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接触海洛因毒友多年，不用看政府统计数字也知道，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阶层，大部份年轻时都是住在政府的保障房，在品流复杂的贫民区出入，学习成绩一般很差或根本没机会受教育，即或部份曾经有健全家庭，但吸毒后也会失去家人支持，沦为小混混。大体而言，香港的毒友都有帮会和犯案背景，天天过着颠沛流离、偷鸡摸狗的生活，吸毒是他们生活的一部份，是‘发展’的其中一个‘可预计方向’。

　　然而在中国大陆，部份故事却不一样。这几年我在广州也有督导一些负责禁毒工作的社工，从他们处理的个案，我知道本地吸毒者部份是富农二代，不少在吸毒多年后仍然与家人同住，得到照顾和保护，这一度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照我的经验而言，吸食海洛因的人就算原本的家世出身不差，吸毒多年之后始终会耗尽财富，而且家人见到毒友‘屡劝不戒’，大底都会失去耐性，令他们最终跌落社会底层，甚至流落街头。像这些富农二代毒友吸毒多年后仍然有家庭照顾生活无忧的，极为少见。

　　对于辅导者而言，要协助这种‘幸福毒友’是比不容易更不容易。试想想，当你就算不工作都可以从家里每月拿到一万元零花钱，不论你多么颓废一厥不振，你父母都因为你是家中独子而不离不弃，每天你不用下田开工只要在家中翘起二郎腿便可以有吃有穿，就算你父母要你戒毒也只是因为担心海洛因太毒，要你有时喝喝美沙酮‘让身体休息一下’，这样的氛围下毒品对你而言是锦上添花、消磨时间、放松身心的奢侈品，你又如何会感到戒毒的必要性？以前干司法矫正戒毒辅导的前辈有一句智慧话：‘毒友只会在最黑暗的时候才想到要戒’，若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路可逃，多少人都不能劝服毒友面对生活戒除毒瘾。我过去便曾处理过一个个案，年青时是名校学生，后来更任职律师助理，最终因吸毒成为露宿者，父母兄姊不相往还多年，最终在四十二岁、吸了海洛因廿五年后才第一次戒毒。

　　人的心态其实很奇怪，若要对生活有热情和渴求，日子就不能过得太安逸容易。众所周知，战时的社会，吸毒率和自杀率都是近乎零的，反而在经济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选择吸毒和结束自己的生命。美国着名心理学家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说，当我们满足了衣食和安全等基本需求后，就会寻求‘爱与归属’和‘被尊重’等高层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每每不容易得到，在追求的过程中会令人感到很多痛苦，于是就有人选择逃避。在吸食海洛因的毒友之中，很多其实就是生命战场的逃兵，他们赚不到爱和尊重，便用毒品来麻醉自己、令自己快乐，直至有一天在绝境反思、改过、往回正途走。

　　本来，农民的生活非常单纯、快乐，耕种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每一天干的都是接地气的事，中国的精耕模式促进了农民间亲密的互助关系，家人和农友一起干活，一起对抗天然灾害，吃的是新鲜菜肉，谈的是儿孙福乐，这样的生活毒贩根本找不到门儿来搞乱。可是当经济起飞，农民可以透过出租土地来赚取金钱，那些农二代的每天就变得无所事事，他们无法像上一代般从劳动及和乡村生活，得到‘爱’、‘归属’和‘尊重’，于是只有用不劳而获的金钱，在苦农父母的愚昧保护下，购买海洛因麻醉自己渡日。

　　市场经济发展，部份人富起来后不懂过好生活，当他们不用劳力都可以生活得不错时，空闲的时间和空闲的心就给毒品搞上了。香港一些自愿住院戒毒机构现在的服务模式，就是为戒毒朋友创造简单而需要劳动的乡村环境，让他们透过耕种和照顾动物拾回对生活的热情，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每天为简单的目标活下去，从而强大他们的内心，抵抗毒品的诱惑。中国的农富二代毒友，既然不适应不劳而获的生活，就应该回归到劳动的阶层，在湿润的土地上撒菜种插秧苗，不再做穷得只有钱、对生活没热情的行尸走肉，这样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戒除海洛因毒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