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整个星期只想着戴特莱夫，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等待着我们在“音响舞厅”里的会面，我很高兴来到舞厅，走之前什么药都没吃。戴特莱夫正和一个六神无主的丫头呆在一起。我在他们的旁边坐下来，可戴特莱夫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他的心思全挂在别的事情上。突然间，我心里这么想：莫非和阿特兹同样的故事又重演了？这不可能。戴特莱夫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丫头而把我扔掉？

　　他们说话不多，只是交换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只听出他们是在谈有关海洛因的买卖。我想，大概戴特莱夫向她要海洛因。我生气地对戴特莱夫说：“我说你疯啦，你才16岁，怎么就能想起打海洛因！”

　　看来他把我的话完全当成耳旁风。我接着说：“你要吃药片我完全可以提供，哪怕一次吃三粒都可以，就是不能打海洛因的针。我求求你别干这种蠢事。”我苦苦地哀求他，可他仍无动于衷。于是，我气得大声地嚷起来：“如果你打海洛因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就吹了。你可以走你的路，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说着，我站起来，跳舞去了。

　　我刚才真做了一件蠢事。我不该演这出电影。我本来应该等到只有我们俩仍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地说服他。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的。我真不该把他孤独地扔在一边，因为他当时已经到了头脑发热、跃跃欲试的地步。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人来告诉我，戴特莱夫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贝尔恩德打了一针海洛因。

　　当天夜里，我又见到戴特莱夫，他对着我笑——一种似乎来自很遥远地方的微笑。看样子他很幸福，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主动去靠近他。对我来说，这一次要比那天夜里我失去阿特兹时还难受。戴特莱夫走了，走向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就这样，由于一支海洛因注射器的缘故，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而分道扬镳了。

　　我继续出入“音响舞厅”。戴特莱夫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个女友。她的名字叫安琪，是一个又丑陋、又冷酷的姑娘。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从没见过戴特莱夫和她说话。但是，安琪死死地缠着他。有时候戴特莱夫也来看我，不过，他总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一般来说，他找我无非是为了向我要几个马克好去买他的海洛因。要是身上有钱，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

　　星期天的上午实在难熬，我一直溜达到地铁车站，心里想着：“这里的一切实在糟糕透顶。”我再也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上“音响舞厅”去，为什么我要吸毒，为什么我还得干别的事情——我糊里糊涂，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个星期六，因为我身上有不少零用钱，我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毒品，然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我知道从地铁到家门口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我只好扶着路边的树木和路灯杆连爬带滚回到了家。路途显得特别遥远，走不到头。可我得坚持到底，否则非死在路上不可。最难受的是我的胸口疼得要命，就像有人用刀捅我的心脏似的。

　　第二天早上——星期——妈妈无法把我叫醒，到了晚上她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好几次强迫我喝几口蜂蜜。一直到了星期二下午，我才有点力气下床。我对妈妈说，我感冒了，而且血压降低。我倒经常有这种病状。我还向妈妈解释，说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有这种病状，这大概是青春发育期的一种现象。我想尽量避免妈妈请医生来，因为我害怕医生会看出我真正的病因。妈妈对我的话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去找医生来。每当我对她解释我的身体状况时，她总是显得很满意。

　　因为我手头的药片几乎全吃光了，所以一直到周未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我又觉得浑身难受。

　　星期六晚上，到了“音响舞厅”之后，我决定做一次“迷幻旅行”。这一次的效果特别可怕。我好像觉得我的血被抽空了，整整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我既走不了路，也说不出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电影厅里，我在那儿的一把椅子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家搬到了克勒兹堡，离“柏林墙”很近。从此以后，我上学必须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但是，我的家却离“音响舞厅”更近了。

　　有天早上，当我去坐地铁时，我突然发现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戴维?波维前来柏林献艺”。我真不敢相信！戴维?波维这位大歌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模仿他的打扮。而这回他真的到柏林来了。

　　妈妈从她的单位给我弄来了两张这场音乐会的免费赠票。很奇怪，我马上就想到应该把另一张票送给谁：弗朗克。为什么是他？我自己也不问个为什么。弗朗克是“音响舞厅”团伙里的一位老伙伴，他很崇拜戴维?波维，甚至连头发都染成和他一样的褚红色。也许正是由于这缘故，我才把他选为我的送票对象。

　　而弗朗克也是我们团伙中第一个染上海洛因毒瘾的人。从前，他胖乎乎的，大家都管他叫“小母鸡”。可现在，他骨瘦如柴，就像一具“游尸”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僵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