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6岁的女义工十年来先后帮助十多名吸毒者戒毒，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是曾吸了8年毒、在泰国隐姓埋名生活了3年的“亡命之徒”；她是国家公务员、有着姣好容貌的“乖乖女”。他们因“毒品”走在了一起，因“吸毒与戒毒”产生了浪漫的故事。常人看来，两个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今年将在肇庆举办婚礼。

　　我若能阻止一颗心灵的破碎

　　我便不是白活

　　我若能缓解一段生命的疼痛

　　或缓和一个痛苦

　　或协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

　　重返它的窝巢

　　我便不是白活

　　——摘自小勤日记

　　小勤，26岁，肇庆女孩。十年前是身上藏刀喜欢打群架的“大姐大”，现在她是国家公务员，是深圳市义工联的义工，默默无闻地帮助了十几个吸毒者成功实现阶段性戒毒。10年间，5本厚厚的日记记载了她与一群吸毒者的故事以及情感纠葛。

　　在同事眼中，小勤聪明能干，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快活得就像一个“邻家女孩”；在父母眼里，她是善良却不听话的女儿，为帮助吸毒者戒毒在外面租房住；在十几个吸毒者眼中，她是“救星”，是“医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在阿龙眼里，她不仅是帮教吸毒的“使者”，更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温柔女人。

　　“我一定要娶她。”面对着肇庆市的七星岩，阿龙坚定地说。
　　
　　初恋男友：启蒙老师

　　小勤在日记中说，他虽然吸毒，却是她的启蒙老师，帮助了很多人，但帮不了最爱的人。

　　“说说你的过去。”记者的话刚出口，刚刚还笑容满面的小勤沉下脸来，“那一定要从洪强说起，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虽然吸了十几年的毒，但是我最爱的人。”半分钟的沉默后，她突然用双手蒙住脸，手里全是泪水。

　　洪强，小勤的日记里这样形容他：“我的男朋友，虽然吸毒，但他的人格和内心是高尚的。我爱他胜过我爱这世界。”

　　1995年夏天，小勤初中毕业后的暑假，认识了初恋男友洪强。一开始不知道洪强和他的朋友都是吸毒的人，交往半年后才知道的。洪强被抓过很多次，所以即使确定恋爱关系后，和小勤约会也是偷偷摸摸的。

　　“洪强‘心瘾’太重，被公安抓抓放放好多次后，还是不断地复吸。他的一些已经成家的朋友都在吸毒，并且日复一日都在重复赚钱、骗钱、吸毒的事情，我越来越感到可怕。”小勤说到这里，肩膀在颤抖。她很激动。

　　洪强的父母是高干，知道小勤和儿子交往后很反对，以为小勤也是吸毒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正经好女孩会喜欢上一个吸了这么多年毒品的人。

　　1997年3月，洪强再次被抓，8个月后，他出来了，但两天后，洪强又开始复吸，并失踪了3个月。那年冬天，小勤发誓要劝他戒毒。他们买了很多药，从药物和心理两方面进行治疗。洪强成为了小勤帮助的第一个吸毒者。
　　
　　“他是吸毒者，他生活在痛苦的灾难中，他逃脱不了白色粉末的诱惑，他这一生都要依靠白粉生存吗？他要永远在法律网中逃亡吗？与他为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是什么地方吸引着我？我敬畏他，不贬低他，也不惧怕他，出色的洪强，我想劝他戒毒！！！”

　　——摘自小勤1997年11月24日日记

　　小勤说自己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贪玩、反叛、喜欢打群架，被同学称为“大姐大”的人。是洪强改变了她。

　　初中毕业时，小勤不想读高中，洪强总对她说：“我是社会上的人，你是学生，本身就不合适，这也罢了，但你一定要读高中，要不然不要你跟我。”小勤说她一开始很好奇，想吸几口，洪强生气地说道：“你想找死吗？”小勤后来出色地完成了高中，并读了大专，以不错的成绩进了事业单位。
　　
　　“可能我人生转折点的几年里，受了洪强太多影响。因为他，我改掉了以往霸道、肤浅、混沌的劣根性，变得慈悲和宽容。他虽然吸毒，但他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摘自小勤2004年12月29日日记
　　
　　洪强吸毒时间太长，前后戒毒、复吸了好多次。小勤说，这些年，帮助了很多人，却帮不了最爱的人。

　　小勤说：“1999年，他出家为僧。春节前夕，我去看他。他鼓励我好好工作，不要再想他。我告诉他，我一直和吸毒者有着联系，因为他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只要能减轻吸毒者的痛苦，让他们堂堂正正做人，我这辈子就没有白活。”
　　
　　“在鼎湖山的寺庙里，我终于又见到了洪强。他已剃度，并给我讲述佛法，我无奈得泪雨滂沱。当时我为了他能成功摆脱毒品，还是答应让他出家的，可是我心如刀割。”

　　——摘自小勤1999年12月23日日记(该页上面，有洪强亲笔写下的一段佛教经文)
　　
　　未来新郎阿龙

　　为帮助阿龙和小周戒毒，小勤从家里搬出来与他们租房住，因为阿龙，小勤打消了不结婚的念头

　　第一次采访结束在晚上11时20分，下楼的时候，小勤说：“我送送你们，顺便买点东西。”在分开的时候，她走向麦当劳餐厅，同行的深圳市青少年戒毒中心的罗医生说：“她是去买夜宵给阿龙吃，阿龙肚子大，习惯了每天吃夜宵。”阿龙今年将成为小勤的新郎。

　　2003年7月，阿龙出现在小勤面前。阿龙当时比较瘦，虽然吸毒8年，但戒毒决心非常大。与此同时，小勤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哥哥，如何才能帮你走出毒海》的文章后通过报社记者找到了主人公、吸了10年毒的小周，把他也带到了肇庆。7月底，小勤做出了决定，从家里搬出来，和两位吸毒者在外面租房住，三房一厅，一住就是一年。

　　他们的生活费来自两方面。两家会给一些钱，三人也会做些小生意。过年的时候他们开鲜花店和精品店，还帮一些广告公司的朋友写些策划方案。说到三个人的过去，小勤露出笑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犯过毒瘾，有一次小周还想跑回广州拿毒品，骗我说是上街，我便跟着他。我哭得很厉害，很伤心，他们后来也不再这样了，出门必先跟我打招呼，说好时间一定回来，而且从我这里拿钱也受到限制，一般就二三十块钱，坐车或者买些水喝。他们不想辜负我，我知道。”
　　
　　上街拉手拉出了感情　

　　小勤、阿龙和小周都是不甘寂寞的人，经常邀朋友来打牌、下棋，到园子里去打羽毛球，还到肇庆旅游景点玩。三人很快成了知己。

　　2003年11月13日，3人吃完晚饭去西江边散步，阿龙强拉小勤的手，说喜欢她很久了，但觉得只有自己的身体好了，才有最起码的资本追求她。

　　2004年夏天，小周回到了广州，无论是找工作、谈朋友甚至结婚都和小勤商量，见人就说有一个妹妹在肇庆。而阿龙是肇庆人，便帮肇庆的亲戚打理一家生意很不错的五金店。

　　这个时候，阿龙和小勤住在了一起。

　　当我们表示想采访她的父母时，小勤睁大眼睛：“千万不要，他们就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吸毒者有联系。”

　　她介绍说，父母从1995年开始知道她和洪强的事后就非常憎恶吸毒者，但她每天都讲吸毒者的进步，报喜不报忧，并表示只要有人关心他们，毒是可以戒掉的，但如果离开了这些人，他们就会复吸，那等于是见死不救。“我爸妈也认识一些吸毒者的家人，和我一样同情他们，我说多了，他们便不和我争论了，但只要我和其他的吸毒者接触，他们仍心有芥蒂。”
　　
　　“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女孩”

　　因为小勤强调吸毒者的神经比一般人都敏感，尤其对于记者，总是有排斥的心理。为了不揭开伤疤，我们和阿龙的对话小心翼翼。然而，阿龙和我们交流时直白干脆，俨然在讲述一段陈年往事。

　　“我以前吸毒的时候，活得人不人鬼不鬼，哪敢像现在一样坐在餐馆里吃饭啊。整天就想着搞钱搞毒品，吸了睡，睡醒后又想着怎么买，用什么买，买来后继续吸。日复一日，8年啊！我还是个在泰国隐姓埋名生活了3年的‘亡命之徒’。”阿龙说。

　　后来，一直想戒毒的阿龙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了小勤，知道她为了帮助吸毒者戒毒，凌晨3点都会到人家里去安慰犯毒瘾的人。当时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傻姑娘”，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小勤。一年的时间，阿龙说自己像个学生和孩子，什么都听她的安排，“她真不容易，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女孩。”阿龙对记者说这话时，小勤不在身边。

　　阿龙表示，如果小勤愿意，他也想和她一起帮助吸毒者戒毒。“因为我是过来人，完全知道他们想买毒品的谎言，也知道他们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代表着什么。”

    有魔力的丫头

　　普通维生素片，小勤得对那些正在戒毒的人说是从香港带回来的进口戒毒药，超级镇痛。

　　“今天我带你去看看阿雷，他现在生活得很好，养了两千多只鸡，种果树，开鱼塘，但他以前吸了12年的毒，他爸爸曾试图请‘杀手’杀了他。”采访的第二天，穿着清爽的小勤高兴地给记者带路，前往肇庆市郊。

　　阿龙开车，坐在副驾位子上的小勤不停地剥橘子喂给他吃。“等会回来，我再带你们逛一圈肇庆，有很多好玩的景点。”阿龙开心地说道。一分钟以后，记者收到小勤的短信：“你看，他现在多么开朗，谁都看不出他吸过毒吧。”

　　阿雷吸了12年的毒，2003年在小勤的帮助下，做到了2年没有沾毒品。车子停在市郊的一个山坡下，隔着鱼塘有一个养鸡场和一间平房，那就是阿雷和退休父母居住的地方。小勤介绍，阿雷的父母曾动过请“杀手”干掉儿子的念头，因为一个吸毒者真的可以把整个家庭彻底毁掉。但从2003年年初开始，小勤经常和他联系，讲了无数道理，并制定了一系列戒毒计划。

　　吃饭的时候，阿雷的父亲说：“很多人都要感激小勤，很多吸毒者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找她当女朋友，阿龙有福气啊！”

　　采访中，一个被小勤帮助的戒毒者小刘和母亲找到了她。记者在场，小刘和母亲并没有显得不自然，他们和小勤讨论着如何克服心瘾，难受的时候应该吃什么药，该找个什么工作等问题。

　　小刘和小勤交谈间，小刘的母亲主动对记者说：“我这个儿子三十多岁了，从1993年开始吸毒，每天挣开眼就是钱、白粉。这个小丫头像有魔力一样，我儿子不和我说真话，他最相信的人是小勤。”
　　
　　每天与多个戒毒者通电话

　　采访的时候，小勤从一个大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联系方式。她每指一个名字和电话，就讲起了一个故事。而在她掏笔记本的时候，不小心从包里带出一个小袋子。

　　“你们猜这是什么？是普通的维生素片。但我得对那些正在戒毒的人说是朋友从香港带回来的进口戒毒药，超级镇痛。因为他们犯毒瘾其实就是在犯心瘾，总是抓住我的手，说要吃最好的药镇痛。但其实无论什么好药，心理作用最重要。我就随身带着这些维生素片，一听说是好药，他们便慢慢冷静下来，昏昏睡去了。”

　　现在，小勤每天都和十几个戒毒者通电话，有的时候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也经常到他们家里去坐坐，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和身体状态。她称，这么多年，看了太多的吸毒者，闭上眼睛也能说出吸毒者特征面容，所以她根据他们现时的状态制订出下一阶段的治疗方案，要吃什么药，某个阶段对他们着重强调什么等。　
　　
　　“他浑身无力，下午2点服丁丙含片一粒，晚上感觉无聊找人打牌，打到12点多，身体举动无异样。深夜1点多开始躁动，睡不着。服吃三唑仑2粒，幻觉不断出现，小动作增多。3点多再服4粒三唑仑，仍睡不着，而且记忆错乱，忘了自己已经服了药，继而再要药。折腾到今天早上，6点多才迷糊入睡。”

　　——摘自小勤2004年4月24日日记　
　　
　　把吸毒者当兄弟

　　“要是没有小勤这样的‘好朋友’，我可能到现在还走在吸毒的路上”

　　向义，小勤长期帮助的吸毒者中的一个。他有10多年的吸毒史，这个年轻人如今已回头，不过到岸的路程并不平坦，10多年里，他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戒毒，但没有一次成功，最后都以复吸告终。说起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向义深有感触：“要是没有小勤这样的‘好朋友’，我可能到现在还走在吸毒的路上。”

　　深圳市义工联秘书长巫景钦解释说，小勤这个“好朋友”并不好做，一方面，她要让吸毒者把她当作“好朋友”，首先要平等待人，没有歧视，让人消除隔阂，更主要的是小勤有着长期与吸毒人员打交道的经历，她知道这个圈子的表达方式，才能融入这个圈子。

　　向义染上毒瘾后，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好朋友全离开了他。他多次戒毒，没有一次成功。2003年的时候，向义认识了小勤。见小勤第一面时，向义就感觉小勤很热情，对她的隔阂少了很多。经过后来的相处，向义是这样形容小勤的：“她就像一个男孩子的性格，当我们是兄弟，很讲义气。”

　　小勤说，受到欢迎是因为自己有着长期与吸毒人员相处的经历，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向义则更愿意将小勤当作“心理医生”，“每当心烦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小勤，就给她打电话约地方聊天，每次聊完天感觉很舒坦”。

　　后来，每次戒毒不成功又复吸的时候，向义也只透露给小勤一个人，他也知道小勤会告诉他的家人，不过他并不在意，反而好像有这种期待，自己没脸告诉家人，希望通过小勤把自己的情况委婉转告给家人。

　　在小勤的引导下，向义与毒品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犯毒瘾的时候，他便立即打电话给小勤，在小勤的心理辅导和药品的作用下，一次次地“死去活来”，最终戒掉了毒瘾。现在，向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复吸。

　　“十年来，我和很多吸毒者接触过，现在正和十几个吸毒者联系，这些，我的同事及交情不深的同学并不知道。因为他们认为吸毒者就是邪恶的人，一切都是肮脏的。而那些帮教者是无聊无知的、同样也有邪气。所以我清楚自己，是一个走在正与邪交界点的边缘人。我必须瞒着他们。”

　　小勤摆弄着手镯说，嫁给一个曾吸毒并且还可能吸毒的人是危险的事情，但除了她，还会有别人这样做。

　　2004年12月19日一早，结束了对小勤的两天采访，记者即将离开肇庆。上车前，小勤再三叮嘱，不要宣传她本人，她接受采访的目的是要让社会上更多地了解吸毒人员的生存状态，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帮教的队伍中来。

　　缺乏专业性：吸毒帮教的软肋

　　“小勤以前的经历使她显得比较‘专业’，会和吸毒人员交往。”巫景钦告诉记者，这也正是现在多种帮教行为效果不好的最大原因：专业性缺乏，光靠同情心和责任感是不够的，“因为吸毒不仅是药物和意识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心理、家庭、社会等多方面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来破解。”他说。

　　据巫景钦介绍，深圳市义工联的生命之光服务组就是专门对吸毒人员进行帮教的，这个小组有几千人，有组织、定期地对吸毒人员开展帮教。此外，除了这个组的义工，全市一些社区和居委会也有很多义工开展吸毒帮教，人数无法具体统计，估计全市总共在万人之上。
　　
　　“对吸毒者帮教太难了”

　　“对吸毒者帮教太难了”，帮教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巫景钦直言了帮教的难度。除了对流动人口无法长期帮助外，考虑到与吸毒人员接触的危险性，市义工联要求义工在帮教时不能留下私人电话，只留义工组织的电话，而且一般是几个义工帮教一名吸毒人员。有关人士说，义工在帮教时不能留下自己的电话，这已经让吸毒人员对他产生距离，况且是几个义工来帮教一个，这只会让吸毒者与义工之间的隔阂更大，“吸毒者都是很孤独的，他需要向一个人倾诉，帮教时如果不能深入‘虎穴’，与吸毒人员打成一片，是很难出效果的”。

　　义工联不敢让义工深入“虎穴”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义工都没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吸毒者有他们特定群体的特定表达方式”，如果不掌握这些方式与他们沟通，不仅不能达到帮教的目的，而且还会有危险。
　　
　　深圳缺少相关培训机构

　　巫景钦说，香港的外展义工都是经过社会学方面的培训，而且还会深入到吸毒者群体中“实习“，与吸毒者一起打闹，寻找这个圈子共同的形象和语言。与香港相比，巫景钦觉得深圳在这方面还很缺乏，不仅没有具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连相关的培训机构也没有”。

　　不过，市义工联去年已开始了探索和尝试，去年6月25日，深圳市成立了全国首个青少年吸毒问题救助中心，24小时开通热线，无偿向吸毒青少年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医疗、心理等方面的专业救助服务。该中心聚集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法制专家、心理专家，以及在精神科治疗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由他们和经过培训的义工辅导员对吸毒青少年进行救助服务。巫景钦说，成立这个中心正是推动帮教专业化的具体行动。

　　巫景钦说，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对吸毒者的帮教是大势所趋，为了使帮教工作专业化，市义工联还有意引进相关的培训机构，对义工进行培训，同时组织更多的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进来，让帮教行为更有成效。
　　
　　重返社会期待更多包容

　　向义如今已摆脱毒品的困扰，但是，一个更大的困扰又出现在他面前。戒掉毒瘾后，向义曾经去找工作，希望重新走向社会，但是，一些单位得知他的吸毒史后，都拒绝了他。现在，他长期被锁在家中，无法与社会接触。

　　“想要重返社会，却重返无门”，向义的母亲提了一个建议，吸毒人员重返社会时需要一个“缓冲期”，不能迅速“见光”，希望政府能设立一个相关的机构，给吸毒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没有工资都行”，让他们学习一些技能后逐步进入社会。

　　帮教专业化在将来会越来越深入，但这更多的是侧重个人帮教，戒掉毒瘾的吸毒者如何回归社会是个更大的问题，营造一个社会帮教的氛围显得更加重要。
　　
　　让民间机构来承担项目

　　据了解，惠州戒毒所便有这样的意图，该所计划在3年内建成具有容纳戒毒人员3000人以上的病房宿舍和1.5万平方米标准的加工厂房的综合戒毒基地，在戒毒基地内建设1000人的安置就业区，专门安置戒毒出所人员进行有偿劳动。

　　巫景钦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社会帮教还是要从一个个个案服务做起，让政府来提供机构和资源并不适合，应当让更多的民间机构来承担项目，政府只需进行规划，提供环境便可”。巫景钦甚至提出，最好不要设立专门服务吸毒人员的就业机构，只需把他们当作一般的待业人士看待就行，“否则吸毒人员还是接触不到外界，更不利于融入社会”。

　　“深圳在帮助吸毒人员走入社会方面已经走在前面”，据巫景钦介绍，深圳一些街道和社区已经为吸毒人员专门安排就业和“锻炼”的地方。也许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对吸毒人员有着足够的包容度，但是仅仅靠一些社区的力量显然不够，社会帮教的将来需要更多的部门和人们参与进来，尤其是企业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