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的周末学术沙龙，请了一位刑法学的博士后来讲，主题是毒品的“合法化”。主要观点是，我们的禁毒战争模式已经失败，而对毒品实行有限度的宽容模式在国外方兴未艾，如果我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成瘾者合法地使用毒品（如设立“安全注射屋”），以退为进，或许不失为渐次减少毒品消费并且抑制黑市交易的一种手段。他以美国的例子为证，呼吁政府也可以尝试性地对一些危害不大的软性毒品进行有限制的合法化。

　　我不是搞刑法专业研究的，对于禁毒政策的了解也不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种理论或许跟罂粟花一样——尽管美丽但非常危险。为此，我查找了一下国外关于“毒品合法化”的理论，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不在少数。甚至连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也赞成毒品合法的主张。弗里德曼还不无讥讽地说：“在毒品方面……说服与示范可能要比使用武力来按照我们的模式塑造别人有效得多。”果真如此吗？我无意为弗氏所批评的道德标准辩护，但是，我同样对以经济分析的方法解决禁毒对策问题怀有深深的警惕。

　　“毒品合法化”理论最早诞生于欧洲，在美国被发扬光大。20世纪70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主张享乐主义，认为吸食大麻是一种自由，当时的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基督教协会等很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也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张。后来，由于公众目睹了吸毒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危害，特别是因吸毒导致的艾滋病的传播，美国人对毒品和禁毒的认识趋于一致，到里根政府发动“反毒大战”的80年代中期，毒品“合法化”的呼声逐渐减弱。但是政府扫毒政策的不力以及禁毒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消耗，使很多人对禁毒的可行性产生怀疑，毒品“合法化”的主张在90年代再度兴起。不过，这次毒品“合法化”的目的是要“以毒攻毒”，试图通过解禁毒品来控制毒品。欧洲个别国家还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并公开宣扬取得“积极成果”，企图向国际推广。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在我国主张毒品“合法化”的理由是根本不站不住脚的。首先是立论前提错误，我国的禁毒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力度不够，美国每年投入到禁毒的财政支出大约是200亿美元，我国大约为3亿人民币，要应对不断升级的毒品交易捉襟见肘。在没有充分的人力和物力控制毒品的前提下，如何能下断语认为禁毒策略的失算呢？在我看来，毒品交易的愈演愈烈不是因为禁毒政策错误，而往往是因为禁毒政策执行不力造成的。

　　其次是逻辑关系错误，当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控制不住的时候，解禁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造成失控。实行毒品“合法化”后的西班牙，三年内毒品消费增加150％，就是一个例证。贝克尔教授曾经撰文，用美国当初禁酒政策的变化作模拟，认为禁毒可以沿用解除禁酒令的模式，让毒品的使用合法化，再通过课税和重罚双管齐下的办法，将吸毒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美国历史上“禁酒令”的开禁不具有可比性，不仅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对两者的依赖性和控制力也大相径庭。我国吸食毒品的大多数为青少年，对于这部分抵抗能力本身就弱的群体，合法化的吸毒将成为一个罪恶之源。

　　再次是形势判断错误，认为“合法化”措施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筹集毒资带来的犯罪，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非法毒品交易固然可以引起很多暴力犯罪，合法地吸毒之后难道就没有犯罪吗？很多犯罪其实是在吸食毒品后产生精神幻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主张毒品合法化的人认为，毒品合法化可以人为地降低毒品价格，减轻吸毒者的财务压力，减少他们为了筹集毒资而产生犯意。但是，在毒品价格降低并且获得渠道便捷之后，购买和使用毒品的数量可能性会大幅度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最后是所处立场错误，提倡毒品“合法化”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破坏了人们以血的教训换来的对禁毒的共识。饮酒可以作为一种礼仪和文化而在很多国家存在，从来没有听说过吸毒作为待客之道，因为它的灾难性后果已经被整个人类列为禁区。如果仅仅站在狭隘的自由主义立场，就看不到使用毒品（即使是有控制地吸食），给家庭、他人以及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一旦政府主动给毒品上瘾分子提供毒品，非但治疗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把吸毒者往悬崖上更推进了一步。

　　其它国家的毒品“合法化”主张和实践，是有着当时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而且从目前的试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成功的。我国又未尝不是有前车之鉴？1859年晚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实行鸦片的贸易合法化，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1930年军阀为筹集军饷，强迫种植鸦片，当时全国6％的耕地种植鸦片，结果搞得民不聊生，“东亚病夫”也由此出名。现在我国也有学者主张搞“试点”，毒品“合法化”要“摸着石头过河”，请问谁敢尝试？谁来负责？“合法化”能抑制黑市交易吗？“合法化”能减少并控制吸毒吗？如果上瘾者都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地点免费获得毒品，现在的一百万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或许马上会变成美国的千万大军。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要过高估计了社会控制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的所谓“经验”，不但不会开出什么“济世良药”，反而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害莫大焉。

　　那么，如何控制毒品问题？毒品战争模式为什么收效不大？在我看来，毒品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解决毒品问题的对策也不能仅仅依靠禁毒。毒品的泛滥，跟很多社会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失业、贫困、教育不够、社会不公等等，都可能加剧毒品的传播，而我们的社会政策，也应当是在综合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加强防毒宣传、禁毒打击和戒毒治疗等多方位的工作，而不能寄希望于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