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曾是中国内地13个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两年前被摘去了这顶“帽子”。然而，“摘帽”后，毒品问题出现反弹，引发了人们对临泉“摘帽”的争论和质疑。记者调查发现，表面上临泉毒情似乎得到控制，但涉毒案件依然时有发生。当地群众认为，临泉“摘帽”是政府急于改变形象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禁毒成果的反映，而且“摘帽”直接导致了打击力度的减小。

对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安徽临泉“摘毒帽”的调查

　　前不久，安徽省阜阳市警方在临泉县破获一宗以赵红伟为首的特大制贩毒品案，捣毁毒品加工点一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缴获吗啡成品72.25千克、半成品108千克、鸦片2.052千克、制毒配剂6千克及制毒工具一套、毒资161万余元。

　　今年2月以来，以赵红伟为首的制贩毒团伙先后6次从浙江省瑞安市陈体旺、周阿花等人处，以每500克1万元左右的价格购买鸦片113.8千克，在临泉县加工成吗啡销往安徽、河南及周边地区，共得赃款100余万元。据周阿花供述，他们之间的交易已有多年。

　　该案被认为是安徽省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宗制贩毒品案，“刷新”了一年前也是由阜阳市警方创下的纪录：去年6月，该市警方一举破获“4·20”特大制贩冰毒案，抓获涉嫌犯罪嫌疑人10人，缴获麻古片(冰毒)42千克、咖啡因6千克、海洛因248克以及用于制毒的麻黄草10吨，及其他化学品2.5吨。

　　其实，就在破获“4·20”特大贩毒案前的5月7日，阜阳市警方还破获了一起“3·25”特大走私贩毒案，抓获以李子彬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1名，缴获毒品海洛因48.5千克、毒资43.7万元。此案当时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安徽省缴获海洛因最多的一起贩毒大案。

　　除了这些频发的大案外，一组数字也许能反映阜阳市临泉县的毒情现状。阜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从2004年10月成立至去年11月，全市共立毒品犯罪案件60起，破案5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4人，打掉贩毒团伙22个，缴获各类毒品超过118千克。

　　破获制贩毒大案的纪录短时间内接连被刷新，人们对缉毒民警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背后却是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临泉县摘掉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不到两年，毒品问题再度反弹了。

打击初见成效

临泉县摘掉头上“毒帽子”

　　据了解，拥有二百余万人的临泉县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县，以农业为主，老百姓收入低，至今还是安徽省的国家级贫困县。

　　知情人告诉记者，临泉毒品问题源起于当地一些群众的致富梦，这场梦开始于1990年前后。当时，临泉县庙岔镇一些村民因贫困到外地打工，但后来，钱带回来了，毒品也来了。

　　这一说法的真伪并不重要，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贫困的挤压和金钱的诱惑下，这里的一些人走上了制贩毒品、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道路。

　　记者两年前曾到过庙岔镇武场营村采访。那时该村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87人。在毒品的摧残下，这个村只留下了痛苦和贫困。对村里早已萌动的制毒、贩毒、吸毒行为，当时村里的处理办法只是简单地罚款了事，甚至把罚款用来支付全村的提留，助长了毒品泛滥的势头。

　　“因为在那时，1000克海洛因从云南贩进来只需要90万元，而运到临泉再分销出去最少500万元。如此高的利润，村里罚那点钱根本不算什么。”如今，该村许多村民还能回忆起那时疯狂的贩毒情景。

　　临泉县公安局一位负责缉毒工作的负责人说，临泉县开始以加工土制海洛因为主，逐步发展成制贩毒品的重要源头，而且1993年以前就已经成为连接我国西南边陲毒源地和西北地区毒品消费的地下通道，“这是1999年4月公安部召开的毒品整治会议上，临泉县被正式列入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的重要原因”。

　　“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这顶“帽子”极大地震撼了临泉县、阜阳市乃至安徽省。从戴上这顶“毒帽子”起，“摘帽子”就成了临泉县梦寐以求的期望。临泉县党政领导实行了责任承包制，从县直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派驻到13个涉毒重点村。

　　与此同时，安徽省对临泉县毒品整治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前所未有。在2001年“摘帽”未果后，那年底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临泉县毒品整治问题被列为全省政法工作7项重点工作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努力，2004年9月，临泉县摘掉了“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区”这顶“帽子”。临泉县一片欢腾。临泉县一位负责人表示，“摘帽”将大大改变临泉县的对外形象，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更多的人认为，临泉县“摘帽”是政府急于改变形象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禁毒成果的反映。临泉县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他听到“摘帽”的消息时有些茫然，自己所在的乡镇毒情形势是上升的，其他地方情况也是如此，这样摘去“帽子”会不会适得其反？

　　他的忧虑也成了当地群众的担心。一些群众认为，“帽子”不摘，对毒品的打击会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让一些制贩毒分子得不到喘息机会；“帽子”摘了，不可避免会产生放松心理，使得一些潜伏的毒贩卷土重来，几年的打击成果就会付之东流。而另一些群众则说，他们已明显感到打击的力度在减小，尤其从“摘帽”前一年开始，有的乡镇让吸毒人员外出打工，以减少吸毒人数。而这些人一旦到了外地，失去了约束，很可能走上复吸的道路，甚至“以贩养吸”，成为毒贩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缉毒民警坦陈，“摘帽”有5条标准，我们只能往标准上靠。

反弹主要原因

一夜暴富的扭曲心态未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认，临泉县毒品问题出现反弹，临泉县制贩毒的“深厚”基础也是重要原因。

　　一位知情者说，临泉县的庙岔和姜寨等毒品问题严重的地区，尽管经过多年的打击，一些毒贩被判处了死刑，但并没有改变当地一些群众通过制贩毒一夜暴富的扭曲心态。在庙岔和姜寨这两个“毒品重灾区”，吸毒和贩毒现象仍然存在，只是规模已不比从前，但每包10元到50元的散装“小包”毒品，在那里仍然能够很容易买到。

　　一位缉毒民警说，在临泉县的一些地方，通过贩毒致富的村民竟然受到不辨是非者的高看，在镇上建有漂亮的房屋，城里购有住房。以前这些人帮村民交农业税费、村提留，现在是修路架桥，在镇上和城里投资。这些都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据了解，临泉县在外贩毒的人数近年来不断增加，有地方加大打击力度的原因，更有到外边闯天下的味道。但是，不管外流贩毒者到哪里，他们的贩毒路线和固定的供销网络，还是临泉县这条贩毒通道的延伸。当地警方人士承认，临泉县制贩毒已开始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辐射，整个阜阳市都受到了影响。

　　实际上，这条吸、贩毒链条已经延伸到淮南、蚌埠、合肥等地。毒贩利用一些地区和城市在认识、管理、打击上的薄弱环节，大肆开辟新市场，造成新的吸毒人群不断扩大。

面对新情况

打击毒品犯罪临泉尚存难题

　　安徽省检察院和安徽大学法学院的专家曾对临泉县毒品犯罪问题进行过专项调查，对临泉县毒品集散地形成、毒品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及潜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作了分析。他们认为，临泉县毒品案件上升，且向“大”、“恶”方向发展。犯罪主体农民居多，占95%以上。有些人并不甘心永远充当“马前卒”、“毒骡子”的角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验”后，便成为贩毒老板。于是他们又发展一批“毒骡子”，使贩运毒品的农民队伍更加扩大。他们通常以家族、亲情为纽带结成团伙外出贩毒，已形成团伙犯罪。

　　与制贩毒相比，临泉县在禁毒、缉毒上还存在先天不足的“软肋”。

　　据知情人透露，临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完完全全的吃财政饭。多年来，临泉县投入禁毒工作的专门经费仅有50万元，专门用于公安缉毒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这对于承担60%以上禁毒工作的公安机关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更为艰难的是，缉毒人员数目与临泉县毒品泛滥的状况极不相称，完全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临泉县公安缉毒大队现有民警十几人，能投入到战斗的更少，而且交通、通讯工具都落后于对手。临泉县缉毒大队一名民警坦言，他们在打击毒贩上基本是凭“经验”吃饭，与毒贩们不断翻新的花样和反缉毒能力不能相比。“十多万元的危险物品检查仪，我们盼了几年仍买不起！”

　　对于吸毒人员的管理，办法更加原始。强制戒毒以后，主要是动员吸毒人员到外面打工。一位村干部的解释是，这样做一是不让他们“睹物思物”，他们一回家便想起毒品，又犯上毒瘾；二是希望能通过换个环境，让他们重新生活，重新做人。事实上，这样做的成效连他们自己都不愿评估。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临泉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或许也是全国毒品问题的一个缩影。”临泉县一位老禁毒工作者说，“打击毒品，破坏毒品链条上某一两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毒品犯罪转移功能很强，有潜伏性、重生性，只要有市场，在高额利润驱使下，随时都有新网络进入，会不断让潜伏的毒贩及网络伺机复燃”。

　　更多的人认为，临泉县禁毒已不单纯是临泉县的事，甚至不仅仅是安徽省的事。对于临泉县“摘帽”他们不是反对，只是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临泉县表面的毒情似乎得到控制，但毒品的“地下通道”依然畅通。更为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出现的反弹，不能为了所谓的对外形象而粉饰太平。

　　编辑手记

　　应该说，我国禁毒工作已取得了巨大成效。

　　这些成果的获得，取决于中国政府禁毒的决心，取决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是要想保住已经取得的禁毒成果，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还需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措施。

　　毒品问题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有关部门要在工作的实效上切实下功夫，不断夯实各项禁毒基础工作，依靠群众，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的良好局面，这样禁毒才能取得真正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