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的出现在阿片类滥用治疗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首次采用集体生活的方式，改变滥用者的行为，使之重返社会，能够自立并创造价值。此外，TC所推崇的诚实、信任及责任感，都是为社会主流认可、赞许的观念。因而它很快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70年代时TC已与美沙酮维持治疗一起成为美国海洛因滥用治疗康复的两大主要方法。据对接受治疗的案例进行统计发现，约五分之一的案例曾住过TC。此后各种TC或类似机构仍不断产生，而且有些机构如日顶村出现了国际化倾向，这充分说明了TC的影响和作用。

　　一般认为，TC可降低其入住者非法用药比例、违法犯罪率、提高社会适应力及就业能力。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TC所能接纳的滥用者，只占滥用人群的一小部分，而且入选条件非常苛刻。其次，TC的出现及发展并未使药物滥用的总形势发生改变。再次，在入住TC接受治疗康复的滥用者中有许多人中途脱落。第四，TC的设置费用较为昂贵。基于此，我们对TC的评价应持科学、审慎的态度。

　　为弄清犯罪活动与TC治疗结果的关系，DeLeon等(1972)将254例脱失者与例居住22个月的成员进行对比，研究者将他们入住前一年内及离开TC后一年内的违法犯罪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居住过凤凰村的人，无论长短(3个月以上)其违法犯罪率均有所降低。

　　到80年代初，DeLeon等(1982)又对230例凤凰村的毕业人员及中途脱失者进行研究，对其犯罪率、滥用药物及就业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治疗前两组的犯罪率及滥用药物情况相近，而脱失者的就业情况比毕业者好，治疗后两组的总体情况均有改善，但毕业者的结局明显优于过早脱落者。

　　TC是一种服务机构，因此，其评价无法避开成本与效益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人们总会问，TC治疗滥用者是否经济合算对于资源有限的社区(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更为重要。

　　从70年代初以来，不少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比如有人经过详细计算提出，TC治疗每一例滥用者需花费14700美元，而对社会产生的经济效益为213000美元，其效益/成本之比为14.5∶1。据此作者认为，TC治疗的经济效益比监狱要好。后来有人只考察治疗后的效益，得出效益成本之比为1.9∶1，两者相差甚远。

　　Griffin(1983)曾考察一TC5年内所需费用，并将之与因降低犯罪率、增加社会生产力而带来的效益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是治疗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其效果均很可观，前者效益成本之比为9∶1，后者3.4∶1。

　　Hawood等(1988)考察因治疗减少犯罪行为的问题。指出，抛开其余不论，仅居住期间减少社会犯罪这一项就说明TC的治疗很有价值，更何况治疗后其他情况有进一步改善。他们提出，如仅考虑因减少犯罪而减少的损失，TC治疗的效益/成本比为3.8∶1，若将就业情况考虑在内，则上述比例为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