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毒品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在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逐年增加，2012年已达180多万，因毒品而产生的暴力犯罪、财产犯罪高发，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禁毒法》（2008）和《戒毒条例》（2010），创建了新的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即由公安机关对吸毒成瘾人员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承担强制隔离戒毒（下称强戒）的执行。这项制度的实施，为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戒毒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也存在不少弊端需要加以改革。在劳教制度改革步入“适时停止”之际，如何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理顺强戒体制机制便成为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现状及其体制弊端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施行后，强戒执行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分段执行，即先由公安机关执行3-6个月，然后送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目前，全国有18个省（区、市）和新疆兵团按照这种方式运行。二是公安机关以行政委托的方式，将强戒执行工作交给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如安徽省。三是公安机关以整体移交的方式，将强戒执行工作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如云南省、广州市。有的省份由于基础设施不好，经费保障困难，出现了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两难管”的局面，如吉林省。现行强戒执行体制机制，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职责配置不合理。依国务院“三定”方案，禁毒管理局设在公安部，戒毒管理局设在司法部，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和执行理应由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分别承担。然而，《戒毒条例》第二十七条则规定，“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3-6个月以后，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现行法规对强戒的权责划分不合理，决定权与执行权没有完全分离，不利于权力的正常行使和有效制约，也不利于责任的落实和追究。
　　
　　二是协调机制不到位。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以及禁毒等繁重任务，司法行政部门则担负着刑罚执行和劳教（戒毒）执行等主要任务。《禁毒法》的立法初衷本在于整合利用两部门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然而，在实践中，各部门都不愿放弃已有的执法资源，导致强戒执行多头管理、重叠交叉；有的地方受部门利益驱使，相互争夺戒毒资源；也有的地方拘泥于传统模式，该收治的没能收治；还有的地方为“争项目、要经费、增编制”而重复建设，造成人财物的浪费。
　　
　　三是资源缺乏与闲置问题并存。公安机关的强戒所呈点多面广的分布特点，大多在县区设置，硬件设施简陋，同时也存在警力不足、医护人员缺乏等问题，许多强戒所不得不聘用大量协勤人员来协助管理，无力开展人性化管理、多样化康复和后续跟踪帮教。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戒毒）所大多集中在省、市两级设置，一般规模较大，收治能力较强。据统计，全国现有劳教场所340多个（其中强戒所260余个），大约可容纳强戒人员30余万人，不仅硬件设施完善，而且警力资源丰富，日常管理规范。在劳教制度“总体控制、逐步停止”的情况之下，一些地区（如东北、华北等地）的劳教场所及其资源面临闲置浪费。
　　
　　为此，提出改革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体制机制的建议：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提高禁毒戒毒的效果，同时合理避免劳教制度改革所导致的资源闲置浪费，建议对现行强戒执行体制机制进行适当调整，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科学设计，理顺强制隔离戒毒管理体制。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应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结合我国禁毒戒毒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和完善强戒的顶层制度设计，着力构建“公安机关审批，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检察机关监督，卫生部门指导”的管理体制。
　　
　　第二，合理配置，实现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适时修订相关法规，合理划分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在禁毒和戒毒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公安机关负责抓禁毒、抓涉毒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抓戒毒、抓强戒的收治与康复帮教的工作格局，使强戒执行工作融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和重返社会于一体，并建立起“权责明确、相互配合、互相制约、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
　　
　　第三，统筹兼顾，降低改革成本并提高强戒执行效能。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将现有劳教（戒毒）所统一改/扩建为强戒所，并实现顺利转型；将公安机关现有强戒所予以归并或移交，实现强戒资源的综合利用，以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在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的基础上，创新方式、规范管理，包括出台相关配套管理制度，以提高强戒的执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