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防艾戒毒新运动

　　虽然面临重重压力，美沙酮替代治疗、针具交换、推广使用安全套等理念和模式仍在云南被越来越多地引用。

　　“我1987年开始吸毒，到1999年3月3日被抓劳教戒掉毒品，其间戒过七八次，最长一次在戒毒所里保持了70天。”38岁的老朱剪着平头，一双大眼睛总是笑盈盈的，显现出与他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天真。

　　在11年吸毒史中，老朱曾多次与朋友共同“分享”海洛因，“五六个人，大家用一只针管，一个人用完了交给第二个人，既不消毒针头，也不用酒精擦皮肤。着急的时候哪顾得上这些。”幸运的是，老朱没有感染艾滋病。在云南，吸毒与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子，有超过70％的艾滋病病毒是由“朋友们”在一起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而传播的，现在仍然有许多吸毒者在重复着类似老朱的“高危”行为。

　　据云南省艾办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底，云南全省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达到1.4万余人，艾滋病病人907例，因艾滋病死亡的504例，三项数据居全国各省的一、二、三位。“根据流行病检测数据推算，云南省实际感染者总数已达7.5万人左右。”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云南省艾办)官员说。

　　面对严峻形势，云南省今年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3月1日起，实施《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并同时启动6项工程以遏制艾滋病流行和蔓延的势头；4月14日，个旧市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正式启动，成为云南省第一个国家海洛因成瘾者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5月1日，省会昆明推广使用安全套……

　　随着美沙酮替代治疗、针具交换、非评判态度、同伴教育、康复社区、推广使用安全套这些新的理念和模式被越来越多地引用，由此引起的观念冲突颇为激烈，云南省一时成为全国防治艾滋病的关注焦点。

　　“很多国外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引用到国内就会遭受重重阻力。”云南省前红十字会会长施路华表示。

　　困境：1％的戒断率

　　生理上戒断毒瘾并不难，但绝大多数戒毒者选择了复吸。传统戒毒寻求突破

　　作为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杨茂彬仍对1994年自己思想上的一次绝望记忆犹新。那时，在云南第一家戒毒机构——昆明市药物依赖康复中心工作了4年的杨茂彬发现自己的工作毫无收获。

　　“我治疗过两千多人，但回报我的是不断的复吸、暴力、性乱和谎言。”杨茂彬说，“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杨说，他治疗过的吸毒人员戒断毒品的比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与“百分之一”相比，医生和绝大多数吸毒者都说，从生理上戒断毒品其实很容易。

　　湖南长沙民政学院戒毒康复专业的毕业生纪新春介绍，身体对毒品的生理依赖表现为毒瘾发作时打哈欠，流眼泪，起疙瘩，严重的会抽筋。一般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从生理上脱毒。她将于今年7月毕业，现在已经成为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5月13日，“阳光家园”的志愿者对26名吸毒人员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25人称进过强制戒毒所。一名被调查对象回忆，他在戒毒所里呆了10天就不再打哈欠了，于是被放了出来，但一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朋友借了一针。

　　记者采访的绝大多数吸毒者和戒断者也都说“只要熬过那几天，身体就感觉不到明显的不舒服”，但他们又都对戒毒的次数“记不清了”。

　　复吸的理由千千万万。

　　23岁的杨飞因为失恋而复吸，35岁的李达仁因为生活压力而复吸，37岁的莫野因为无聊而复吸。似乎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复吸的理由。“阳光家园”负责对戒断者提供心理支持的项目官员李云说，家里人的一个白眼就可以成为复吸的原因。

　　业内把脱毒保持5年以上的称做“戒断”，5年以下的叫做“操守”。一名保持了6个月操守的人找到李云诉苦。6个月，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几乎每天都在和自己交锋，但是家里人并不相信他，如果他在厕所里呆久了，父亲就会边拍门边骂：“是不是老毛病又发了？”父母不给他一分钱。有一天他的一个好朋友结婚，他向母亲要一百元想封个红包，母亲给了他一顿臭骂。“戒和不戒都一样，还是看不起我。”这个人对李云说，最后他破了操守。

　　还有更多的复吸根本不需要理由，一名戒断者总结，高兴的时候吸一次可以算是奖励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吸算是安慰自己，结果总能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纪新春说，专业领域内对“复吸”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有些医生认为毒瘾是种身体疾病，要靠治疗解决，例如替换身体血液，给大脑做手术等，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戒毒不仅仅要从生理上脱毒，还应该帮助吸毒人员从心理上彻底脱毒。

　　“戴托普”和“阳光家园”，就是治疗戒毒者“心病”的机构。在昆明，这样的组织有十几家。

　　他们的“心病”

　　戒毒人员生理上戒断后却无法回归社会，他们的心态仍需“治疗”

　　每个戒毒者几乎都有自己的心病。

　　5月14日，“阳光家园”。

　　青年同伴教育主持人王燕让所有人手拉手，低头，跟她一起“宁静祈祷”：请赐予我宁静的心，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实；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请赐予我智慧，去了解差异。

　　这是一次NI小组聚会，NI小组的全称是“匿名戒毒者协会”。原则上，只要是药物滥用者，并且有戒掉的愿望，就可以参加。在这个小组中他们分享戒毒的经历和经验。

　　主持聚会的王燕、另两名主持人以及参加的9个人都已经离开了毒品，但显然，他们心里都还有疙瘩解不开。

　　这次小组聚会的主题是“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老马第一个发言，他遇到的问题是“自立比戒烟还困难”：“我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要靠家里养活，——我能做什么？”

　　与他不同，一对夫妻却不敢去找工作。两个月前，社区帮妻子在一家美发店找了份洗头的工作，她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去，“我渴望有个工作，但真的找到了，又不敢去。害怕回到原来的环境，控制不住自己，又复吸”。

　　丈夫则害怕与“正常人”说话。自从他吸毒后，好朋友纷纷离去，父母也对他没了好脸色。“戒毒两年了，我在家里从来没笑过。”丈夫说，和陌生人打交道他会紧张，心跳加速，“害怕他们知道我吸过毒。”

　　老朱的心病是怕新女友知道自己的过去。作为一名戒断者，他现在也是阳光家园的一名主持人。

　　老朱以前是个火车副司机，因为好奇跟朋友染上吸毒。后来妻子跟他离了婚，工作也丢了，老朱就靠偷单车换钱来维持吸毒。

　　1999年3月，昆明世博会开幕前几个月，老朱和朋友一起吸毒时被捕，劳教1年零7个月后他戒了毒。不久，社区帮他找到了工作，在铁路系统的一个家属院看单车，每月400元。“工资多少无所谓，最怕闲着。以前做坏事太多，现在有赎罪的心态，能帮别人我就很开心。”

　　院里的人大都知道老朱吸过毒，开始只有90辆单车放在他那里保管，但现在上升到了300辆。

　　“别人付五分努力，我付十分。主动与人打招呼，给男的发烟，跟女的聊天，院子里谁家接电线、搬家我都主动帮忙，关系慢慢就融洽了。附近中学的学生也把单车放到我这儿。”

　　今年年初，经朋友介绍，老朱认识了比他小12岁的女友小杨。两个人感情很好。

　　小杨没有固定工作，有时候当门迎，有时候在游戏厅当服务员。两个人一周能见两三次面。“我还没告诉她我吸过毒，”老朱对此顾虑重重，“我可是真感情，怕她知道我吸过毒离开我。”

　　“阳光家园”的心理治疗

　　戒断者希望在这里恢复自信，学会处理与家庭、环境的关系，重返主流社会

　　“阳光家园”成立于2002年12月，位于昆明市东郊的一条小巷里，就在昆明市皮肤病防治院内。的士司机问了好几个人，才七拐八绕地把记者送到。“原来还有这么个地方”，司机看着墙上硕大的“阳光家园”四个字说。

　　“阳光家园”租用了皮肤病防治院的两层楼，一层办公，一层做教室。房间里只简单地放着桌子和椅子，最昂贵的是电脑教室，摆了20多台电脑，电脑上用红笔写着“××公司赠送”。

　　“阳光家园”的主要工作是对戒断者和艾滋病感染者进行心理咨询和技能培训。技能培训包括电工、美发、电脑和手工编织四个培训班。

　　技能培训是希望为这两类人提供一技之长，以便找到工作，但效果非常有限。“阳光家园”成立至今，共培训过300多人，只有一人靠学习的电脑知识找到了工作。

　　“更重要的是提供心理支持。”李云介绍，“帮助他们学会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现在，“阳光家园”已在重点人群中开展同伴教育等活动120多次，通过NI小组、家庭联谊会等形式为目标人群解决心理问题，帮助他们重返主流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帮他们恢复自信，正确处理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5月11日，国际红十字会总会代表参观“阳光家园”，四个培训班的20多名学员在教室里上课。手工编织班的学员向参观者赠送了他们自己编的“红丝带”胸针。

　　负责“阳光家园”财务的喻向东告诉记者，正是靠卖这些小小的编织品，“阳光家园”才有了创办以来的第一笔收入——50元，而去年的支出是20多万。

　　“阳光家园”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与云南省、昆明市红十字会合作的项目，费用绝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捐款，每年约20万元，此外还有国际儿童基金会的一笔捐款和不定期的个人捐款。

　　“钱不够用啊。”喻向东说，“去年四个班同时开，每天有40多个学员来上课，今年发现预算不够，只能同时开两个班。”

　　这里的学员无需交纳任何费用，每次上课还能得到9元钱的补贴，5元用做午餐，4元为交通费。5月11日午饭时间，走廊上，六只铁皮桶摆在一张课桌上，十几个人围在一起打饭。午餐三荤两素，饭菜可以重复打，一个学员拿起饭盒，嘟囔了一句，“怎么没有汤。”

　　在“阳光家园”看不到歧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学员喊工作人员为“老师”，要成为这里的志愿者只要遵守六条规定，比如必须每月到社区开展一次义务劳动，参加NI小组活动，接受临时安排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上课不能迟到。从周一到周五开五天课，早九点到十一点半两节课，下午一点到四点半还有两节，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

　　“我们的学员很少迟到，”喻向东说，“能让一群曾经凌晨四五点才睡觉，中午十二点才起床的人每天按时上课，这本身就能说明‘阳光家园’的吸引力。”

　　“不歧视”与同伴教育

　　艾滋病毒感染者也能与大家和谐共处，一个感染者好的精神状态会带领其他感染者走出阴影

　　“阳光家园”的吸引力来自所秉持的“非评判”态度。

　　李云说他头一次来就喜欢上了这里，尽管当时他是被逼着来阳光家园做志愿者的。他开始以为这里也是一个戒毒所，但来了后发现每个人对他都很客气，也没有人教育他。“这里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李云满心欢喜地帮忙布置教室，打扫卫生，所有事情都是他自愿做的。

　　李云成了“阳光家园”第一批14名志愿者中的一个，并被阳光家园聘为工作人员。

　　“这里每个人都是朋友，大家一起谈心，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难受了大家一起鼓励我。”郭华一年前成为阳光家园志愿者，他现在开面包车跑运输，每次去阳光家园，有人想坐他的车，他就会耐心在楼下等着。

　　在5月14日的NI小组会上，老陈最后一个发言，“来‘阳光家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变了，刚来的时候我很不会说话，操守也是最差的，现在我的操守很好，想都不想了。”老陈的发言持续了15分钟，没有人打断他，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赵华(化名)与李云的办公桌面对面，跟大伙在一起，他没有感到自己是个“特殊”的人。中午赵华也是和大家一起打饭。“很多人都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但大家同样交往，我不必戴手套，不必消毒，当然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比如换灯泡，换玻璃。”赵华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求工作人员对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者持非评判态度，不歧视他们，也不问他们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非评判态度是展开同伴教育的前提。”云南省红十字会艾滋病预防与关怀项目的项目协调员李玲，从1996年起开始同伴教育，她是最早接触国外这一理念和方法的人员之一。

　　同伴教育是“舶来品”，要求由年龄相仿，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对目标人群进行基础培训。李玲回忆，1994年刚开始，由于找不到真正的“同伴”，只能由大学生和医生代替，后来才逐渐发展到主要由戒断者和艾滋病感染者担当同伴教育主持人。“同伴教育效果明显，因为人们往往愿意倾听和采纳同伴的建议，圈外的人很难用非评判的态度和他们去讨论这些问题。”

　　赵华就切身感受过“同伴”的影响。2002年，赵华身体出现持续低烧，腹泻，头痛等症状，最终被确诊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结婚才几个月的妻子也发现被感染了。父母来劝我，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一天晚上，守候在病床边的妻子睡着了，赵华用刀片割手腕，被妻子发现，两人抱头痛哭。“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想着自己活不了了，做梦也是艾滋病。”

　　有一天情况发生了改变。“两个精神很好的人走进病房，他们对我说‘我们来看看你。’接着他们就说‘我们和你一样，也是艾滋病感染者。’这话让我极端震惊，比家里人几天几夜的劝解都有用——感染了艾滋病不是也能活得好好的？”

　　赵华很快走出心理上的阴霾，他多次与云南疾病控制中心联系，积极寻求治疗办法。2003年10月，赵华成了“阳光家园”的艾滋病预防同伴教育主持人，开始帮助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

　　“戴托普”：有责任的爱

　　没有暴力、没有谎言、没有性乱，戒毒者以兄弟姐妹相称，友好相处，“戴托普”模式的戒断率高达70％

　　“戴托普”是另外一种尝试。1994年云南省派了5名戒毒工作者去美国“戴托普”学习，杨茂彬“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那时我对戒毒已经绝望了，认为这是人力不可为的事情。”但美国之行让杨茂彬大为震撼，“戴托普几乎解决了我们以前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那里没有暴力、没有谎言、没有性乱，大家平等友好坦诚相处，以兄弟姐妹相称，戒断率高达70％。”

　　“戴托普”的英文名称是“DAY　TOP”，可直译为“每天最佳”，“戴托普”治疗又称“治疗集体”，它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强调所有成员同吃住同劳动，互相约束，互相帮助，从而使其成员抛弃药物或毒品。“戴托普”认为，吸毒成瘾的心理依赖才是导致复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整个戒毒过程中，除了脱毒治疗外，还必须对吸毒者的异常心理进行干预，使他们彻底摆脱毒品。

　　“核心就是改变吸毒者的价值观，改造他们生存的亚文化。”杨茂彬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戒毒原来不仅仅是“医生给病人看病”那么简单。

　　在戴托普住了八个月后，杨茂彬开始思考，这套模式搬到中国能不能被接受。

　　1998年，杨茂彬回国开办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

　　在昆明市西坝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大门外两块褪色了的绿色门牌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戴托普”。

　　治疗社区住院部是“戴托普”的核心，分为五个步骤：咨询、脱毒治疗、社区康复治疗、重返社会和善后照顾。

　　杨茂彬要求所有进入康复中心的人以家庭成员相称，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待，“大家互相关爱，但这是有责任的爱。我们还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触犯的人要受到严厉处罚。”

　　杨茂彬定下的四大禁忌是毒品、暴力、性关系和偷窃，若有违反，一律开除。此外还采用了一套金字塔等级制，组员在最下层，依次向上分7个等级，塔尖的位置是主任——杨茂彬本人。各成员自入住起，即沿等级逐步上升，直至“毕业”，一旦犯错，就会被降级。

　　最低的是清洁组，进入“戴托普”的成员首先要打扫三四十天卫生，被称作“马拉松清洁”；之后可以升到厨房组，全部成员的饭菜都由他们烹制，再向上是事务组、纪律组和项目组。

　　“组员在过去使用毒品期间已经养成懒惰的习性，小事不想做，大事做不了，在这里他们要从小事做起，从最卑微的事情做起。”杨茂彬解释他的制度设计目的。

　　马拉松清洁的效果不可低估。一名组员说，清洁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地早就拖净了，桌子抹了几十遍。大家边擦桌子，边回想以前。虽然以前也想过不该吸毒，但都没有拖地抹桌子时想得深入，大家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受，清洁一结束，所有人躺在地上一起大哭”。

　　美沙酮·针具交换·安全套

　　在国外已推行了十几年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在中国还要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与云南的许多戒毒机构一样，“戴托普”也身兼两职：戒毒和预防艾滋病。今年4月14日，个旧市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正式启动，这是云南省第一个国家海洛因成瘾者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其实早在1998年，“戴托普”就开始在门诊上为吸毒者提供美沙酮替代疗法。

　　“美沙酮的最大优点是口服，不用注射，这就可以避免艾滋病的传播，而且美沙酮比海洛因价格低很多，可以降低毒品引发的犯罪。”云南省防艾办非常支持美沙酮替代疗法。“但美沙酮对有些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吸毒者不要共用针具，单次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就成了一个次优选择。”

　　5月20日，“戴托普”“药物滥用人群减少伤害综合干预项目组”在组长冯煜带领下，向吸毒目标人群讲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30多人坐成半圆，组员陈海龙在讲解过程中示范了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方法。最后，向听讲座的吸毒人员免费发放安全套和注射器。

　　免费的注射器每人只能领一只，但可以拿使用过的注射器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换新的。老贾拉开一只白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针管，他拿出所有针管一只只点数，最后确认他可以以两角的价格买93只新的注射器。

　　项目组李佳和杨笑怡负责针具交换，她们边拿注射器边对老贾说，“都是上海出的1毫升。”“上海产1毫升”是吸毒者最钟爱的品牌，在小诊所和药店里，每只售价1.5－2元。

　　“回收的注射器隔一段时间一起烧毁。”冯煜介绍。

　　虽然针具交换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但还只能在小范围内推行，原因之一是引起了警方的反对。云南省艾办曾和警方交涉过多次，希望不要去抓进行针具交换的吸毒者，但是警方表示很难操作。

　　不止警方，针具交换在吸毒者和公众之间也引起了极大反响。不少吸毒者对这项措施顾虑重重，担心这是防艾办和警方共同设下的抓捕圈套，不敢去领取针具；而公众则有声音指责这是在帮助吸毒。

　　“其实很多办法在国外已经推行了十几年，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我们就很难做。”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官员李朝梁介绍，1985年至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地减少了2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由于这一巨大的成功，WHO极力向全球推广在娱乐场所使用安全套。中国于2000年首先选择了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试点，但是这种预防方法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反对者认为，推广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是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误导。最后因有违我国传统文化、伦理、法律和现行政策，这一项目偃旗息鼓，直至今年五一后，昆明市才重新启动。

　　云南省前红十字会会长施路华告诉记者：“传统观念里，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者是自作自受，往往被标以犯罪、性乱、危险等标签，公众习惯以歧视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认为他们也有权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而且事实也证明，关爱这类特殊人群，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才能把危害减到最小。”

　　“我们现在不争论，只埋头做事，等有效果再去说服别人。”李朝梁说。

　　云南省新推行的防治艾滋病工程

　　1、净化社会环境防治艾滋病工程，加大力度禁毒禁娼，打击非法采供血液等违法犯罪活动，阻断非法采血传播艾滋病等目标。

　　2、全民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程，增强人民群众防治艾滋病的意识和能力。

　　3、推广使用安全套防治艾滋病工程，在全省所有的重点场所(宾馆、娱乐场所等)摆放安全套和发售设备，对感染者家庭免费提供安全套等。

　　4、清洁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治疗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在社区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和清洁针具交换工作，为注射毒品者提供一种医学上安全有效的药物，以替代长期非法服用毒品，或降低注射吸毒人群针具的共用比例，减少艾滋病病毒在云南吸毒人群中的传播。

　　5、艾滋病关爱中心建设工程，建设省艾滋病防治关爱中心。中心为全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关怀、治疗、咨询。

　　6、艾滋病预防监测和科技攻关工程，建立健全艾滋病监测网络，为降低艾滋病感染率、发病率和死亡率提供科技支撑。

　　【心理治疗】

　　昆明市郊的阳光家园。很多戒毒者在这里进行心理治疗，重拾自信。它秉承“不歧视”“非评判”等态度。

　　【正确用“套”】

　　两名戒毒者在按“戴托普”工作人员示范学习正确使用安全套。

　　【针具交换】

　　“戴托普”工作人员为一名吸毒人员(图中穿夹克者)进行针具交换。针具交换在吸毒者和公众之间引起了极大反响。不少吸毒人员对这项措施顾虑重重，不敢去领取针具；而公众则有声音指责这是在帮助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