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运，广州火车站是我必到之处，今年也不例外。但就在这“不例外”中，经人指点，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幕触目惊心的情形：在车站广场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不少“瘾君子”！

    当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倒毙在广场上的吸毒者被当作无名尸体拖走时，便决心用相机将黑幕揭开。从１月１６日开始，我“猫”在这个吸毒群落里达一个月之久。

    我拍摄的第一个吸毒者是个黑龙江人。他说他是黑社会头子，有一百多个“马仔”（随从），要我当心点。我有点怕。但后来发现他说的有些夸大。他原来是个炒票的票贩子，炒着炒着就吸上了毒，老婆也离了，孩子交给家里的老人领养。我问他能不能戒毒？“戒？管什么用，骨头都黑了，过一天算一天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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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交易。一毒品贩子一边注射，一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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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毒者用自来水清洗针筒后，接着稀释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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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毒者操纵的孩子，他们手中的鸡腿是勒索路人的工具：拿着鸡腿撞人，然后强迫人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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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往腹股沟大动脉注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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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瘾发作了，一女吸毒者急不可耐地扒下裤子注射

    呆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里的吸毒者大约有一百来号人。他们裹着破棉絮、旧报纸，垫着草席、砖头，蜷缩在广场的栅栏边、大钟下、墙基旁。他们每顿饭最多只吃两块钱盒饭，吸食的白粉却１８元钱一包。这些毒品多半来自距广场北部不远的市郊，转第一手时，５００克海洛因会掺入一些杂质，变成１０００克；转第二手时就变成了２０００克；等到了广场时，已经过了七八道手，每包的海洛因只有０·０１克，纯度不高。吸毒者中的大多数人每天注射三次毒品，除中午回附近的窝点走马岗注射外，早晚都在广场上进行。有些人则躲在厕所里“追龙”（吸毒的一种方式）。

    让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吸毒者中有些是未成年的少年，最小的才１２岁。他们彼此以籍贯或绰号相称，如“小河北”、“小新疆”、“酒鬼”等等。我认识一个“小新疆”，今年１９岁，自幼因父母离异，被一河南人收养，浪迹广州火车站，已有８年吸毒史，有人怀疑他染有艾滋病，劝他到医院检查，他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戒掉毒品，进体育学校学习，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因为他过去爱踢足球。

    吸毒者谋取毒资的方法是“做生意”。除了一些以毒养毒的毒犯外，吸毒者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拿一叠火车时刻表向旅客派送，一旦有人顺手接过时便向其索取钱财，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受害者稍有不从，呼地便上来几人迫其就范。这还算好的。有些吸毒者干脆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抢劫。春运期间，过往的旅客多，他们“生意”较好，钱多一点的吸毒者可以在廉价旅馆租个好点的铺位，洗个澡，伙食也有所改善。看到成千上万归家的打工者，他们心头也会流露出回家看看的渴望，但如此落魄，又有什么颜面见江东父老？

    我认识一个四川达县的吸毒者，年仅２５岁，吸了一年毒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别说走路，连挪动一下也异常痛苦。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送我上火车？我想回家！”第二天他就死了。

    进入这个群体采访非常困难，也十分危险。有一次遇到警察盘查，我不便暴露自己身份，被送上了警车，吸毒者以为我和他们是一路的，从此便十分信任我。我给他们送些烟、衣服和药品什么的，他们说我是个好人，每次见到我都说：“大哥，又来了？”尽管取得他们的信任，我还是要鼓足勇气。有次一个吸毒的孩子突然用弹簧刀抵住我的胸膛，我克制住内心的紧张，用手推开刀说：“别开玩笑了！”他笑一笑就算了。每次出发拍摄，我都会犹豫一阵：上午去了，下午能回来吗？我买了保险，也写好了遗书。可一到广场上，所见所闻就使我欲罢不能。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下来。从私人感情上讲，我不想发表这些照片，但为了有助于整治和改变这些丑陋的东西，我还是决心把我记录的现实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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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的快感过后是万劫不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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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生意”的时候，这个群落的人们在广场上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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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广场。一吸毒者的尸体被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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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岁的“小哈尔滨”注射技术已很纯熟，即使与同伴玩时，他的手背也扎着针筒

    （后记：梁文祥拍摄的照片在媒体曝光后，广州市公安局出动警力１２００多人次，对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抓获吸毒人员１５名，清理“三无人员”２６０多人，缴获海洛因１５０多克。此外，公安人员还对三元里街、走马岗一带的酒店、出租屋等场所进行清查，对抓获的吸毒人员实行强制戒毒处理。目前，这些地段的吸毒现象已消声匿迹。公安部门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火车站地段的治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