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内蒙古劳教(戒毒)局和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成立了两级善后处理工作组进行了调查，认定这位女子是自身原因导致的死亡，并且武警内蒙古总队医院出具的《死亡诊断证明书》也认定，郗红因“异位妊娠、腹腔内出血、失血性休克至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但是，由案发单位及其上级组成调查组，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得出的调查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

　　事实上，这个案件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让强制戒毒所这样封闭的地方更加阳光化和法治化？强制戒毒所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一个神秘和封闭的地方，它不但远离普通公民的监督视线，甚至也在其他国家权力的监督视线之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戒毒所与死者家属对于死因各执一词时，戒毒所就很难撇清打人的嫌疑。

强制戒毒所缺乏阳光和游离于法治的轨道之外，有几点体现：其一，强制戒毒一次就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两年，特殊情形下还可以延长一年，对于这样严厉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居然只需要由公安机关单方面决定，而不需要法院的裁决；其二，与看守所、监狱等场所有驻所、驻监检察室相比，强制戒毒所并没有相应的检察室，检察官也没有进行监督的权力，强制戒毒的日常管理处于监督的真空之中。因此，公民是否会被送往强制戒毒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于公安机关的决定；而看管警察是否有打人等侵犯吸毒人员合法权利的情况，外人很难得知。

　　在法治发达的国家，针对吸毒人员也有强制隔离戒毒措施，但这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完全被纳入刑法的“保安处分”之中，需要由法院来裁决是否将对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而在我国，多年来公众和专家们都在呼吁改造劳动教养措施，将劳动教养法治化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起草工作，在上届和本届人大都列入了立法规划之中，只可惜几年时间过去了，这部法律却仍然不见踪影。

　　希望未来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要只针对劳动教养进行立法，对于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等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应当一并纳入其中；其次，无论是劳动教养，还是收容教养、强制戒毒，都应当由法院进行裁决，是否需要延长期限也应当由法院作出裁决；再次，进行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的场所，都应当纳入检察监督范围，设置检察室，赋予检察机关对其日常管理进行监督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