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５月１１日电（记者周之江）居住在中国西南贵州省三江农场一对已戒毒数年的夫妇两人，三年前开通了“戒毒者谈心屋”热线电话，试图帮助其他自愿戒毒者摆脱毒品。几年来，他们已先后收留了百余名戒毒成员。

    “戒毒谈心屋”现更名为“爱心屋家庭自约式义务戒毒帮扶点”，坐落在农场一处小山头上，常年居住着十余名“身份特殊的人”。

    一些从事禁毒工作的专业人士把吴顺国夫妇的努力定义为——中国民间自发的戒毒行为——与此相似的尝试，还有正在中国云南进行的“重生厂”和“戴托普”等等。    

    贵阳市现有１０家强制性戒毒所，总收容能力为３０００人，贵阳市戒毒中心主任谈明宗说：“像小吴他们这样吸毒或有过吸毒史的人员，全市登记在册的约有１.５万余人。他们的自发行为，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强制戒毒体制之外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们会长期追踪并加以扶持。”

    贵阳市禁毒委的华文斌认为，“爱心屋”并非戒毒所，而是进行“吸毒者生理脱毒后的一种心理纠正”。    

    创办者吴顺国、余红芳夫妇均曾吸毒成瘾，因为“有共同的经历，交流起来非常容易”。在“爱心屋”断断续续居住了两年的张小雨说：“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毒品，却能让人逐渐忘却‘那种感觉’。”

    “爱心屋”除贵阳本地戒毒人员外，还有一些来自辽宁、湖南、四川等地的戒毒者，“最多时有３０人，根本照看不过来，我们现在严格控制在１２人左右。”余红芳说。

    在“爱心屋”，墙壁上挂满了各项规章制度。不单如此，每个成员都有一个表格，记录下每天的个人情绪曲线、心态变化和违规情况。

    西南政法大学毒品犯罪预防与打击研究中心副主任邱镛怡多年来一直关注“爱心屋”的发展，在他看来，从随心所欲到订立规则，“爱心屋”逐步走上了一条从自愿到自觉的道路。

    吴顺国夫妇一直与曾在“爱心屋”呆过的成员保持联系，“的确有一些人没有复吸，长期居住的成员每个月都要到禁毒部门定期做尿检。但也有人来了一两天就坚持不住跑掉了。”

    最近，一些从“爱心屋”走出去的成员已经在酝酿组建类似的民间帮扶点。

    陈光武是贵阳市的一位禁毒官员，他的态度谨慎而乐观，“尽管在国外有过民间互助戒毒的先例，但在中国这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作为政府部门，我们会关注它每一阶段的发展变化，长期记录，深入研究，‘爱心屋’的经验对中国政府现行的强制性戒毒模式而言，既是有益的补充，也是可贵的探索。”

    “‘爱心屋’这样的民间自发戒毒帮扶点非常脆弱，它不够规范，也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困难。但必须看到，这只是中国民间自发戒毒迈出第一步，既然是尝试，就要允许失败。何况，即使失败，受到其影响的人还会接着做下去。”陈光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