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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瓶颈
　　
　　与NGO相比，晋军认为他们做着同样有意义的工作，甚至在和病人沟通交流方面，他们更有优势，做得更好。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由于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他们尚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晋军和黄英的草根小组已经算这个圈子里的佼佼者，和政府部门的合作能够保证他们能够长期生存下来。但是像成熟的NGO那样自主申请大笔的项目资金依然不可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声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公募基金对于资助草根NGO仍然有不少的顾虑，进一步合作更是顾虑重重。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草根NGO的资质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障碍。某NGO工作人员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基金会如果和草根NGO合作，其中的税务、款项监管等方面都是难题。以前也发生过草根NGO因没有免税资质而扯皮的问题。
　　
　　晋军说，其实注册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注册后怎么办？办公地点、员工工资等都需要钱，如果到时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就真的要关门了。
　　
　　注册之后，就要有自己的财务、出纳等编制人员，并且要付给他们薪水，王晓光说，这些对于没有持续稳定资金的草根组织来说，实在是无能为力。而晋军还有另外一个担心，一旦小组注册后，政府还会不会提供办公地点？
　　
　　如果说资金不足是羁绊草根NGO发展的锁链，那么缺乏人才就是他们头上的一道紧箍咒。晋军说注册之后，资质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如何申请项目资金依然会是一个难题，“很多项目都是英文版本，并且夹杂很多专业的术语，压根看不懂。针对项目的申请报告也就无从谈起。”晋军感叹，如果有能力的人愿意加入他们小组，破解小组面临的人才困局，他愿意让出管理者的位置。王晓光也认为，培养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并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草根小组才能破茧。
　　
　　“一些大学生没毕业时愿意过来实习，但是一旦毕业就不愿意来了。”晋军说，他们现在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并且不稳定。资金和人才是困扰草根NGO发展的两个最主要因素，而二者又像是首尾相扣的怪圈，这也许就是草根NGO的天然缺陷，也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破茧之路
　　
　　草根NGO其实不是近期的产物，在云南省内，即使如中国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这样大名鼎鼎的NGO机构，其前身也是一个只有10几人的草根小组。并且发展轨迹和现在的草根组织相近，只是速度提高了不少。
　　
　　“我们在1999年之前，一直没有注册。”王晓光说，当时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也没有身份，只是得到了美国戴托普的资助，在云南搞美沙酮递减治疗戒毒，因为当时云南只有他们一家，所以发展很快。到1999年注册时，中国还不允许在民政局注册类似机构，他们选择以公益性医院的方式在工商局注册，才获得免税资格。
　　
　　和晋军他们的草根组织不同的是，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发展速度很快。王晓光介绍，开始他们的工作场所只是几间办公室，现在已经是一栋楼了。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在晋军他们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多方面机遇促成的结果。”王晓光坦言，现在的草根NGO那么多，肯定没有他们那时候的发展环境。
　　
　　从慈善的本意上看，就是要民间化，而众多草根NGO的出现也暗合了这一精神。“云南关注艾滋病的草根小组骨干，80%都是从戴托普走出去的。”王晓光说，这也是戴托普影响力的体现，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对这些小组骨干进行培训，传递新的信息、理念。
　　
　　有专家建议，草根组织可以利用好自己的资源优势，积极和政、商、媒体甚至民间资本接触，通过自己的项目引起关注，积累资金、人脉，等到雪球滚得够大的时候，怪圈也就迎刃而解了。
　　
　　晋军的小组似乎已经走上了这条破茧之路。“我们现在有超过400个服务对象，并且规模不断增加。”和晋军共同成立该草根NGO的朱勇（化名）说，他们现阶段要依靠政府壮大自己，在发挥自身优势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也从疾控中心获取了新增患者的资料，扩大了他们的服务人群。
　　
　　现在朱勇除了负责小组工作，还在一家关注艾滋病的NGO上班，“我们也鼓励其他成员有机会走出去，接触更多的信息、理念，扩充人脉，回头支持小组的发展。”朱勇计划，在未来2到3年内，让小组脱掉草根的帽子，成为正规的NGO。
　　
　　他们说
　　
　　因为“艾”所以爱
　　
　　瘦，这是能够从晋军身上找到“吸毒十几年、HIV病毒感染者”的唯一印迹。他说话语速平稳，能吸引倾听者的注意力，目光温和，常带着笑容。
　　
　　他说，现在他还在服用抗病毒的药，不能做重体力活。“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即使我们的资金中断也不会放弃。”晋军坚定地说，他是因为别人的帮助才能走到今天，自己也应该帮助别人。今年年初，他们就曾面临资金中断的问题，依然坚持每天开门接受咨询，对患者做一些陪同治疗等工作，“平时吃的药是免费的，每年还能申请艾滋病的医疗补助，总该做些事情。”
　　
　　“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吧，就这个也不稳定。”他告诉记者，草根小组工资很低，也只有在有项目可以做的时候才会有工资，工资加上低保就是他的全部收入，“1000多元，够了。”
　　
　　人道、博爱、奉献，他们为自己的小组确立了和“红十字会”一样的精神方向，他觉得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帮助别人。“你看我穷吗？其实我精神很富裕。”晋军说，现在有上百人经常打电话给他，询问关于艾滋病的问题，说到那么多人能的得到自己的帮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
　　
　　当天，晋军还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他长期关注的HIV病毒携带者打来的，他告诉晋军，自己要去外地工作，会定期回昆明接受检查。“我让他放心去，会提醒他体检的时间。”这个电话显然让他很高兴，在重述了电话内容后，还不忘补充一点，“上次他回老家还给我带了一包土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