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制订、执行和维护法律，固然是为了惩罚犯罪，以儆效尤，使社会能够在一种有序、和谐和安宁的状态下运行，但同时也是为了教化大众，倡导社会优良风气。所以法律在执行时，就应该在不违背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表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避免落入“惩罚主义”的泥沼。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供各地法院在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中参照执行。《纪要》规定，对那些因为贫困而受雇运输毒品的人，虽然在毒品数量上达到了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议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这样的规定损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客观上会起到“纵恶”的作用；另一方则认为，这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标志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性化法治时代。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有道理呢？

　　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尽管我们常说“法不容情”，认为法律就应该铁面无私，绝对理性，不受人的情感控制和影响，甚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仅应该体现在威慑力上，同时也应体现在其道义感召力上。人们制订、执行和维护法律，固然是为了惩罚犯罪，以儆效尤，使社会能够在一种有序、和谐和安宁的状态下运行，但同时也是为了教化大众，倡导社会优良风气。所以法律在执行时，就应该在不违背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表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避免落入“惩罚主义”的泥沼。

　　另外，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看，《纪要》做此人性化的规定，也有利于有效打击、分化贩毒团伙。因为对那些“因为贫困而受雇运输毒品的人”来说，倘若意识到落网之后必死无疑，则他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和毒贩一起顽抗到底，如此则会大大增加缉毒的难度，甚至造成军警人员的伤亡。相反，倘若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有生的可能，则其顽抗的意志可能就不会那么坚决，而更容易选择自首、投降等道路。

　　当然，仅仅有前述理由，还不足以充分论证《纪要》规定的正当性，要真正搞清这一点，还必须到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的关系当中去找：即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手段，国家权力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对公民权利实施有效保障。一个公民，倘若沦落到了“因为贫困而受雇运输毒品”的地步，则意味着他的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生存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无疑，这也就意味着公权在他的犯罪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无辜的，既然如此，则一味强调法律刚性的一面，便不是完全恰当、合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人性化的本质是国家公权对公民私权的一种体贴，甚至致敬。当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官如何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既充分体现《纪要》的善意，又不至于“宽纵无边”，形成实际上的纵恶，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