在调研中发现，戒毒青年李云波带领10余名戒毒出所同伴创办的“70公社”，以给昆明电信公司做二级业务代理维持生存。因为没有营业执照，他们只能在路边临时摆放一张桌子，通过发放名片方式招揽替客户安装电话和宽带的生意。由于占道摆摊设点，多次被城管没收桌椅和罚款，“70公社”正面临因生存危机而散伙的困境。

　　得知此情况后，官渡公安分局和区关工委向“70公社”伸出了援手———给“70公社”添置了办公设置和用品，帮他们申办了5个摊位证。随即，又于2007年4月，帮助“70公社”正式在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同时派出常驻辅导员陈瑞明、张文顺等民警，帮助公司协调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开展对员工的康复矫助工作。

　　2007年9月，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命工程”在“70公社”启动———昆明市关工委为该公司争取到了昆明电信的一级业务代理权。

　　2008年3月，“70公社”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公社创建人李云波和官渡公安分局聘请的退休老政委董国忠“合资”注册成立了“昆明兴诚科技有限公司”，李云波占公司51%的股份，老政委代表官渡公安分局所“占”的49%的股份，全部属于公司员工，用于公司扩大再生产及员工福利和保障等。同时，昆明市禁毒委专门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对戒毒人员办的公司给予减免税收等优惠。

　　至此，兴诚公司真正在昆明商界有了立锥之地。

　　“生存压力不亚于海洛因压力”

　　据调查，中国60%的吸毒人员是无业青年；有工作的人吸上毒后，70%以上失去工作。

　　2007年6月，第四次解除劳教的戒毒青年张波，从跨出劳教所大门的第一时间，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今晚在哪里住、两顿饭怎么解决？

　　“每一次走出劳教所我都很茫然，但这次我直接就到龙翔社区居委会主委蒋自洁那儿报到了。”张波说，“我出所前蒋主委就托劳教所告诉我，社区会帮助我。”

　　“张波3岁父母离异，15岁被吸上毒的父亲逼着去送毒品零包途中染上毒瘾。他最后一次跨进劳教所的当天，正是父亲因吸毒并发症死亡之日。他当天是先去火葬厂送了父亲，才去办劳教入所手续的。”蒋自洁告诉记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们就提前帮他联系到滇池边一家物业公司就业。”

　　“那里远离市中心，很安静。晚上在滇池边看看书，帮我克制住了心里对海洛因的焦虑，这两三个月对我很重要。”张波说，“但我渴望有个家，而物业公司的工资低得仅能养活我自己。”

　　工作之余，张波从报纸上看到“70公社”可以帮助愿意戒除毒瘾的人提供就业平台的消息，他当即拨通电话报了名。

　　两年来，张波的业绩和收入成了员工中的第一，而且每周尿检都是阴性。

　　“在兴诚公司工作，你不用担心别人知道你的经历而紧紧包裹自己，相反，在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同伴面前，你会一层层地解开过去封闭的内心。”张波对记者说，“我们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操守，主要就是因为公司给我们提供了无歧视、公平竞争、按劳付酬的就业平台。”

　　2007年以来，兴诚科技有限公司共招聘37名员工，其中还包括10余名没有吸毒经历的员工。公司总经理李云波说：“我们就是想让正常人对我们这个群体起到引导作用，使公司的戒毒同伴以"滚雪球"方式良性发展。”

　　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兴诚公司对此实行了晨会制、家访制、尿检制、师徒制、防艾周末活动制、公安部门领导岗位竞争上岗制、工资按劳计件付酬制等支持措施。

　　张文顺警官告诉记者：“我们总结出了兴诚公司自己的企业文化，整合了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康复塑造体系，这包括员工戒毒康复塑造的进展指标，防止复吸促进恢复的支持系统，如周末小组活动制、家访制和员工个案管理等。”

　　“请用化学的方式看待我们”

　　“我到兴诚公司工作，每天一踏进这道门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这里的人每天匆匆忙忙地来，又匆匆忙忙地去"跑单"(找客户)，这种感觉真是久违啦！自染上毒瘾20多年来，我身心疲惫，父母双亡，人也很懒散了，但现在我觉得每天都很充实。”正在电脑前忙着写互助防艾工作计划的张清告诉记者。

　　“我现在的时间不是以天，而是以分秒来计算。”刚戒断毒瘾3个月的杨红兵说，“每天回到家就想，我今天坚持过来啦！”

　　“特别是每天早晨晨会前，我们全体员工手拉手围在长会议桌前背诵我们的康复愿景时，我周身的血液就在心里哗哗地沸腾了。”杨红兵感慨地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过去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和媳妇父母也无话可说。现在，全家人的脸上都有了从心底发出的笑容！”

　　“兴诚公司有吸毒经历的员工会不会"偷嘴"？”记者向张文顺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张文顺从电脑里调出一份尿检统计名单对记者说：“"偷嘴"肯定是会的。但每周一次的尿检制度规定：连续两次尿检呈阳性的一律送强制戒毒。公司有吸毒经历的员工中，"偷嘴"发生的时间大多在进入公司的头半年中。仅以2008年统计，全体员工中"偷嘴"成瘾被送强制戒毒的员工仅1人，"偷过嘴"的员工占20%左右。”

　　因“偷嘴”上瘾被送强制戒毒的这名员工的母亲告诉李云波：“尽管他这次又被送去强戒，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了。过去一进去他就狂躁、逼着家里要钱，稍不顺心就要杀要打的，可这次进去，他只让我给他买几本书，而且，兴诚公司还给他保留了工作位置。”

　　戒毒康复中，什么情况下易发生“偷嘴”？记者问不久前刚“偷过嘴”的公司员工周杰。

　　他坦陈：“那天我们小组为"跑单"的利润分配差点打了起来，当晚我们郁闷就去喝酒，酒后就特别想吸食海洛因。”

　　晚上，一名员工的母亲打电话告诉李云波说，儿子一夜没回家。第二天晨会李云波发现，这个小组员工的眼神不对。为帮助他们树立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意识，李云波罚他们这个小组做了俯卧撑。

　　“当晚我们又去喝酒，又吸了毒。”周杰说，“当时觉得当着别人的面被罚很丢人，现在想想，李云波不逼着我们去闯，是很难改变几十年养成的懒散习惯的。”

　　据了解，自从周杰小组发生“偷嘴”那天开始，公司出台了禁酒令。周杰说：“李云波也不容易，我们是大海中的一艘船，他要带着我们这群人划到彼岸去！”说到这里，一向以硬汉自居的周杰眼泪刷地涌了出来。

　　“我们就像重生的婴儿，请用化学的方式看待我们。因为，康复中的我们遇到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就像一个会产生不同化学反应的分子，都在促使我们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张清说。

　　对此，昆明市官渡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康复，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偷嘴"是正常的，要容许他们有反复。我们的卫生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和所有相关的禁毒职能部门都要积极参与到社区戒毒和康复工作中去，坚定不移地在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中，为攻克戒毒复吸顽症，闯出一条新路。”

　　各方评价

　　云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罗石文：“70公社”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怎么组织开展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问题。同时，这一经验提高了戒毒巩固率，解决了公安机关长期孤军奋战的老大难问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纳麒：戒毒者回归社会的过程，实际就是实现其人格再独立的过程。经济自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经济自立与戒毒康复”的结合是“兴诚试点”成功的关键。

　　云南禁毒问题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云南警官学院教授张义荣：“70公社”的一系列做法和经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禁毒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主张。正因为此，其价值不在于简单的经验参考和复制，更在于未来戒毒措施的具体规制和实施中的重要参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