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百年前，有关禁止麻醉品贸易的首届国际会议便在上海召开。1909年2月，这一国际会议达成建立国际鸦片管理委员会的协议。紧接着，一系列涉及改变人类情绪的药品遭禁。而联合国大会在1998年和2008年更号召成员国打造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或减少鸦片、可卡因及大麻的产量。

　　政治家们喜欢做这种类型的承诺，因为它可以使人减轻因毒品而起的恐慌，它更致力于让全世界青少年的父母重拾信心。不过这仍是个毫无保障的承诺，因这个承诺从来都没实现过。

　　不久之后，各国部长都将齐聚维也纳商定应对下一个十年的国际毒品政策。就像一战将领的聚首一样，人们会发现大家十分渴望找到新的应对之策。因有关毒品之战跟一战差不多，都不啻于一场人类灾难，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深陷贩毒深渊不能自拔，并令富裕国家的消费者沉湎于毒品之中。无论首脑们采取何种精明策略，一百年来的毒品之战表明，这些措施都是难获成效的。所以，《经济学人》的观点是，与现有禁毒措施相比，令毒品合法化的措施糟糕程度反而会最低。当然这并非标榜毒品合法化的政策更好，只是从现状来看，毒品交易行为越来越难以完全杜绝，合法化反而会让这种交易更加有序，并从数量上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