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和毒魔的初吻
 
    ■“开始吸是为了尝新鲜，就吸呀吸，吸了两三次，就上瘾了。”

    6 月 15 日早晨 8 点半，云南瑞丽。

    躺在床上的姐勒行政村允岗村的依南允却没有著名作曲家雷振邦这样的好心情，最害怕听到的就是车轮的声音。

    “我还在睡觉啊，以为是公安来叫，正差一点点，准备翻窗跑掉呢！”依南允对《法制早报》记者说，“不是在屋里听见你的声音，我不敢开门。”依南允去解释，“全村 300 多个人，有 40 多个抓去戒毒了。”

    心里有这种恐惧的不仅仅是依南允。在瑞丽市，他不过是面临被政府强制戒毒的 4003 个瘾君子之一。

    如此惧怕戒毒？那么当初，他们又是如何与毒品这个恶魔交上了朋友，以至如今仍恋恋难忘，生死相依。

    尝新鲜成了“满天星”

    “开始吸是为了尝新鲜，就吸呀吸，吸了两三次，就上瘾了。”

    对第一次尝新鲜， 30 多岁的依南允记得很清楚，那是在 1996 年的一天晚上，正好老婆不在家。村里两个人在他家喝酒，其中一个是他叔父，见他们抽“ 4 号”（海洛因）时很享受的样子，心里痒痒的，就尝了尝新鲜，品了品味道。

    让依南允想不到的是，这新鲜一尝一品，长达 10 年不断。而如今，这尝新鲜的人竟层出不穷，多着呐！

    31 岁的四川攀枝花人阿坤，今年大年初三时在朋友家喝酒，看他们吸得如痴如醉，朋友们让他“尝尝，吸几口是不会上瘾的”，吸了一口，很臭，恶心，想吐。到第四五天就开始上瘾了，不吸，肚子就有一点疼。

    让人震惊的是，在姐相乡戒毒所的水田里，坦然地和大人们一插起秧的阿龙，不到 12 岁。小阿龙来自暖波村小广弄自然村，父亲原来在盈江开饭店，后因运输毒品被判了 6 年。

    2003 年 12 月，辍学了的阿龙跟朋友去缅甸玩，尝了几口“ 4 号”，感到头昏。隔了一天，就一个人跨过一条水沟到缅甸找人买毒品，这个 10 岁的孩子已经尝上瘾了。

    与戒毒所里小男孩阿龙的坦然相比，正在街上捡破烂的小杨，反倒显得更加羞涩。

    “满天星？谁说的？我这是青春痘。”因脸上的毒斑多得像满天的星星， 23 岁的小杨十分讨厌别人这样喊他。小杨是缅甸人， 15 岁时就来到瑞丽打工。

    2001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他与三个朋友在一起玩时，因为好奇，吸了几口“ 4 号”。当时感觉到头晕、恶心、想睡。到 2002 年初，与初吸相隔一个半月后，三天二天的看到朋友们没事就吸“ 4 号”，又吸了一口。谁知就这一口，到年底时麻烦就来了，浑身不自在，象有千万只的蚂蚁在体内地跑来爬去撕咬不停。

    图舒服毒疮遍身

    “干活累了，吸上两口感觉舒服一点，好睡觉。”

    6 月 8 日早晨 7 点不到，小友就躲到揭岗小学后面林场的橡胶林里，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次吸毒。 19 岁的云南保山的小友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打杂。来瑞丽才几个月了，以前没有吸过毒。五六天前，他有了第一次吸“ 4 号”的历史。

    家住姐岗路 6 号 40 来岁的刘春，曾为这种舒服买过“大单”——三次被政府强制戒毒。刘春的第一次发生在 2002 年 2 月份的晚上，他开三轮车送朋友到双卯寨家里，吸了几口“ 4 号”玩，感觉比较舒服。第二天晚上，又想再感受一下昨晚的舒服，他就到挨家百余米的环岛俱乐部旁买了三块钱的“ 4 号”，吸了两口。

    为了这两口的舒服，才有了 3 年甚至更长时间身心的不安。

    满脸毒疮的廖桂英，属马， 1966 年生。 1994 年的时候，一对来自广州的朋友在昆明毒瘾发作，央求桂英去帮他们买了点毒品，他们吸时也劝她：“吸点，很舒服。“她就吸了一点。就为吸了这么一点点，为了一口舒服，这位曾经风姿绰约的重庆美人，脸上现在已经毒疮遍布，骨瘦如柴。

    心情差的“大佬”

    背靠着半截砖墙，半躺在废弃的砖头上，屁股下有一床极脏的被子和一个红枕头，砖头缝里随处可见可乐瓶、打火机、针管，头顶上一块插在砖缝里的长一米宽半米的薄木板用来遮风挡雨。当阿青哥吸烟的时候，就有一缕缕的青烟绕过薄木板向外飘去。

    8 日傍晚，当记者在林场食用菌房外拆毁的半截走廊角里看到阿青哥时，无法想到，就在去年，“阿青哥”在瑞丽的低层吸毒者中，仍属于“大佬”级。

    “阿青哥”是一个 40 来岁的云南梅州人。阿青哥的干女儿阿丽告诉记者，“阿爸是个做大事的人，曾经有四五百万。因为 1997 年在缅街赌场放高利贷，一个借了他 20 万的高利贷没钱还的人被逼跳楼摔死了，怕公安，便躲回了瑞丽。到 1999 年，因为买不到卡苦，心情又不好，阿爸才上街买“ 4 号”吸上了。”

    就像虎死不倒威。阿青哥仍有两点与众不同：从来不捡破烂，不偷不抢。

    像阿青哥一样，因事业不顺导致吸上“ 4 号”的，瑞丽大有人在。

    42 岁保山施甸县人杨遇坤是前年才来瑞丽的。 1991 年在陇川做生意亏了本，就上街去买“ 4 号”，放到香烟里吸。第一次吸食后呕吐不止，吃不下饭，但从此却与“ 4 号”结缘。

    蒋山，这个住在朋临旅社地下室 203 房间的重庆北碚人，现在心情差得很。原因很简单，想回家没有路费。 1996 年底，他和老婆桂英到瑞丽来做生意，开饭馆挣的几万块钱，都被他赌百家乐输了。到了 1998 年底，夫妻俩已经身无分文了。眼看才一年时间，就把一个家输得精光，蒋山心情郁闷，就和老婆吸上了“ 4 号”。一开始吸，头晕晕的，一晕就想睡觉。“现在，只要想到烦恼的事，吸上一口，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蒋山说。

    贪玩的“毒王”小勇

    “毒王”小勇，云南保山人， 20 岁，因大量吸食麻黄素（冰毒），脸上遍布毒疮烂孔，被圈中朋友尊称为王。在瑞丽三年，去年年初他帮人开车时和朋友们一起玩时，吸上了“ 4 号”。谁知最近雇主知道他又玩上了冰毒，赶紧把他打发走了，请他回家玩去，至今仍没有找到工作。

    贪玩，不仅让 20 岁的小勇玩成了圈中“毒王”，同时还拥有了一大批的“盟军”。

    初中没毕业做了几年平面设计的小王，今年 26 岁，为了吸“ 4 号”，把自己从首都北京玩到边疆瑞丽，现在有家难回，沦为难民了。 1998 年代，刚实行彩喷，做展览利润大，一平米就 1000 多元。小王很快攒钱买了一辆夏利车，晚上和从小长大的朋友们一块经常去名模、滚石等夜总会，找妈咪小姐出去玩。看她们在赌场里赌百家乐，吸“ 4 号”，就跟着她们一块瞎起哄，开始吸上“ 4 号”了。

    24 岁的胆男，也是因为好玩，才成了“ 4 号”的朋友。 6 月 11 日中午，在前来迎接的叔叔的陪伴下，终于结束了在瑞丽市戒毒所一个月的戒毒，要回到缅甸自己的家中去，回到属于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中。

    家就是胆男的面前了。而对染上了艾滋病、全身已经开始腐烂的重庆人张佩华来说，回家，也许此生只能是梦想而矣。

    一双又臭又烂脏得让人过目难忘的烂腿，是收破烂的张佩华最醒目的符号。张佩华说，他这双腿是去年 2 月开始烂的，开始的时候很痒，一个小小的肿块，一挠就烂成了一个大洞，能看见骨头。后来就是这里好了，那里又烂了。此消彼起，就没有好的时候，痒得两条腿走到哪里，地下流的都是脓血。 34 岁的张佩华是重庆雅安人，读了小学三年级，一直没有结婚。母亲已去世多年了，家里只有父亲。 2003 年来到这里的，两年多了没找到工作，没办法就只好捡垃圾了。他吸“ 4 号”，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在家里吸上的，当时不过为了好玩。

    好酒的“大侠”阿弟

    背插尺余长双刀，走路奇快，爱独来独去。没有读过书，爱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有时似梁山好汉，有时又翻脸不认人。打起人来，更似一个“活阎王”，用拳头和刀砍。这就是 16 岁的阿弟，瑞丽毒友心中的少年大侠。

    但更让毒友们钦羡不已的是，不论走到那里，阿弟身后总跟着漂亮的军师—— 19 岁的阿丽，这使瘦高个阿弟，当仁不让成了毒友们心中的少年英雄。而熟悉阿弟的人都知道，他 17 岁的生命，本生就是一部传奇。

    8 岁时，阿弟的母亲跟外面的男人跑了，他在继母那里得不到母亲的温暖，两人无法相处，便喊继母“鸡婆”。七八岁，胆大的阿弟就经常独自带根打狗棍游走在江湖。 1999 年从保山的家里跑到瑞丽时，和哥们一块喝酒抽烟，吸上了“ 4 号”。以致比他大三岁的女朋友阿丽 17 岁吸““ 4 号””时，他已经有 4 年吸龄了，是她当之无愧的老师。

    喝酒豪饮让 16 岁的阿弟 11 岁时就成了“ 4 号”的俘虏，酒，在这里似乎成了一个让良民与毒魔联姻的媒婆。

    小学毕业，年过 30 ，都当上了孩子的爸爸，正在瑞丽市戒毒所戒毒的勐秀英干寨的张家校、张家顺兄弟俩，看上去感觉是一对老实人。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兄弟俩 2003 年、 2002 年在外在开农用车时，跟朋友一块喝酒聊天吸了几口，开始上瘾了。随后就去环岛马路边买“ 4 号”，第一次买了 5 块钱的，一天吸两次，吸了两天。

    24 岁的温海家在姐相乡大等喊村。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庄，柚子成林，芭蕉为墙。电影《孔雀公主》、《西游记》和禁毒电视剧《玉观音》故事就曾在此拍摄。在附近寺庙的墙上，挂历都是德宏州禁毒防艾办公室印发的向毒品说“不”的宣传画。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今年 1 月份，在朋友家喝酒时，温海终于向“ 4 号”张开了嘴，开始了他与毒品的第一次交往。

    温海家是开饭店的，在姐相戒毒所的大食堂他负责炒菜，也算学有所用。

    治病“成瘾”的阿丽

    9 日傍晚 7 点半，在林场橡胶林食用菌房旁边的砖堆上，记者终于见到了阿青哥的干女儿，“漂亮、内秀”的阿丽。

    当时阿青哥正倚墙角睡觉，阿丽蹲在砖堆上吸“ 4 号”。一看记者来了要跑，被热心的阿青哥喊住：“不用跑，这是我的朋友。”原来，去年被记者采访过的吸毒者，后来都被政府抓走了。一见记者，阿丽心中有一种本能的紧张。

    阿丽是今年元月才从芒市来到瑞丽的，说话声音小小的，是那种娇小的女孩。

    2003 年的冬天， 17 岁正读初三的阿丽，发现父亲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在外面养女人，和父亲大吵一场，一个人从保山的家里跑到了芒市。在芒市，她认识了一个大姐姐，跟着她混。有一次胃疼，住了一个星期院都没好，大姐姐的男朋友在医院病房里让她吸了口“ 4 号”。后来胃一疼，他们就让她吸。现在阿丽的胃基本上不行了，因为吃饭没规律，时常有一顿没一顿的。

　　两个成瘾的小女孩

    阿为 1964 年 5 月 10 日出生在缅甸蘑菇县背水街，在中国读的中学。他第一次吸的不是“ 4 号”，是“卡苦”。阿为告诉记者，卡苦就是把大烟（鸦片）熬成稀饭一样，掺进中草药，用芭蕉中叶包着切成丝，卷成黄豆大小放在水烟茼上抽。卡苦因为烟纯，价贵，显得高雅，有钱人才能抽得起。到 1997 年，曾经经商攒了一点钱的阿为，在赌场上已经输得干干净净，已经不是有钱人了。空闲无聊时间一多，又吸不起卡苦的阿为，才不得不吸“下贱”的“ 4 号”。

    在阿为的心中，“ 4 号”比较下贱，是捡垃圾这类人吸的。但阿为想不到的是，四年后，到 2001 年底，身无分文的阿为为了吸上“ 4 号”，不得不低下高傲的身躯，日夜在瑞丽的一条条街道和小巷子里仔细寻找，为了垃圾。

    闲得无聊，与毒品结缘，自然不止阿为。

    有 34 年的吸龄、元老级的保山市腾冲县人丁学会， 1972 年来到瑞丽，今年 61 岁，只是瘦，但精神好得很。开始是在瑞丽做珠宝、百货生意，因经常要到缅甸去要账，有时一呆就是十几天，没事吸“ 4 号”，就上瘾了。

    无聊和漫长的空闲时间，使丁学会们这种无聊有了众多的市场和前景。

    弄岛镇集休村叠沙村民小组 27 岁的梦当， 5 年前第一次吸“ 4 号”是在他家的草片房里。

    那时在外打工，看别人吸，瞒着老婆就偷偷吸上的。

    35 岁的叠沙村民小组村民依莫很，年纪虽然不大，却已经有了整整 15 年的吸毒经历了。

    6 月 12 日中午正准备吃饭时，在瑞丽市戒毒所，记者见到了现年 47 岁，由老婆和女儿一块陪伴来此自愿戒毒的角腊。小学毕业，家住缅甸木姐市派展路 221 号的角腊，家里多年就办起了食品厂，有钱又有闲，已经有了 31 年的吸毒史。

    角腊不会想到，他的吸毒史，会比一对姐妹俩的年龄加起来还要大。

    据文苑路 1 号 65 岁的赵毅大娘说，成欣和成美姐妹俩是瑞丽姐东乡人，姐姐成新 12 岁，妹妹成美 11 岁。在这两个女娃很小的时候，就因母亲吸毒而卖给别人。今年初，这两个小女孩不知从什么地方辗转来到了瑞丽，因为找不到母亲，她们就转手卖一点毒品，跟人学抽上了“ 4 号”。也有好心人看不下去，劝她们，“年龄这么小，赶紧戒掉，还有人收养你们。”但在这种环境中，才十几岁的孩子，她们怎么能戒掉？

    赵毅大娘说完叹了口气，显得很无奈。(□本报记者 韦文洁)

   中篇 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在 26 个吸毒者中，他们很多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先是抱着好玩的心理试几口——然后开始上瘾——之后扎针——接着骗钱——甚至抢劫——最后，一部分因为扎针染上艾滋病

　　吸冰毒的“制作大师”

    “冰毒”的学名叫“甲基苯丙胺晶体（ methamphetamine ）”，又称甲基安非他明、去氧麻黄素，形态晶莹剔透，外观似冰，俗称叫“冰毒”。

    1996 年 11 月 25 日 联合国禁毒署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兴奋剂专家会议指出，苯丙胺类兴奋剂将逐步取代上世纪流行的鸦片、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常用毒品，成为 21 世纪的头号毒品。

    像一个天才的制作大师，从地上找来一根喝饮料的吸管和空可乐瓶，倒进自来水，仅仅几分钟，一个水烟筒就在阿青哥的手里造成了。再把麻毒（当地人对冰毒的称呼）放进包纸烟的锡纸里，使锡纸下的火势变得细小均匀。

    14 日下午两点半，躺在橡胶林里一个墙角上，眯缝着双眼的阿青哥，就这样开始了他下午的生活。

    阿为、毒王小勇、桂英和阿青哥一样，现在不仅吸“ 4 号”，也吸上了麻毒。阿为是为了“提神，不想睡觉”；小勇是为了“好玩嘛”；桂英则是为了治病，“今年春节，上海的女朋友说吸麻毒治感冒，我吸了感冒并没有治好，不过心里好受了一点。”

    谈起吸麻毒的历史，阿弟却可以毫不愧地称之为年轻的“元老”。“ 2000 年，我 12 岁到缅甸做木材生意吸麻毒时，才两块钱一粒。” 6 月 14 日 的下午 3 点时，“大侠”阿弟坐在橡胶林里的砖堆上，用矿泉水瓶改装成的水烟筒吸过麻毒后，再吸“ 4 号”。

    阿弟现在常常一次连吸三种毒品：“ 4 号” + 麻毒 + 三唑仑。“光吸‘ 4 号'，没劲。”阿弟认为。

    快到下午 3 点半了，阿青哥将火机灭了，把锡纸上的一个小小的黑点折好塞到砖缝里，“留到晚上还能抽几口”。

　　吸毒者一天的开支

    13 日下午七点半，在一条马路下废弃的屋角， 34 岁收破烂的四川雅安人张佩华在吃晚饭之前，开始做每天必不可少的例行功课——扎“ 4 号”（当地人对海洛因的称呼）。

    张佩华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早晨 7 点半，从难民村一家屋檐下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卖破烂买 4 号。拿到 8 块 2 角钱后，买一支针管 5 毛钱，一小瓶安定药水 5 毛钱，七块钱的“ 4 号”，合计 8 块钱。没钱买安定的时候就用自来水，针管可以用两天 4 次。扎下“ 4 号”，不吃早饭，又去捡破烂。捡到傍晚时卖了七块钱，中午在快餐店买一份五角钱的饭，一块钱的青菜。饭店嫌脏，不让捡破烂的进门。有钱的时候，他就买五毛钱的饭，两块钱的红烧土豆片，里面有他喜爱吃的猪肉。

    这一天他卖破烂的收入为：早晨 8 块 2 毛，晚上 7 块，一共 15 块 2 毛钱；支出为：早晨扎针 8 块，晚上 7 块，中午买饭 1.5 元，总计 16.5 元。收支相抵，负 1.3 元。中午吃饭时，他找垃圾站的老板娘借了 2 块 5 毛钱。

    晚上，捡破烂的人少，他计划捡到一点半到两点。一般能捡到八九块、十块。没有钱就不吃晚饭了。

    捡破烂不能卖很多钱，但他很庆幸这里毒品便宜。但看到街上和他们一起买药的卖淫女，出手都是 30 、 60 块钱，他心里就有一点想不通：六七百捡破烂的都挣不到钱，她们二三千人咋生意还那么好？

    像张佩华这样低收入的用药者，在瑞丽并不少见。

    阿为一天要卖三趟破烂，早中晚各一趟，每趟能卖七、八块钱。

    满天星从今年 2 月开始，每天在中午和晚上睡觉前吸两次，一次一小包两三块钱。没钱吃饭时，一天吃两餐，一餐，甚至不吃。

    毒瘾发作时的选择

    “毒瘾发起来，就认毒品和钱。别说吃饭，哪怕是龙肉都不吃。”依南允说，“一天不吃饭能动，一天不扎针，全身麻麻的，心里的肉跳啊，见什么都想砸。人家说电线是很厉害的，就想用手去抓。手头有枪，就会自杀。太难受啊！”

    “没有钱，偷啊抢啊都不管了，反正都是犯罪，死也不问了。”

    从 2000 年开始，依南允先是卖家里的山， 6 千元一亩，包括母亲的山， 17 亩山都卖了。山卖光了，再卖家里的东西。先卖的是自行车，然后是衣柜、彩电，一千多的彩电才卖了 300 元。卖了 4 年，再值钱的家也经不住卖了。

    家里实在没东西可卖了，毒瘾发作时，他就去找 72 岁的老母亲讨钱。

    不给钱，就骂母亲，用刀把东西砍烂。要是再不给钱，就点火烧房子。逼到这时候，母亲就不得不拿出早年卖地和姐姐们给的一点零花钱来打发他，十天二十天的给一次。少时十块二十块的，多时三、五十元。

    就在这缕缕青烟中，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28 岁的依南允老家的房没了，山没了，两个老婆也弃他而去。

    现在这个老婆是第三个，缅甸人，今年 33 岁，过年时同居的。她以前是卖药（当地人对毒品的称呼）的，依南允经常去买，两人就住到一块了。但这个老婆现在也不在家里，前不久强行送到市里戒毒去了。

    61 岁的丁学会靠与人合伙上街摆摆棋谱骗钱，有时一天也能挣个四五百。学会则说，“哪有那么多，最多也就百八十元。一般情况下就四五十元，这 6 天就一分钱都没有找到。”没有骗到钱，毒瘾发作的时候，学会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走路得扶着墙。

    毒瘾发作的时候， 12 岁的阿龙也会偷东西的，只不过他偷的是家里东西，像大米、香油之类。一次偷个 5 斤 10 斤的出去卖。“有时被母亲发现了，也会骂，还会用手轻轻打。”正在姐相戒毒所的阿龙告诉记者。

    14 日早晨 7 点 20 分，身穿红色上衣的桂英一脸疲惫地回到了居住的地方——目瑙路上的临朋旅社。 15 分钟后，记者挤进半掩的门，敲开 201 的房门一看，发现是另一个卖淫女，才知道走错了。

    桂英住的是地下室的 203 号房。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记者再找到桂英时，她已经睡着了，显然太累。桂英每天晚上十点出去卖淫，早上七八点才回来。出一次台挣个二三十块，没有生意十块钱也行，昨晚才挣了四十块钱。“现在生意不好做。”桂英瘦得皮包骨的老公蒋山坐在脏兮兮的地板砖上，无精打采地说。

    没有人能想到，为了吸上一口毒品，端庄秀气的阿丽也走上了桂英同样的路。“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晚上能挣五六百元钱，一般也就一二百。” 19 岁的阿丽低声地告诉记者。谈到第一次的出台费，阿丽随口就说出来了，“老板给了 7500 元，我花 500 块钱请了大家的客。”

    毒魔留给他们的是什么

    依南允说，防疫站的医生来看他时，告诉他，不要再打针，要防止感染上艾兹病。他总是嘲笑他们：“我这么好的身体，咋会得病呢？”

    在他笑得开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死神可能已经盯上了他。

    41 岁的阿为已经明显感到末日将临。

    坐在迎风的凉亭里，阿为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的异味吸引了大批的苍蝇。阿为的双腿已经肿到了大腿根，无处不是烂疮和疤痕。和记者说话的时候，双腿仍在流脓，右边股骨外的牛仔裤上则爬满了苍蝇，里面早就腐烂了。

    阿为现在走路已经十分吃力，靠双手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往前挪。他最担心的是，哪一天没有钱买不到毒品，就会一身臭味弃尸街头了。

    有这种感觉的，吸毒者中又何止一个阿为。

    14 日下午记者离开瑞丽的时候，再次提出要送 34 岁的四川人张佩华到医院里治烂腿，并给他 20 元一天的工资。结果依然遭到了拒绝：“没用，这是艾滋病。镇上派出所给检查的。”

    张佩华说，“我怕，也是没有办法。”腿疼的时候，他连坐下去都很困难，手上柱的木棍成了他另外的一条腿了。现在他脖子上、胸口到处溃烂了，找不到一块完整干净的皮肤。

    张佩华最大的梦想是想回家看看，但他知道这不可能。(□本报记者 韦文洁)

 

    “‘瑞丽禁毒模式'在我这个第四任手上失败了。”岳在华说这句话时，眼光里饱含着深深的自责。

    岳在华是原瑞丽市禁毒办主任。从今年 1 月 1 日起，瑞丽市禁毒办撤销，全建制划归公安局“两禁”（禁毒禁艾）科。曾任 7 年禁毒办主任的岳在华现任禁毒办常务副主任（主任由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兼任）。

    1989 年，联合国禁毒署森内博士来瑞丽考察后，十分赞赏瑞丽融民政、公安和卫生为一体的禁毒方式。他对当时负责分管禁毒工作的刀副县长竖起了大拇指：“你这个模式很好，既有执法权，又有政府管理。”

    说白了，以前的“瑞丽模式”是条条的系统化管理，让乡镇代管。而现在把业务划归公安，则成了公安、乡镇两家的双重管理。

    让“瑞丽模式”悄然走开，重画新的蓝图，是立新章？是走麦城？熟是熟非，现在离下结论为时尚早，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

    梦当的立保自戒书

    弄岛镇集休村被缅甸三面合围，周围的缅甸人就有 400 多户，紧挨“ 62 ”界碑，出去几分钟就可以到缅甸的蛮弄寨子买到毒品，是那种一寨两国，毒品齿牙交错地方，禁毒难度极大。

    副村长管国安向记者介绍，村里两个人吸毒的有 4 家，全部戒掉的有 33 人，其中有两个吸卡苦， 2 个艾滋病， 3 个被劳教。正在戒毒的有 20 多人，都是 20 多到 30 来岁的青壮年。

    工作组一进村，就召开村民大会，讲明来意，布置“老年组”青年组“妇女组”，找到每个吸毒者家里，做工作，让其选择：是自戒还是强戒。本村全部选择了自愿戒毒，梦当就是其中之一。

    6 月 11 日 ，当记者在叠沙村民小组见到梦当（也称孟当）时，妻子下田了，他正在家里准备烧饭。副村长管国安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有 4 年吸毒史的 27 岁的青年，已经独自戒了 5 个月的毒。

    就在自己的家里戒毒？见大家不信，管国安用缅语和梦当耳语了几句，大意是让他来说话，把他戒毒的经历告诉记者。

    梦当却什么也不说，从桌子上拿了一张盖上了红手印的纸给大家看。

    梦当拿的是他自己写的《立保自戒毒瘾工作书》，其全文如下：“叠沙村民小组村民孟当，从 2002 年 2 月开始吸食海络因。现保证从 2005 年 3 月 8 日起 ，自愿在家中戒毒，并保证从今以后再不复吸。如果今后证实我复吸毒品，本人自愿接受《村规民约》、《弄岛镇禁戒吸奖罚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和报送劳动教养。”

    这样薄薄的一纸戒毒书，就能解决戒毒这个难题？“当然不是这样”，管国安笑着给大家解释，“还有一个过程，少不了一系列扎实的措施做保证。”

    过程分为四步：在全村建立组织、动员、自愿和开展戒毒活动。

    措施则包括：通过开会教育，做思想工作，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不抓去弄岛强戒，在村寨的监督下戒断；村干部每天要看管两三次患者，发药检查化验；由 15 名民兵组成的义务巡逻小分队在晚上 9 点到凌晨 1 点，带着砍刀和电筒，身穿迷彩服，在寨子周边巡逻，负责查缉贩吸毒者，震慑境外贩毒分子。

    在这样外堵内疏的高压下，潜藏在梦当身上的毒魔终于老实了，身体正一天天好起来，忙时帮老婆烧饭，闲里坐在家里看电视。这台 4 英寸 的黑白电视机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亲戚给的。

    令瑞丽市禁毒办岳在华副主任欣慰的是，今年已经检查了五六次，这个村子没有发现一例复吸现象。
 
    姐相戒毒所的劳动者

    瑞丽市戒毒所姐相公安强制戒毒分所有 40 亩水田， 6 月 11 日 记者去的时候， 20 多人站在水田里一字排开插秧，才来十多天的所长宁封国是姐相公安边防派出所干警，正忙着开泵抽水，一派农忙场景。

    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谁会想到，这些正在田间的辛勤劳动者，会是正在戒毒的人员。宁所长说，在姐相所， 8 个是地方财政编管教由乡政府发工资， 33 个戒毒人员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一边劳动，一边戒毒，就是瑞丽正在实行的“以劳补所”的新模式。

    这种新模式规定，戒毒人员的生活经费，主要靠自己劳动，像养鱼、养鸡、种田，来养活自己。所里没有什么经费，有困难时，还是要靠政府支持。像现在天旱，田种不下去，前两天所里就打报告，请乡里补助了一千五百块钱，买油用泵抽水。今年乡里看所里粮食不够吃，免费拨了两吨半。

    “特别是吃，”宁所长说，“戒毒人一多，伙食问题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他考虑得最多的心头大事。这几天看他们干活很辛苦，所里买了一点瘦肉，从自己池塘里捞上几条鱼，把菜里多一点油水，让他们改善生活。吃的好点，才有力气。

    “在这里容易戒毒的，出去后又很容易复吸。”宁所长说。

    来自姐相乡俄累村勐板来自然村 29 岁的岩喊就是这样。戒了两次毒，这次是第三次了，再复吸就要劳教。他甚至这样告诉记者：“害怕一出去和朋友又吸上了，在戒毒所他还能养活自己。”

    看到这些都有老婆和孩子的男人，看到他们出所后又可能走上复吸这条路，如何能打破这个怪圈，宁所长也拿不出更好的高招。他所能做的是，对不断复吸的达到条件的，该劳教的送去劳教。去年姐相乡就送了 64 个复吸者去劳教。 (本报记者 韦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