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毒战争事实上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威胁，不如停止反毒战争，从源头上切断毒贩与市场的联系，以拯救生命。毒品贩子应该担心他们的营生并不稳当，可能被迫搬回去跟娘亲同住。也许人们不清楚，几十年前，犯罪并不是谋生的好行当。知道反毒战争开始后，流行文学才开始将贩毒描述成一夜暴富的捷径。但事实上，也仅有少数人因此变得很有钱。斯蒂芬.杜博纳（Steven J.Dubner)和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Levitt）在其2005年著作《魔鬼经济学》（Frekonomics)中就讲述到，很多街头毒贩都与父亲或母亲住在一起，靠打短工勉强糊口。

　　反毒战争实际上将钱导向了错误的人手中，为了阻止金钱流向顶层罪犯，我们需要停止反毒战争，对使用非法药物去刑事化。现在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政府开始严打，毒品价格上涨，需求却不会随之下跌，毒贩收入因此增加。

　　据联合国估计，全球鸦片（包括海洛因）消耗在1998年至2008年间上升了35%，这个行业每年总收入超过3000亿美元，在巨额金钱的诱惑下，犯罪分子会不惜一切代价躲避警察，比如索性渗透到政府机构，以及绑架或胁迫警方、政治家和平民。犯罪分子攫取金钱，而普通民众付出代价——有时是过重的税负，有时甚至是生命。

　　在拉美的一些国家，贩毒集团甚至公然挑衅政府权威，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政府军更精良，甚至为社区提供安保和基本的社会援助。在阿富汗，塔利班的收入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毒所得。美国缉毒局成，北非、西飞和欧洲的基地组织都以反毒所得支持日常开销。

　　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把反毒视为好的社会政策。但与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欧盟前外交政策执委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以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赛迪略(Ernesto Zedillo）等人一起参加了联合国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们的诸多发现证明，全球反毒战争是一个昂贵的错误。

　　委员会发现，在某些国家将吸毒合法化、仅视其为社会健康问题后，犯罪率降低，毒品成瘾人数减少，社会整体健康状况好转。比如葡萄牙不再将使用和持有毒品认定为犯罪，并设立诊所为海洛因使用者提供针头、美沙酮，以及戒毒治疗服务后，吸毒人数随之下降，尤其是青少年使用和成瘾者。而因使用受污染针头而新感染HIV的人数在2000年至2008年间也从907人下降到267人。

　　洛桑大学的马丁.吉拉斯(Martin Killas）和马赛洛.埃比(Marcelo Aebi）的研究报告中说：“深度成瘾的用户，是批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链接，广泛参与毒品交易和其他形式犯罪。当他们为自己的沉迷寻找到一个合法可靠的出口，他们的非法使用量减少，而海洛因交易的需求也降低了......本地成瘾者和毒贩逐渐清除后，一般使用者就很难与卖家取得联系。”成瘾者通常既是用户，又是底层贩子，是供应者和一般使用者间的关键环节。现在，当他们可以凭医疗处方获得海洛因，对供应者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

　　想象一下，当吸毒者不再被关进监狱，而是当成病人对待，警察不再忙于追逐底层毒贩，高级警官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有组织的犯罪，富裕人手能够加强社区巡逻，就连吸毒成瘾者偶尔的犯罪也在减少。额外的公共资金可以用于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项目，而不是掷于执法和监狱。当美国废除禁酒令后，黑石就萎缩了，贩酒集团也零落了。金钱与权力不再与毒品和犯罪相关，连媒体甚至是会文化都随之改变。

　　而对犯罪，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就是切断毒贩与市场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拔掉他们的电源，以此拯救生命。

　　作者：Richard Branson维珍（Virgin)品牌创始人。

　　——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1年第36期2011.9.26 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