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淡巴菰”与笔记小说

　　烟草在清代中前期的广泛播传，增添了笔记和小说的表现内容。有关烟草之出处、种类、流布、性状、功能、做法、吃法以及烟筒、烟壶、鼻烟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记录。尤其是在功能方面，“歌德派”之谀词较盛，如陈琮引述宋代罗景纶言槟榔之功“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而盛称“烟草亦然”：“灼以管而吸之，食已，气令人醉，亦若饮酒然，盖醒能使之醉也。酒后食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盖醉能使之醒也。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盖饥能使之饱也。饭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盖饱能使之饥也。”至于“其禀气辛辣而多芬，赋性疏通而不滞，又在槟榔之上”(《烟草谱》卷二)。陆耀总结出烟草之宜者“八事”、忌者“七事”、吃而宜节者“七事”以及“吃而可憎者五事”，饶有情趣，或有可供当今瘾君子参考者。(65)还有些记载，或别致、或风趣，为叙述增添了异样的情调与丰采。如《红楼梦》第52回叙宝玉给晴雯治病，便是让麝月取来一个金镶双金玻璃小扁盒儿，“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脑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66)清人在使用鼻烟时，往往再加入一些别的东西，如兰花籽磨成的粉末或芥末，以增加芬香或提高通气的效果，所以贾宝玉可拿它来给晴雯治感冒。

　　再如李伯元所记晚清宝文靖(按：应为咸丰、同治、光绪间三朝大臣宝鋆)事亦颇精彩，其中玉烟壶为叙述转捩之一关键。(67)纪昀虽酷嗜吸烟，却很少刻意为烟草歌功，其《阅微草堂笔记》三处与吸烟相关的记载都是间接描述，均事关“烟筒”。其中，两处皆出自《如是我闻》：一说医者胡宫山，年八十余，轻捷如猿猱，技击绝伦，“尝夜遇盗，手无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挥霍如风，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另一说“宛平何华峰，官宝庆同知，时山行疲困，望水际一草庵，投之暂憩。榜曰‘孤松’，庵门联云‘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僧应门延入，具茗茶颇香洁，而落落无宾主意。室三楹亦甚朴雅，中悬画佛一轴，有八分书，题曰：‘半夜钟磐寂，满庭风霜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联曰：‘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亦不题款。指问：‘此师自题耶?’漠然不应，以手指耳而已。归途再过其地，则波光岚影，四顾萧然，不见向庵所在。从人记遗烟筒一枝，寻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还是鬼魅也”。(68)文中所述之世外高人(老僧)似亦一嗜烟之人。第三处是《槐西杂志》所记甘肃李参将，精于占事，曾以烟筒占人：

　　(李)至京师时，一翰林拈烟筒。曰：“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显，尚待人吹嘘故也。”问：“历官当几年?”曰：“公勿怪直言。火本无多，一熄则为灰烬，热不久也。”问：“寿几何?”摇首曰：“铜器原可经久，然未见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后岁余，竟如所言。

　　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观其复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于床，是曾经停顿也；然再拈于手，是又遇提携复起矣。将来尚有热时，但热又占与前同耳。”后亦如所言。(69)

　　上述例子说明烟草也是一般士大夫的生活需要，故鼻烟与烟筒被顺手拈来，成为叙事的材料。

　　有的小说，甚至让吸烟不限于作为叙述的材料，而直接使之成为叙述的目的。如张潮(1650—?)《虞初新志》和浙江海盐董潮(1729—1764)《东皋杂钞》所记吸烟的故事纯然以吸烟本身为目标。限于篇幅，此处仅录张潮所述如下：

　　皖城石天外曾为余言：有某大僚荐一人于某司，数日未献一技。忽一日辞去，主人饯之。此人曰：“某有薄技，愿献于公。悉召幕中客共观之可乎?”主人始惊愕，随邀众宾客至，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众大笑，因询能吃几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砌，客吸之尽，初无所吐。众已奇之矣，又问：“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之以烟若干，客又吸之尽：“请众客观吾技。”徐徐自口中喷前所吸烟：或为山水楼阁，或为人物，或为花木禽兽，如蜃楼海市，莫可名状。众客咸以为得未曾有，劝主人厚赠之。(70)

　　上述故事里，吸烟便不复某一单纯的生理需要，而是颇具观赏价值的“游戏”，吸烟因之成为一种技艺，故表演之人可自视一“技”在身，并凭此回报蓄养之“恩”而无愧色。

　　倘若没有烟草，这样精彩的文字自然也不会存在了。

　　五、结语

　　明末清初以海洋探险为契机所展现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持续了200余年的时间，对中西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典籍所蕴含的自律性文化品格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力，而瓷器、茶叶、香料等物产的大量西传让产自南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天主教东传虽然成效有限，但伴随天主教而来的“副产品”却宏图大展：西洋大炮加剧了明清国运鼎革；传教士主修之崇祯历书成为国人生息行藏的“正朔”凭依；其他如历算、水利、机械、逻辑、宗教、美术、语言等领域对我国学术之影响，时贤论之甚详，不必赘叙。不过，就时间的持久性、空间的广阔性以及感受的切身性而言，烟草造成的影响，他者实罕有其匹。

　　借助上述文献之钩沉抉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清代的文人知烟草为“淡巴菰”而酷嗜如命者莫可名数，却鲜有因其为异域之物而予以排抵拒斥的(禁止的理由主要是伤农、靡财以及害身)。而同为远西舶来之物，上自天主教，下迄可以利用厚生的象数之学，如火炮、历算、水利、机械等，都曾遭遇到本土的激烈反对和排斥。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士人尚不知“淡巴菰”来自远西之美洲、欧洲，而以为乃吕宋所产，故“淡巴菰”在整个清代均未曾激起因其为远西之物而有意排斥、厌恶的反应。

　　其二，“淡巴菰”传入中土不久，国人对其利弊两端便有清楚认知，禁烟之举，历朝皆有；恶烟之人，屡见不鲜。何以屡禁屡恶而难绝呢?全祖望《淡巴菰赋》所作之答案，其思考允称完备：“岂知金丝之薰，足供清欢；神效所在，莫如辟寒。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槟榔消瘴，橄榄祛毒，其用之广，较菰不足。而且达人畸士，以写情愫；翰林墨卿，以资冥功。于是或采湘君之竹，或资贝子之铜，各制器而尚象，且尽态以极工。时则吐云如龙，吐雾如豹，呼吸之间，清空杳秒；更有出别裁于旧制，构巧思以独宣，诋火功为下策，夸鲸吸于共川，厥壶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镌，足慰我心。……或者惧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长加夫屏绝，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为三农之长虑，而无如众好之难回。观于‘仁草’之称，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71)时至今日，烟草之害举世皆知，然全氏“仁草”之辩似仍有其合理性。烟草行世之将盛耶?将衰耶?至少现在仍然难以料定。其故何在?似可成为另一研究课题。

　　其三，烟草至清代前中期，举国嗜之若狂，殆无疑义。刘廷玑言清初之“黄童白叟，闺帷妇女，无不吸之”，而且“时刻不能离”者“十居其八”(《在园杂志》卷三“烟草”)，有人甚至说：“士不吸烟、不饮酒者，必无风味。”(蔡家琬《烟谱》)对文人骚客而言，烟草又有催发灵感、润绵诗文之力，故嗜之者尤甚。但总体而言，付诸歌咏者不多，故陈琮集20余年之力，饾钉必录，所汇辑者亦不过区区230余篇/首，其中，40多首还是因陈琮之邀约而作(多为吴中当地士人)。笔者于此之外又搜抉到40余篇/首，不乏才力雄健之作，但相比于咏唱酒茶之浩瀚篇章，仍显数量匮乏。笔记、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之烟草描述，多是偶然提及，鲜见其为叙述之关键者。看来，烟草之于清代文学，其催发灵感、滋育巧思的间接“贡献”，远大于对吸烟及烟草的直接描述。反过来说，这也许还是明清文人吟咏不足而今人钻研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