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政府支持对所有注射吸毒者提供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和降低毒品危害的服务，这个措施是巴西回应HIV/AIDS传播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提高了HIV感染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注射毒品者中艾滋病的病发率，同时也起到了控制HIV传播的作用。尽管针对注射吸毒感染者中的预防和治疗HIV的公共健康服务和药物治疗还没有完全大规模应用，但是巴西政府所采取的降低毒品毒害作用和健康疗护相结合的措施成为该国有效控制HIV传播的主要因素。巴西这种以不很昂贵的治疗手段开展的大规模治疗和预防的成功案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自1982年巴西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感染HIV/AIDS的患者中，注射毒品者占很大比例。注射毒品者和男同性恋者一直占巴西感染HIV人中的大多数。巴西一度被认为是可卡因交易的中转国，但是自1980年以来巴西成为消费产自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的重要市场。现在巴西主要城市和沿海地区，25%的HIV的病例被认为是通过注射吸毒感染者的。

　　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巴西也很受美国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与毒品相关的政策。自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毒品是“美国公众的头号敌人”，80年代里根和布什开展的“反对毒品的战争”后，巴西也成为了与毒品做斗争的中心。联邦警察，部队，州警，宗教机构和大部分政治人物都赞成“反对毒品的战争”。另一方面，公众健康专家，活动者，激进派政治人物，律师和法官则支持与此不同的政策。在两方的争执之中，巴西的毒品政策只好将降低毒品毒害作用作为国家正式的公共健康政策，同时也将很多拥有毒品的吸毒者投入监狱，这种尴尬的双面政策姑且平衡了双方的争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国会最近一项法案正力图推翻原有的仅因拥有毒品就被判刑的政策。

　　免费的全民健康治疗政策

　　巴西1988年章程确立了免费的全民健康医疗和必要的药疗政策，在结束军事独裁后20年的民主政治中一直次采用这一政策。巴西国会于1990年采用了有机健康法，这有助于将章程原则投入实践中去。

　　1991年，通过实践章程和有机健康发，Santos市健康部第一个向爱滋病患者提供Zidovudine。1996年，Santo市通过同样的方式向艾滋病患者提供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随后一专门保障全巴西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得到治疗的联邦法律加强了对该章程和有机健康法的实施。由于联邦政府要求制药厂降低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价格，并支持产生非注册药物，这样做大大节省了成本，使需要的人都有能力支付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这一过程通过了一些激烈的斗争，其中最为有效的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所起的作用，世贸组织起的作用使巴西在生产治疗艾滋病非专利药物方面前进了一步，确定了把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作为艾滋病患者的一项人权。巴西的新政策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健康专家，政府，活动者和爱滋病患者的一致支持。

　　截至2003年底，128000名巴西人接受了政府付费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2003年，支付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费用占全年公共健康预算的2.3%。1997年，治疗一名患者的费用为每年4860美元；2004年治疗一名患者的费用为每年1000美元，7年来降低了5倍。

　　起初，为了防止治疗HIV药物的抗体“超级病毒”的产生，巴西面向全民的免费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批评者认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里，人们没有能够接受如此复杂的治疗。今天，我们仍让能听到使用同样的理由来试图证明将吸毒者排除在治疗之外是正确的：由于吸毒者不愿，或不能坚持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有可能产生治疗HIV的药物的抗体。

　　圣保罗大学坚持治疗研究

　　1999年，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研究者进行了名为“巴西圣保罗州公共监看系统中高校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演变的坚持实施”的一项研究，以此在医学基础上反驳吸毒者不能坚持接受治疗的说法。研究进行之时圣保罗艾滋病病例占全国的50%。这项研究在20各城市34个治疗性病和艾滋病的公共健康机构进行。

　　研究者对1038名HIV感染者进行采访，其中男性673名（64.8%），女性365名（35.2%）。多数被采访者（562人，54%）接受过少于四年的正规教育。183人（17.8%）接受过少于八年的正规教育，291人（28%）接受过多余八年的正规教育。被采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岁。17%的参与者没有收入来源，39%的参与者的收入为巴西最低收入标准的3倍（采访之时该标准为70美元），22%的参与者的收入为最低收入的3—6倍，21.8%的参与者的收入多余或等于最低收入标准的6倍。多数研究对象没有工作（57.4%），其中42.6%的研究对象与雇佣市场有一定的关系。

　　在这多方面的研究中，有四项因素与患者不能坚持治疗有关：

　　1、少于或等于四年的正规教育

　　2、没有收入来源

　　3、酗酒

　　4、患者对待治疗效果认识

　　吸毒与否在多方面的研究中并不构成患者是否能够坚持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因素。

　　在这项研究中，80%或以上的患者能够与步骤保持一致。最终结果证明69%的患者能够坚持接受治疗。这一结果与其它国际性证明的能够坚持接受治疗的患者比例为75%，78%和60%的结果相类似。该研究结果还强调培训专业的健康专家的必要性，专业的健康专家的治疗能力有效保证吸毒者坚持接受高校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巴西降低毒品毒害作用项目的发展

　　1989年，Santo市健康部阻止了巴西首次注射器交换项目（NEP）。Santo是位于圣保罗沿海，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海港，也是当时巴西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针对注射器交换项目，州法律部门以巴西毒品法为依据对卫生部门提供诉讼，他们认为卫生部门向吸毒者提供清洁注射器无疑是方便了吸毒的行为，要求制裁注射器交换项目的工作人员和毒品贩子。博士一道被告上了法庭。但是有很多人支持我们，包括Santo市高级官员，圣保罗州高级官员，联邦政府，很多NGO和政治人物，这一时刻成为巴西毒品政策的转折点。人们针对当时毒品政策做了不屑的努力，减轻了巴西上千HIV/AID患者的痛苦，当时也暴露了一个重要的，但是并不广为人知的健康问题，那就是注射吸毒问题。这一时间在巴西第一次是人们认可了吸毒者的人权和公民权。

　　1993年，Sant市一个有健康专业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IEPAS发始了巴西第一个通过全国性病艾滋病控制项目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方案。该方案是世界银行第一个为注射吸毒者之间防止HIV感染投资的项目。这一具有先锋意义的方案促使联合国禁毒署（UNDCP）第一次在巴西采用降低毒品毒害作用项目控制HIV/AIDS的传播。这一项目使世界银行，巴西联邦政府，联合国禁毒署，州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遏止HIV/AIDS的传播。

　　1994年到1996年间，巴西政府支持一个与IEPAS合作的名为“巴西方案”的研究项目。“巴西方案”是一个涉及8个城市4个不同地区的到多个城市的综合研究。

　　1995年，位于Salvador市的Bahia大学发起了巴西第一次完全合法的注射器交换项目。随后，全国很多地方开始实施降低毒品毒害作用的项目，这一项目起初是秘密进行的。终于在1998年，在圣保罗举行第九界关于毒品危害的国际会议的开幕式上，圣保罗州长Mario Covas宣布了巴西第一个降低毒品毒害法。该法律授权圣保罗州卫生部购买和发放消毒针头和注射器，以遏止HIV的传播。该法律是巴西对据高不下的HIV感染率做出的有利回应，注射器交换项目在巴西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利的政治支持。

　　目前，巴西共有279个降低毒品毒害作用的项目，其中大多项目提供注射器交换。卫生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这些项目。据估计，该国40%的注射吸毒者接受了降低毒品毒害作用的项目。显然该项目应当扩大以使所有吸毒者能够接受该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没有被扩大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当地的努力而不是缺少国家政策或资金支持。

　　现在，政府呼吁实施小型内部的注射器交换项目，以此提高控制注射吸毒者间感染HIV的能力及提高控制注射吸毒的可能性。巴西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是颁布了关于降低毒品毒害作用的联邦法令。除了使国家范围内降低毒品毒害作用合法化以外，该法令还正式保证了对有治疗要求的吸毒者进行代替疗法，并倡导设立安全注射室。其中最显著的变换是将国家毒品机构从禁毒秘书处更名为国家公共毒品政策秘书处。

　　结论

　　巴西正逐步形成一个控制HIV/AIDS传播的独特体系，该体系基于全方位的视角以及强调控制HIV/AIDS的工作与公共健康相结合。关怀，预防和人权正是该体系的立脚点。

　　毒品政策改革逐一突破了法律和政治因素的阻挠。取得更好的政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斗争：承认吸毒者的存在，承认吸毒者有权接受治疗，预防，吸毒者和其他巴西公民一起接受公共健康项目。

　　然而，对于已取得的成果一定要尽力保护，而且还要采取以下措施继续深化控制HIV/AIDS和控制吸毒的工作：

　　1、延伸所有现有项目的覆盖面。

　　2、提高生命质量的方案必须伴随所有项目的拓展。

　　3、预防过量吸毒和预防肝炎的项目自巴西时间地毒品毒害作用项目中还是新的领域，应该将这两个领域包括在所有现有项目中。

　　4、降低毒品作用项目核对所有吸毒者采取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必须包括在巴西全民公共健康体系中去。

　　5、对宣传安全性交的努力和宣传降低毒品毒害作用一样重要：安全套的使用和消毒注射器的使用同样至关重要！

　　6、在过两年中建立的两个吸毒者协会和现阶段建立国家吸毒者组织的努力都是重要的，必须给予支持保证其发展。感染HIV的吸毒者现身说法的倡议是巴西毒品和HIV/AIDS政策和活动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

　　经过16年的努力，巴西毒品政则依然需要向现实人道的毒品及健康疗护政策方向发展。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坚信，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