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例反映出非专业人士对社工的专业性与职业性都缺乏认知，从而导致社工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一种僵化的对立关系。而由此也引出两个问题：本土社工究竟是否应该承担一些专业以外的工作？如何才能让用人单位理解并接受社工的专业规范，使社工的专业与职业真正契合？
一、专业与职业的剥离：我是社工还是保姆？
尽管社会工作在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培育与发展，但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尚有待实践去检验。我们可以做到在课堂上将社会工作这项专业原原本本地传授给学生，但社会工作作为一项职业，必然镶嵌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与特定的社会身份、地位、角色相连，它与书本中所描述的专业有很大的区别。当我们将这种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职业人为地移植过来时，职业与本土社会结构的对接是否顺利？以下两种观点体现了这一对接过程中出现的尴尬。
(一)专业无用论
实习生小徐(社工专业本科)：“我在基金会(实习)无非是做做表格、闭门造车写写计划，整天做一些行政方面的杂事，真让人不能理解。我开始怀疑老师以前跟我们鼓吹的社工的乐观前景，我的专业认同被彻底摧毁。”
蔡老师(某校社工系主任)：“学生去社区街道实习后回来跟我说，原来社区管理就是打杂做行政，对专业的热情马上消失了。”
以上言谈反映出了社工实习生微妙的心理变化：从对专业有一定的热情与认同，到进入真实的机构环境之后，发现所学专业在现实中似乎无用武之地，感到专业的就业前景虚无，从而悲观地放弃对本专业的忠诚与认可。他们从书本中建立起来的专业情感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二)专业偏执
实习生小赵(社会学专业硕士)：“我在养老机构实习，有时难免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说实话，我心里不太愿意，社工怎么变成去做这些事情了呢？”
实习生小徐(社工专业本科)：“我在智障儿童庇护中心实习，曾经不得不帮一名智障儿童解决上厕所的问题，当时的情景你简直不敢想象……至今让我心有余悸。我发誓再也不去干这个事了。”
小薛(某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很多实习生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他们得知要为老人提供一些照顾时，就退却了。”
笔者将此看作社工人员的一种“专业偏执”。当社工过于执着于专业的操守与规范时，就可能变得偏执、难以通融。正如前面例子中的社工不愿做保姆的工作、实习生不愿做行政工作，他们不是从用人单位的需求出发，而是从专业出发，为自己设计一套既定的标准和模式，不愿涉足与专业无关的事务。社工的职业目的在于增进人的福利，而现在，社工(实习生)们专注的是助人的方式与方法，他们希望助人，但又不愿意去做一些基础性的护理等在他们看来是专业之外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同样是在助人。
二、专业与职业剥离的原因：社会结构制约社会交换
以上几位被访者的言谈无不透露出“准社工”们在面对现实时心中的无力感。他们根据课本中记述的专业精神，给自己的职业抑或是准职业赋予一种清晰的身份标准，但当他们走入现实时，专业与职业却被剥离开来，身份确认受挫。而这种身份确认的受挫，缘于社会结构的制约。
结构主义交换论者布劳认为，交换行为是这样一种交往类型：参与交往的各方都期待着他人的回报，一旦他人停止了自己所期待的回报，这一交往关系便会中止。作为一种职业，社工与用人单位被卷入了一场社会交换当中，一方付出对方期待的劳动，另一方则给予对方预期的报酬。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给用人单位，原本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交换关系，即社工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发生了变数。
用人单位对社工潜在的专业价值缺乏认知，他们关注社工眼下能做什么，是否具有实用性。在本文开头的例子中，让社工承担保姆工作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更加实在。而社工替代了保姆，其专业所赋予的身份标准则被扭曲，身份确认的失败导致社工经历一种挫败感和更加强烈的疏离感。于是，社工最终选择了脱离机构情境，与用人单位决裂，以避免由身份确认失败带来的消极情感经历。这样，交换关系便中止了。
交换行为是在既定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受社会结构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制约。社工身处组织结构当中，用人单位的领导是组织结构中制度化权威的拥有者，他是从机构利益出发，从实用的角度来计算所期待的回报，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机构雇员的角色规范。在这种制度化权力的制约下，社工要么遵从机构领导的标准，适应机构环境；要么执着于专业的标准，离职退出。
三、“曲线救业”：一种解决思路
真实案例——院长的改变
小薛：“5年前，我社工专业毕业，到市社会福利院工作。在福利院，我做了很多事情，如照顾老人、各种走访及行政事务、与其他社会部门打交道等。在与老人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和特点。我逐渐融入工作团队，职务也得到提升。我与领导相处融洽，院长也乐于接受我的小建议。我耐心地对院长进行了长达5年的‘洗脑’，向他证明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院长最初不知社工为何物，如今却对社工有了极大的兴趣，并作出了许多有利于社工的决策。我们福利院现在吸收了一些社工专业人才，服务更加专业：与海内外一些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引进香港的专家资源，还让我参加国内外各种专业培训。”
小薛与院长之间存在一种社会交换关系。他通过5年的努力，使院长在观念与决策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笔者将小薛的做法视为一种“曲线救业”的路径。这里的“业”是指“事业”，是职业与专业相融合的理想状态，社工既可从中获得职业酬劳，亦可实现自我的专业价值与人生价值，而众多社工共同努力的集合，又将推动整个社工事业的发展。下面笔者从结构主义交换论的理论框架中，去探讨这种“曲线救业”的思路。
(一)获取金钱——维持基本的社会交换关系
根据布劳的观点，人们通过交换行为可获得的报酬，根据其价值由小到大排列为：金钱、社会赞同、尊敬和依从。由于社会对社工这一职业的认知度还很低，所以，社工目前还很难得到社会赞同、尊敬这两类报酬，难以实现自我的专业价值，而只能先得到最基本的报酬——金钱。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让社会了解自己的价值，不能仅凭一张社工的专业标签，过于坚守自己对于专业身份标准的偏执。只有满足了用人单位的实用性期待，社工方能被用人单位接受与认可，获得最起码的金钱报酬，由此维持基本的交换关系，从而首先保障社工从业人员在机构中的“量”。
因此，本土社工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初，适当、适时地承担部分专业以外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专业与职业剥离的现状时，社工人员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了投身于助人事业的心理准备？是否能忍受现实社会对社工专业的不理解？是否有将社工助人职业视为自己的人生事业并为之奋斗的勇气与信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勇敢地正视现实、接受现实并融入现实，才是改变现实之前必须完成的第一要务。
(二)获得赞同——占据交换结构的优势地位
通过适应并融入现实环境，社工得以维持与用人单位的交换关系，确保了社工职业的生存。而此时，社工若想继续自己的专业理想，实现社工服务“质”的提升，就不应满足于眼前获得的金钱与职位回报，而应通过点点滴滴的具体作为，更好地服务于机构，证明自己的才干与潜能，获得更具价值的报酬，如他人的赞同和尊敬、领导的信任等，使自己在交换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当然，社工职业要获得社会的赞同与尊敬，需要经过日积月累的努力。正如案例中的小薛，5年勤勤恳恳的工作，与服务对象、同事、领导相处融洽，使他最终赢得了他人的赞同与信任。
(三)影响政策——改变交往对象对回报的预期
以下是一名一线社工与香港社工督导在谈及制度因素对社工服务的制约时的对话：
社工小曹(上海某社团一线禁毒社工)：“我发现我们社工真正能够为他们(服务对象)做的事情其实太少。由于一些制度原因，在很多方面我们都爱莫能助，我们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我们不具备一些行政上的权力。”
社工督导钱女士：“这个时候你能做的就是去争取其他的社会资源，或者将问题反映给政府部门，影响他们的决策，从而帮助你的服务对象解决困难。”
社工具有服务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资源获取者以及政策影响人等多重角色。由于服务对象的某些问题并非由个人生理、心理因素所引致，而是由社会、制度因素造成，因此，改变造成这种问题的政策或制度是必要的。而当社工自身还不能被他人理解与认同时，社工应当发挥政策影响人的角色功能，通过向机构领导、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改变用人单位对社工回报的预期，从而改善社工的地位与处境。
前面案例中的小薛，可以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曲线救业”三部曲的图景。从最初的适应并融入机构环境，到逐渐获得机构的认可、领导的信任，最终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利，亦即对领导的影响力，并借助这种影响力，促使领导认识到专业社工的作用与价值——社工不仅可以为机构提供行政上的回报，还能提供更具技术含量的专业回报。领导也因此对社工的期待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从仅期待社工在护理、行政等方面发挥作用，转变为期待社工提升专业服务的质量，并由此对机构的发展规划做出了方向性的改变。
因此，作为没有掌控任何制度化权力的个体，本土社工若想加速其专业与职业的融合，“曲线救业”是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先融入结构环境，是本土社工影响和改良结构环境的前提。作为一种职业，社工与用人单位的社会交换关系是受制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在职业尚无足够的社会认可度时，社工只能先获得社会交换中最低层次的回报——金钱，以维持基本的社会交换关系。唯有如此，才可能继续寻找机会，去提升从业者在这一社会交换关系中的地位，获得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赞同与尊敬，进而拥有对社会政策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力，改变交往对象对社工提供回报的期待，使交往对象真正理解并接受社工的专业价值与规范，从而为社工职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支持条件与制度环境。
有志于步入社工行业的“准社工”或已经在一线奋战的社工们，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拿出直面现实并融入现实的决心与勇气，以对服务对象的责任心、对社工专业的忠诚与认同，去适应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工作岗位，为促进社工专业与职业的融合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