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前，歌手满文军夫妇因聚众吸毒被警方抓了现行，从而掀开了娱乐圈毒化现象的冰山一角，以一种充满讽刺的方式宣告禁毒的任重道远。

　　明星吸毒其实并不是新闻。事实上，随着新型毒品的开发、集体性吸毒行为的出现，一种吸毒亚文化已经在娱乐圈内形成——吸毒不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毒瘾，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时尚，一个用来划分是不是同类、是否具有共同审美和生活趣味的标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吸毒亚文化不仅仅存在于娱乐圈，而且蔓延进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城市青年的集体派对中，吸毒也是他们增进感情与建立认同的交际方式。

　　以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请客吸毒。

　　吸毒行为的时尚化、交际性质化，显然给当下的禁毒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如何抵御吸毒亚文化的扩张，尚有待于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健康生活方式的艰难重塑。

　　请客吸毒是最高礼遇

　　包房的门紧闭着，震耳欲聋的嗨曲经过隔音材料的过滤，在外面只是隐隐得闻。推门进去，一股明显异于烟草的味道瞬间直冲入脑。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曾在几个饭局上有过一面之交的朋友站起来热情地招呼你坐。还没等你喝上口饮料或者啤酒喘喘气，一只手便伸到你面前，手背上堆着短短一道白色的粉末：“来，哥们儿，玩玩。”

　　这样的场景，绝不是玄幻文学作品中想象力的驰骋。一位资深娱记就在采访明星涉毒事件时，遇到一位曾这样被圈中人邀约一起吸毒的乐队经纪人。

　　满文军夫妇将生日宴会办成吸毒派对的事件曝光后，一名叫涂紫凝的新加坡歌手主动出来披露歌手吸毒内幕：吸毒歌手当中有的大牌是摆谱耍酷，有的新人则是为了跟前辈混熟、争取更多成名机会。在涂紫凝看来：“满文军老婆李俐肯定不是贩毒的，只是做了回东，给朋友们提供了毒品，我知道有人会把请朋友吸食毒品作为最高的待客之道，就跟请客吃饭一样。”如果被“抬举”的一方不吸，“就肯定玩不到一起”。

　　让主流文化反击亚文化

　　“对抗已经形成的吸毒亚文化，单凭居高临下的教育太落伍了。”石建春说。多年的禁毒教育工作使他接触过不少吸毒者。随着新型毒品的快速发展，他所看到的吸毒者群体越来越显示出年轻化的趋势。这些追求“前卫、时尚、狂欢、刺激”高峰体验的青少年反感说教，嘲笑权威，对老套枯燥的禁毒宣传嗤之以鼻，很难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更不用说打动他们的心。也许只有以文化来反击亚文化，才能让意识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2005年，曾10次登上《时尚》杂志封面的英国超模凯特·摩斯又登上了英国《每日镜报》的头版，不过这次的标题是《瘾君子凯特！》。丑闻曝光后，一向视其为时尚偶像的粉丝们顿时大哗。LV、CHANEL等奢侈品牌随即宣布终止与凯特的商业合同，BURBERRY也打消了与她第八次续约的打算。如果不是她及时公开承认错误，向公众道歉并承诺戒毒，就连老东家H&M这根救命稻草也抓不住。这就是主流文化的力量。

　　相形之下，我们的主流文化在面对亚文化威胁时，似乎反击力度欠缺。满文军事件后，与他有交情的圈中好友大多以“鸵鸟政策”来回避媒体，实在躲不过就以“很震惊”、“很意外”之类不痛不痒的套话回应，连利于行的逆耳忠言都鲜有耳闻。

　　来娱乐场所的人很少拒绝毒品

　　一个前毒贩的自白：我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Z市后，因为没有正经工作可做，就在娱乐场所里混着，刚开始是跟朋友们玩，一起吸毒，慢慢地便跟毒贩混熟了。为生计着想，干脆做起了毒品买卖，这个来钱快，风险也不是太大。Z市是广东省内出入境的重要关口，这里的娱乐场所非常发达，尤其以大大小小的迪士高居多，来自内地和港澳的客户非常多，毒品在这里的几乎所有娱乐场所都是常见的。我主要向这些娱乐场所提供麻古和冰毒，也会经常给内地某些市县的客户提供毒品。

　　我做的生意并不大，在Z市像我这样的小毒贩不计其数，我自己认识的就有好几百人。我们这些小毒贩属于整个毒品销售链中的最低端，通常从上线拿到毒品后，会直接卖给吸毒者，这些吸毒者主要是来娱乐场所玩乐的客户，其中以混社会的青少年居多，大概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也有一些是来找乐的白领工薪阶层，有时候是单位领导带过来的，在迪士高里开个包厢，由领导买单，大家一块吸食毒品。

　　虽然在多个夜场长期出入，但能亲眼看到娱乐明星吸毒的机会并不多。比如说，在迪士高内，有各种层次和收费不同的包厢，即使有明星来，也会是在相对高级的包厢里，这些包厢普通人很难有机会进去。在我的记忆中，曾经亲眼看到的只有香港明星张XX，当时是2004年下半年，在Z市迎宾路的一家高级迪士高内。当时张XX与Z市的一些黑社会老大在包厢里玩，刚好我和我的朋友也认识该黑社会老大，所以也能进到包厢，大家一起喝酒，吃摇头丸，当时还不流行麻古和冰毒。在这家迪士高内，也是在2004年，我还曾经遇到一名台湾人，自称是陈水扁的弟弟，也在此吃摇头丸。

　　据我观察，来娱乐场所消费的，拒绝毒品的人其实比较少。一般来说，大家将吸食毒品当做一种开心的方式，就像洗脚、按摩或者找小姐一样普通。毒品的种类大致有几种，前几年比较流行摇头丸和K粉，但是现在都没什么人玩了，大概是玩腻了，不新鲜了。这两年比较盛行的是麻古和冰毒。通常来说，我们会将吸食麻古称作打鼓，一伙人说声“我们打鼓去吧”，也就是去宾馆或迪士高开房，围着一起吸食麻古。冰毒也不叫冰毒，而是称作“猪肉”。对于黑社会混混来说，吸毒是一种款待朋友的娱乐方式。比如说，如果有老大过生日，他会将兄弟们集中起来，在宾馆或迪士高开房，一起吸毒找乐子。当然小弟还不够格吸毒品，他们得保持清醒状态，等老大们吃high了，得负责搀扶照料，端茶倒水，不能有闪失。

　　娱乐场所的顾客要想买到毒品，也非常方便，24小时送货，随叫随到，只要加上二三十元的的士费就能送货上门。在我印象中，警方对娱乐场所吸食毒品管得很少，10年来在Z市的娱乐场所中，我几乎没看到过警方因为顾客吸食毒品而抓人，顾客们在这里即使因为吸毒到不省人事，也没人理会。那些小混混们都是几十颗地将毒品装在口袋里，也没人会上来搜查。除非是因为吸食毒品后，变得很暴力，打架斗殴，闹得很大，警察才会来管管。

　　节假日期间是我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是Z市宾馆和娱乐场所生意最火的时段，很多人吸毒都会选择在宾馆的房间。所以，对毒品熟悉的人来说，即使是一家第一次去的宾馆，只要有人在此吸食过毒品，他就马上能感知到。因为像麻古这类毒品，都会留下淡淡的香味，稍有经验的人都能闻得出来。Z市许多宾馆的房间都可以闻到毒品的味道。

　　麻古和冰毒为何流行？

　　在娱乐场所比较多见的便是麻古和冰毒这类兴奋剂类的毒品，很少有人吸食白粉，因为白粉的危害性远远大于麻古、冰毒等，相比较而言，后者虽然也能成瘾，但副作用相对比较小，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让人产生亢奋感，不吃不喝精神很好，甚至会产生幻觉，但药效一旦消失，也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白粉就不同了，它很容易让人上瘾，而且很难戒掉，这不是闹着玩的娱乐那么简单，这是事关身家性命的事情。所以，白粉在娱乐场所的市场并不大，因为大家只是来玩玩，并不想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从价格上来说，毒品根据纯度和品种都有不同价位。麻古相对比较便宜点，比如说纯度较低的地摊货，如果是熟人购买的话，大概是10~13块钱一颗，100块钱大概能买到六七颗。

　　总有一款诱惑你

　　毒品产业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的快消行业。在产业内部有专门的市场策划人员，他们像推出一款新的饮料一样推出新毒品，他们对人群具体细分，给毒品调制不同的口味，定义不同的时尚特质，抓取卖点和噱头。

　　“一些新型毒品强调它的成瘾性小一些，不被认为是毒品，但其实危害同样大。”石建春介绍说。由于工作上的便利，禁毒教育基地与强制戒毒所有比较密切的往来，他们时常去拜访戒毒人员，和他们聊天，从他们口中总能听说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

　　王毅告诉记者，毒贩会告诉他们，哪些能带来兴奋感，哪些可以带来兴奋和抑郁交加的感受，哪些可以带来更强烈的性快感……每个产品对应着不同的需求，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广告词：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种被贴上“黑色前卫”标签的新型毒品，被种种诱人描述包裹：不会上瘾，无损健康，让人精神振作、充满自信，甚至还标榜具有神奇的减肥效果。

　　在各种新潮前卫的包装营销之下，新的毒品消费文化正在慢慢形成。

　　禁毒需要换思路

　　邱泽奇认为一些地方GDP至上的思路对禁毒也是一个阻碍。“我有个地方官的朋友，做到首长了，觉得有点娱乐场所能提高我们的经济，然后大家消费一下能增加GDP，我把毒品打完娱乐场所没有了，经济没有了。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是当届政府只管本届政府事。”

　　新型毒品在改头换面之后，用时尚的概念攻占拓展了一块新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者主要是青少年和城市白领。而反观政府对禁毒工作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中国对吸毒问题的管理基本由政府操办，这套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确实也要进行一些相应调整。

　　“多少年来，我们始终在强调禁毒人民战争，我觉得提法上不要讲得这么极端化，这个决心我们支持理解，但我认为禁毒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日常工作，要平心静气来做，不是打一个战争能解决的。”邱泽奇说。

　　石建春更愿意从“文化”层面上理解禁毒工作。

　　“以前的禁毒更多是宣传教育，是让你知道，现在我们是力图去‘接近’这些易受感染的高危人群，而不是‘教育’，我们希望平等地交流和影响。”石建春说，今年禁毒基地编排了一部音乐歌舞剧《瘾型人》，准备在6·26国际禁毒日时面向社会公演。

　　此外，尽量发起更多的人志愿参与禁毒活动，也是一条减小国家禁毒体制压力的途径。

　　以“读”攻毒让他们成人

　　当她的同学正坐在四年级教室里上课的时候，10岁女孩小碧，却忙着逃学、抽烟、吸毒、偷东西、打架、恐吓勒索。连加减乘除都不会的她，已被淹没在全球两亿毒品使用者大潮中。

　　小碧第一次被抓时，法官考虑到她年纪太小，送她到女童院关了14天。那里有她的朋友们，她们教小碧如何偷东西时不会被抓，还教她怎样才能更坏。

　　小碧第二次被抓时，感化官给了她一次选择机会，要么继续进入女童院接受感化，要么到正生书院住两年。小碧选择了正生，以“读”攻毒。与她一同在正生就读的还有115名学生，因为窃盗、吸毒等不同原因来到此地。

　　“这间学校的存在，绝对是香港政府的耻辱。”自嘲是香港最牛的“无牌教育家”、正生书院校监林希圣，这样解读自己一手创办的学校。

　　1990年代初，香港青少年吸食白粉、嗑药水等毒品问题严重。1993年，香港政府将大屿山芝麻湾霞涧一块5000平方米的荒地，在作为社会服务用途的前提下，打算以1元港币的代价租给教会团体。香港慈善机构——基督教正生会正想开办青少年戒毒所，董事长林希圣看上了这块不毛之地，决定转租下来建立戒毒学校。目前，全球只有两间正规戒毒学校，一间是美国DayTopEducation、另一间便是正生书院。

　　因吸毒犯事的学生来此就读，每月须支付10665元港币的生活费与学费，但大部分学生因家境贫困无力负担，虽然可向香港政府申请综援补助，对于学校来说，生存依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