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针对亚洲青少年日夜泛滥的吸毒问题，2005年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在湄公河区域的泰国、越南、柬埔寨和中国的云南开展了以预防为主的能力建设项目，包括生活技能培训和同伴教育两种方式。国际基金的注入和国际上一些成熟的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策略和方法，为减缓艾滋病在中国IDU人群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同样凸现出一些问题需要去挑战。

　　问题之一、机构和项目的资金不透明，缺乏来自社会、社群的监督。目前在中国开展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项目，多数项目资金几乎都是不公开，包括项目执行团队的内部也是不公开，不透明的。团队内部了解项目资金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几个项目管理者清楚项目资金的数目，而这些管理者之中很少有来自IDU社群里的成长者。许多项目管理层似乎对参与到项目中的IDU心存芥蒂，不希望团队里的IDU清楚项目资金，更不愿意更多的IDU了解项目资金。因此项目执行方在使用项目资金时，往往缺乏来自社群的监督。会出现挪用或者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私分项目资金。在云南的某次项目结题交流会上曾有来自社群的项目人员提出，需要社群参与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其结果是来自社群的该工作人员会后就被管理者以绝妙的借口给辞退了。

　　问题之二、项目中对IDU的定位限于同伴教育者，IDU缺乏参与到项目中的归宿感。在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项目运作中，多数中外合作机构和NGO对参与这一工作的IDU的定位仅限于同伴教育者这一层面上。因此，参与到项目中的IDU核心骨干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因为参与不到项目决策，因此工作中缺乏主观能动性，往往是按照管理者的安排去被动的接受工作，工作的效果可想而知，导致许多工作只是流于形式和表面。

　　问题之三、项目执行层面观念老化，项目拓展的空间较为狭窄。多数项目管理者或者项目管理层面缺乏来自IDU社群的人，加之对IDU社群缺乏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即使稍微对IDU社群有一些了解也只是局限于被社会污名化的那一部分。因此，对于执行IDU的项目天真地认为，有那么几个来自社群的人，发发针具，做做活动就行了。这种观念更多的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去考虑社会的需求，考虑执行层面（可以拿到资金）的需求，而不是以人文的精神和务实态度去考虑IDU的生存、就业、治疗等最根本的需求，几年下来降低毒品伤害的项目，没有更多的空间被拓展，没有更多的后续服务去跟进。因此，几年下来IDU社群对于项目工作所产生的效果的失望可想而知。

　　问题之四、IDU核心骨干成长缓慢，《GIPA原则》难于实现。由于之前所谈到的对IDU骨干的定位问题，限制在同伴教育者的层面上。因此，IDU核心骨干参与不到项目的管理和项目的策划与决策之中，许多骨干对于自己参与降低毒品伤害控制工作的前途感觉十分渺茫，只是把机构或者项目当作一时的栖息地。而机构或者项目也很少给IDU核心骨干成长的空间，有的机构和项目甚至封杀IDU核心骨干外出学习的机会，加之部分IDU核心骨干本身也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这些客观的主观的因素都制约了IDU核心骨干的成长，相对于国外中国的IDU核心骨干整体的成长是缓慢的令人担忧的，实现《GIPA原则》对于中国的整体IDU核心骨干而言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将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问题之五、IDU社群的草根组织，缺乏支持性环境。最近几年以来，随着中国其它社群的草根组织不断的破土而出，一些来自IDU社群的活跃骨干也在积极的推动IDU社群的草根组织。但是，由于社会打压、社会歧视、社会污名化等因素存在，IDU草根组织的支持性环境极差，加之IDU社群本身的诸多问题，导致更多的IDU无法参与到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社会工作中，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注定那些坚持不住的草根组织将会过早的夭折在萌芽之中，注定IDU社群的草根组织所走的路肯定更曲折，更艰巨，更漫长。

　　结束语：如何挑战中国在降低毒品伤害工作中，凸现出来的诸多问题，不仅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和参与到这一工作中的机构、NGO、IDU核心骨干去重新反思，更需要国际社会和进入中国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基金会也去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