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分析
云南戒毒所调查：死亡是艾滋病患者永恒的话题
2010-10-08 10:12:26
来自：广州日报
作者：杜新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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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重生工厂”调查：百名艾滋感染者的民间集体生活
有人说他们是毒枭，有人说她们是妓女，有人说他们是汪洋大盗……在云南省思茅市，有一个特殊的工厂，里面住着182个特殊的人。每一个人的过去都可以写成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吸毒以及因为吸毒而引发的各种犯罪和疾病都能在这里找到影子。他们自愿聚集在这里，共同面对生与死的最后战役，寻找万劫之后的重生之地。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民间艾滋病感染者的集群生活生态群。182个人中，几近100%是吸毒人员，9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年老的已经超过了六十岁，年纪最轻的只有十七岁。
当然还有人索性就把这间工厂称作是死亡工厂——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离去的将会是谁，但是近在眼前的死亡，是182个人所面临的共同命运。
但是，工厂老板李继东说，虽然这是一群等待死亡的人，生命不可以重来，灵魂却可以重塑。
带着这样的信念，李继东成立了“重生工厂”，先后收留了430余名吸毒人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学员们的吃、住、生病等费用由“重生工厂”负责，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远离毒品。
荣誉和光环源源不断地向“重生工厂”和李继东涌来。同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猜疑和质疑。有人质疑他的动机，说他精明地用工厂借机敛财；更有人质疑他的戒毒模式——对180多人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是不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纪实他们的世界 死亡是永恒的话题
11月18日，云南边陲城市思茅一如既往的宁静。思茅和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接壤，距离瓦邦210公里，是全国7大毒品通道之一。
从思茅城向西双版纳州方向走不到2公里的公路边，就是“重生工厂”的厂址。那是一块紧贴着公路边的面积为36亩的狭长土地，四周用栅栏围着。
工厂在公路下面，公路的护坡就是工厂的围墙。工厂旁边有鱼塘和农田，一幅恬静的田园风光。只有人们身上露出的文身，才让人想到这里的与众不同。
现在，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民办艾滋病感染者居住的小社会。学员九成来自边境村子，里边有吸毒者86名，其中艾滋病感染者占了九成。
他们的感情：8对男女确定恋爱关系
小小扎着马尾辫，胳膊上有几十个烟头烫过的痕迹。旁边坐着她的未婚夫“望远镜”——他的真名叫王永青。恋爱两年的两人快结婚了。工厂里有大约8间单人房，其中一间就是他们的家。七八平方米的家里有三大件：一张床、一套布艺沙发和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小小用的化妆品，都是“东哥”(李继东)买的。那个红色底黄色小花的沙发也是“东哥”专门给他们买的。
“重生工厂”目前有8对男女确定了恋爱关系，李继东专门修建了这样的单间房，让情侣们从集体宿舍搬出来住。
“死去的那个姐妹叫小英，就是上个月的事。”小小不会说普通话。“当时，她的头蒙着。我们5个女孩守着她。我想起了我的阿姐，阿姐和她一般年纪——我掀开蒙头的布，就那么抱着小英，然后亲她的脸。”小英生前是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小在描述那段经历时，很平静。
“望远镜”是这里的厨师长，手底下有2个人负责洗菜、煮饭。“望远镜”也做了一件事。这件事，让李继东这个轻易不落泪的男人哭了。
7月，属于这个群体中一分子的小刚死了，他还不到30岁。“当时，他已经没有多少食欲了，只是爱吃糖。东哥会给他买，还会买那些零食。”
小刚还没火化的时候，他们去看他。“望远镜”提前就带了几块糖，见了小刚，轻轻地把糖放在了他的头边上，口里还说着：“你平时爱吃糖，现在你走了，我放了几块在你的头边，你想吃就吃吧。”
这个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李继东的脑海里。“他们就是邪恶的一面后面隐藏的真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人，他们越来越像人了。”
他们的世界：死亡是永恒的话题
3年来，已经有将近20个人从他们中间离开。
小小和“望远镜”的房子斜对面住着一个新来的女孩。女孩是广西人，是艾滋病患者。她是被村里人赶出来的，连父母都不愿意再见她。女孩的男朋友把她送到了这儿，时不时会从广西跑来看她。“11月6日那天来的时候，我还陪她上街买了东西，可她现在已经起不了床。”小娟是这里负责女生事务的，皮肤黝黑健康，拉祜族。她带着记者走到那女孩的房间。
女孩才23岁，现在只有30多公斤，看起来起码超过30岁。一男一女日夜守护着她。房间里很安静，女孩吃东西时几乎都没有声音，动作轻轻的。记者向她问好，她没有回答。
女孩已经失去了说话的力量。每说一句，她都要等很久，似乎在积聚足够的力气。“她可能不行了。”出了小屋，小娟小声地对记者说。小娟来这里快3年了，这样的情景她已经很熟悉了。
7月、8月、9月和10月，每个月都有一个人从工厂里离开。每次有人离开时，厂里的人都要守灵。李继东希望大家可以从容面对死亡，更加珍惜生命。
他们的工作：建设家园自行干活
食堂里有三四个人在打扫卫生，3个大圆桌板靠着墙立着，没有凳子。“我们是站着吃饭的。”一个穿黑色T恤衫的女孩子笑着打招呼，她才刚来两天。
里间有两个人蹲着切肉，身后的台子上摆着这三天要吃的蔬菜。一路上，都能见到人在路边干活儿，有的在松土，有的在砍树，还有的在砌墙。不过他们没有其他的工作，只需要“建设家园”。
按照厂里规定，每天早上，大家都要相互监督起床，晚上10时30分休息，这就是李继东口中的军事化管理。工厂里的管理人员包括小娟，小娟负责女生工作，另外还有三四个人管男生。
“他们会安排工作，都是自愿的，也有一开始不干活的，但后来不能总看着大家干活儿吧。”工厂里每天要吃15斤肉，3天要吃200斤大米，隔一两天还要发烟，男的女的都要。
下午，小小的房间里。她掏出烟，烟盒已捏得不成样子，里面只剩一根烟。她熟练地点上烟。“出去？为什么要出去呢？不是不能出去，亲人、朋友来看，都可以跟东哥请假出去。但已经习惯了，懒得出去了。”
“重生工厂”成立四年来，走了很多人，也来了很多人。出去的人几乎全部复吸。有的人复吸了，又回到了这里。“只要一回去，以前的朋友立刻就会找上门来。有的朋友，就是让你吸毒。在这里，接触不到，也就不吸了。”
自由，是这里最大的诱惑。小小说，这里边很多人之前都有在强制戒毒所戒毒的经历，最后选择到这里来。
他们的娱乐：歌舞晚会从未间断
食堂和宿舍之间立着一座新建起来的二层小楼。一个小伙子坐在椅子上悠闲地晒着太阳。晚上，这里就是他们的舞台，他们会在这里唱歌、跳舞、看电视、打麻将。
夜幕降临，学员们亮起了灯光，搬出了架子鼓，摆好了长条椅。人们吃完饭，陆续地坐下来。女孩子们坐在第一排，有说有笑，这是每天晚上工厂里的娱乐时间。
《站台》、《蒙古人》……所有你能在KTV包房里听到的歌都可以听到，而且出人意料的动听。被点到名字的人毫不忸怩，拿着话筒，亮开嗓门，不时地跑到舞台前要台下鼓掌。即使唱错了也没有关系，台上的人笑，台下的人也笑，还挥着手臂，打着V字形手势。小光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打架子鼓，一会儿又去弹吉他，忙得不亦乐乎……
“不管是接到病危通知，还是迎接新成员，每天晚上的歌舞晚会却从未间断过。”死去的，来了的，走了的，好像周围的人对这一切的变化都显得那么的平静。
一切如此，就在记者采访前一天，又有6个女孩自愿到“重生”来。
李继东：生命不可以重生，但是灵魂可以重塑
李继东，今年29岁，思茅本土人士，高中学历。13年前以汽修厂起家，曾富甲一方。那时候，他可以早上坐飞机到昆明，只为了吃一顿早餐。而现在，他连袜子也舍不得买，为了筹款，曾经砸碎儿子的储蓄罐。
2002年8月，李继东创办了重生水泥预制板厂。一个偶然机会，李继东承接到当地强制戒毒所的铺设地砖工程，在工程中，他雇用了许多正在接受强制戒毒的吸毒者和戒毒期满人员。工程结束后，他带这些人去体检，结果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当时，他就让这些人留了下来，成立“重生”工厂。
我们可以用以下一个情况看作是李继东成立重生工厂的另外一个背景：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11岁开始，他每月都要面临一次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从小就多了一份对生死的理解。在1998年一次心脏病复发中他险些丧命，这让他再次感到生命的脆弱。
关于现状：“我是他爹，没有我就没有他们。”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成立“重生工厂”？
李：我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办重生工厂，是偶然的。但是挨上了就没有办法脱掉，就像吸毒。
记者：没有人强迫你干下去？
李：没有。但是这么多人，你扔给谁啊。他们现在要是看到了毒品，肯定还会吸。但在里面，他们看不到，接触不到，也就不吸了。如果我不做了，让地方接手，谁来接手？谁来监管他们？
记者：为什么叫“重生”？
李：生命不可以重生，但是灵魂可以重塑。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时，我都告诉他们要抬着头看记者。我告诉他们，要想让别人帮助你，就得先让别人知道，你错了，但是你已经改了，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支持和理解。
记者：你收留了这么多吸毒人员，毒贩子不恨你吗？
李：恨。毒贩打来恐吓电话，那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几次无端被人围攻。他们拿着刀，不过我也没事，因为我们的人也很多。(笑)这些年来，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儿上学。
记者：创办“重生工厂”，家里人支持吗？
李：我离婚了，不过跟这个没关系。我和现在的女朋友上个月刚领结婚证。没有人愿意做这些事，她也不愿意我做，可还是愿意嫁给我。我搞了工厂后，朋友们都没有来往了。甚至说领着我去看精神病院，感觉我是不是疯了，精神有问题。
记者：那社会怎么看呢？你觉得他们在误解你吗？
李：不理解嘛。很多传言是我靠着这些廉价工人，去赚钱，获取更多的利润。
记者：有人怀疑你本身不是一个健康人？
李：在他们心里我跟这个人群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也是吸毒的，也是感染者，当时的处境就是那样。
关于荣誉：“我不喜欢荣誉，给荣誉就给了压力”
记者：你和厂里学员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我是他们什么人？我是他爹，没有我就没有他们。他们怕我。有的人，威严是天生的。我平时也不骂他们，骂他们干什么？里面有的小姑娘，平时来揪揪我的耳朵，我们像父女一样。
记者：你不打骂他们？
李：没有。你说威胁他们，要死的人还怕你威胁吗？
记者：他们中有没有人恨你？
李：工厂里的人，或者出去的人，有的表面上不恨我，但心里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记者：你给他们吃的，你给他们一个什么标准？
李：一日三餐，有早点，然后中饭和晚饭是两菜一汤，每顿都要有肉。我制定的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小的环节由他们自己商量，自己制定。
记者：你给了一个什么框架？
李：第一就是不能单独外出，不能吸毒，不能喝酒，不能发生扰民的事故，就这几个，其他的没有了。
记者：他们出去经过什么手续？
李：要出去就自愿，但必须我同意吧。
记者：中国红十字会评价“重生模式”是“全国民间组织收纳戒毒人员、艾滋病患者最多的一家”。今年，你被评为“2005年度十大民间禁毒人士”，思茅市“防治艾滋病特殊贡献奖”，又是第七届“云南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之一。这么多荣誉，你怎么看待？
李：作为民间戒毒人士，我会想，我凭什么获奖？你知道有多少警察，每天默默无闻地在戒毒第一线工作。我比他们幸福多了。有的媒体说，如果李继东把这些人放出去，那他就是千古罪人。说实话，压力挺大的，感觉上就歇不下来，就像走上一条不归路。我不喜欢这些荣誉。给了荣誉，也就是给了压力，你就得继续干下去。另外，那些学员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记者：为什么说他们的贡献大？
李：这些年来，他们没有再吸毒，没有嫖娼，没有卖淫，没有再去害人。这就是他们的贡献。
关于质疑：“捐款一分也不收，不要落人话柄。”
记者：有人怀疑你借机敛财？
李：我到上海去领奖，有人说我拿了100万元，其实只有3000元。拿了1万元，第二天就可能传成100万元。重生工厂这块地有36亩，都是我的，要是卖的话，每亩能卖到50万元。一夜间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但是至今我没有办土地证，还有国家禁毒委送的两辆车，我也没有上牌。我想，如果哪天我不做了，这里的东西我一样也不会要。
记者：创办“重生”工厂，你前后共花了多少钱？
李：前后大概200多万元，其实肯定不止。最困难的状态我找前妻要100元，她没有给我。在那之前，我爸妈给了我1万多元。现在，我已经向新岳父借了4万元。
记者：你可以接受捐款？
李：外面的捐款我一笔也不收。有汇款汇过来，不去领，邮局就直接退回去了。我不要落人话柄。我要了，谁来监管我？你知道，舆论会杀人的。去年，日本一家慈善机构联系过我，他们要给我76万元，只要和我们拍些照片，我拒绝了。
记者：你自己办的还有模具厂，你刚才讲政府的支持，是否体现在减免你的税收？
李：我的工厂没有减税，人家提出来要减，我没让。工厂一直没有工程，减的钱也不多，你说我占那个便宜干什么？还让别人说。
记者：有没有人怀疑，你把他们关起来，然后自己卖毒品给他们？有没有毒贩跟你联系过？
李：这种怀疑我第一次听说。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都会来这里检查。要说买卖毒品，他们哪里有钱买毒品？要是他们能卖血，也许还有钱。毒贩会免费提供毒品给他们吗？毒贩要是进来做，肯定是疯了。
记者：这里给你留下了这样多的痛苦，你没有想过放弃？
李：总有一天我会不做，但那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关于将来：“如果我被查出HIV阳性，肯定疯了”
记者：要是有一天你被工厂里的人传染了艾滋病病毒，你会不会后悔？
李：我也怕，如果有一天，我被疯子咬了一口，那么后果我自己承担。其实，我挺佩服他们的。要是有一天，我被查出来是HIV阳性，我肯定疯了。
记者：有人质疑你这种戒毒模式的可持续性，因为吸毒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去。
李：可持续发展？我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发展。他们可以出去，可以到工厂去上班。我的工厂现在就有80多人是这样的情况。
记者：最近的目标呢？
李：工厂墙上的标语要改，现在写的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下月要改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要穿统一的服装，要统一安排管理。
记者：重生工厂会有怎样一个未来？
李：我准备在里面建一个医院，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外面的人也可以进来。将来，最后的结果怎样？我要让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医院。我现在在研究海南的一种中草药。当时他们都劝我不要吃。我还是吃了，要跟大家一样。活了30年，拼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记者：如果这种药效果不好呢？
李：如果不好，我李继东陪着大家，他们也知足了。
见到李继东之前，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黑社会老大的样子，因为他管着一百多名吸毒人员。现实生活中的李继东，尽管戏说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他谈吐中流露出的智慧和淡定很让我们惊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最终选择以对话形式真实呈现他的原因。
见到那些吸毒人员之前，我们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戏剧化场面。然而，除了那些文身、香烟烫过的痕迹和树叶般轻飘的病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团队，他们唱歌、跳舞。
我们被“重生工厂”里的人们的笑容感动，也被李继东“不落话柄给别人”的直率打动。然而，这种情感上的波动决不能代替理智分析。我们感动着，但也继续质疑着。我们不希望只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就像李继东说的那样，如果有一天艾滋病能治了，大家还会害怕吗？
云南有“重生工厂”，广东有“爱之家”，两个几乎同时建立的组织有着不同的结局。先天条件不同，二者结局的不同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李继东和托马斯都在探求一种新的戒毒模式。两个人最初都选择了集中居住的统一管理模式，时过境迁，两个人却有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们很难作出决断，也无需做出决断。
不论是准军事化管理，抑或是吸毒人员回归社会，都有着各自存在的理由。唯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吸毒人员本身的意愿和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维护。
我们无须否认，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是社会治安的隐患。但这并不能成为漠视权利的借口。我们可以想象，在“爱之家”自由出入、全凭自觉的戒毒人员有着战胜毒品的成就感。我们也看到，在“重生工厂”过着平静生活的年轻人们脸上的笑容。毒品的可怕，往往超出不吸毒人员的想象。但是，此时我们更需要相信人类本性之中的善良和坚韧，并伸出手予以支持。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爱之家”还是“重生工厂”，都是民间组织抗毒防艾的有益尝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更应该鼓励这种创新，更应该宽容对待。
[责任编辑]杜新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