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达4年的试点，“向日葵治疗社区”于2007年6月24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正式挂牌。此时，在寻访已经从这里走出的292名戒毒者时，我们发现有230人即79%的人重蹈覆辙，继续在毒品的麻醉下消磨生命。

　　

　　79%的复吸率高吗？在国际社会超过90%的复吸率面前，这个数字可谓闪耀着“黎明前的曙光”。

　　

　　在贩毒者和禁毒者之间的战争逐步升级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挽救吸毒者方面的政策和做法却显示着一条相反的轨迹：戒毒正由强制转向自愿！

　　

　　经过近4年的试点，2007年6月24日，“向日葵治疗社区”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正式挂牌。截至目前，已经有292名戒毒人员通过在社区的康复治疗回归了社会，连同现在仍在社区内接受治疗的28名戒毒人员，社区共收治320名戒毒人员。

　　

　　向日葵社区进中国

　　在京东顺义一片茂密的丛林深处，一座宁静、宽敞的建筑里，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团队，十几名从事特殊工作的公安民警，运作着一种叫做TC的戒毒治疗模式；团队被一群“瘾君子”当作自己的家，十几名民警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娘家人一样看待。这个所谓的家就是成立于2003年10月的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向日葵治疗社区。近4年来，从这里走出去了292名家庭成员。其中，有67名家庭成员，至今还在通过各种方式与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所谓的“娘家人”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的民警。几年来，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用自己的知识和心力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那些误入歧途的“瘾君子”，使他们走出误区，重新回归社会。

　　

　　向日葵社区运作的TC戒毒治疗模式，援引自美国。

　　

　　2002年年底，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戒毒中心接到美国戴托普海外培训部一个叫洛克的美国人在云南开设TC治疗社区理论培训班的邀请函。于是，医院派出了4人小组前往云南昆明参加培训班学习，为期一周的培训，白天讲课，晚上到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体验小组活动。洛克精彩的演讲、新颖的理论，震撼了小组的每一位成员。

　　

　　TC模式下的治疗社区最显着的特点就是戒毒者自己管理自己，实行同伴教育，医护人员、民警与戒毒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治疗社区广泛应用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倡有责任的关心和爱，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努力创建一种独特的社区文化氛围，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共同学习抵制毒品诱惑、不再复吸的方法，培养彻底战胜毒品的信念，共同走向新生。

　　

　　在培训班上，作为小组成员的警察医生王志强问洛克，这个TC模式真的能解决复吸问题吗？洛克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指着身边会务组的一些精神抖擞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这些人全部都是戴托普戒毒康复村的戒毒人员。王志强愣了，洛克说，我不敢保证他们将来不复吸，但是这些人就算复吸了，如果他始终保持这种昂扬的精神面貌，始终在考虑重新开始，那跌倒了也会很快站起来。

　　

　　洛克接着说，你要想搞治疗社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住到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里，别当你是警察，也别当你是医生，就当自己是个吸毒者住进去。

　　

　　为了能够真正将TC模式学到手，尽快把自己的治疗社区搞起来，当晚，4人小组经研究决定，由王志强和刘海龙先住进去体验2周。后来，安康医院戒毒中心副主任崔新华也加入了进来。2周之后返回北京，院领导根据他们体验的心得和收获，经研究决定在全院范围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筛选出了王志强、王楠、肖建峰、张赵威4名民警作为第二梯队，再次返回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进行深度体验学习1个月。当他们再次学成回京后，2003年10月16日，他们建起了自己的TC治疗社区，取名为向日葵治疗社区。

　　

　　“人是可以改变的”

　　

　　TC模式的治疗社区是一种居住戒毒治疗模式，有各种规章、奖惩制度和行为规范，实行等级管理。在社区中，每一名居住者都有自己的职能工作。治疗社区的等级制度要求，每一名居住者必须从低级居住者即清洁组开始做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获得职位的晋升，成为高级居住者。在社区工作出色者会得到奖励，如果违反了规则，就必须承担责任，接受降级等方式的处罚。社区按地位高低分为激励组、事务组、厨房组和清洁组。激励组的优秀成员可以升至协调员直至工作人员，来参与社区的全面管理。

　　

　　居住者通过出色地完成工作，拥有良好的情绪，正常的情感及真诚地帮助别人等来获得更高“地位”的工作。职务的高低不仅能够表明居住者所取得的进步，完成工作的能力和对社区的贡献，同时还表明他应得到的“特权”，如申请打电话、探访、陪同外出、单独外出或直接参与治疗社区的管理等工作。

　　

　　除此之外，社区通过各种小组活动有针对性地对居住者进行行为矫正。比如通过对质小组，让居住者学会坦诚待人，坦诚待己，诚实地对待每件事，敢于承担责任，开放自己，并彻底反省自己，下决心改正缺点；通过碰撞小组使居住者慢慢学会正确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延缓即刻满足的心理，同时训练居住者能够直面挫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TC模式治疗社区实质上是应用这些方法来促使居住者学会如何对毒品说“不”，端正自己的生活态度，正确地待人接物，学会诚实并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处理自己的情感，改变旧有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其将来能够正确面对自己和复杂的社会环境。

　　

　　“人是可以改变的”是治疗社区的文化内涵之一，也是社区最想对还在犹豫彷徨的戒毒人员说的一句话。

　　

　　

　　云南戴托普戒毒康复村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性的机构，王志强和同事以吸毒者的身份住进去的时候，康复村刚刚建立不久，又在边远地区，硬件设施极差。康复村里有60～80名居住者，其中不到60人的男性家庭成员住在一楼的宿舍里，一间房住8个人。这近60个男性家庭成员，共用一间10多平米的厕所兼洗浴间，洗浴间总共只有3个便池，1个水龙头和1根每天限时供给的太阳能热管。这就是他们将近60个人每天洗漱、方便和洗澡的地方。

　　

　　王志强和他的战友作为警察，只有关押别人的经历，如今却将自己“关”了起来。除了失去自由，身边随时存在的各种危险与不适应，也在不断考验着他们。

　　

　　由于硬件条件差，康复村没有入院体检，很多吸毒者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王志强刚住进去的时候住在下铺，很快他就发现，上铺住的是一个性病患者，每周要请假到外面去打针。遇到这种情况的不止王志强一个，肖建峰刚住进康复村的时候住上铺，下铺就住着一个疥疮病人。

　　

　　在饮食上，肖建峰回忆说：“连早晨喝粥都放辣椒水，开始的时候简直无法下咽，可是饿啊，饿了吃什么都香了。饭吃不好，再加上天气暴晒，一个月下来，我变得黑瘦黑瘦的。”当时在云南，年仅22岁的王楠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女性，又有哮喘病，对云南的高原气候很不适应，头一个星期，每天早晨起来流鼻血、头疼、浑身无力。一些家庭成员见状，就用梳子给她刮痧，后来逐渐地好转了。

　　

　　进了康复村，没有了通讯自由，手机进来时都被收了。打电话需要写申请，再经过一层层领导审批。王楠嫌麻烦，一个月里只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肖建峰一个月内没有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当体验生活结束时，他立即买了一大把硬币，飞也似地跑出去打公共电话。家里人问：“你消失了，怎么一个月都不给家里打电话啊？”他只是笑笑。因为怕家人担心，他只是说去云南学习，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和吸毒人员一起关一个月。

　　

　　向日葵社区在北京初建时，无凼敲窬?故墙涠救嗽保?哉馓啄Ｊ蕉际堑谝淮谓哟ィ??词痉叮??辞Ｍ罚恐挥型踔厩克?钦饧该???嘌档拿窬?１鹞扪≡瘢??？人又扛着铺盖卷，带着从戒毒中心挑选的6名戒毒人员一起，再一次走进了治疗社区，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中心向日葵治疗社区的第一批居住者，也再一次把自己关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两周，也不是一个月，而是半年。

　　

　　在这半年里，和在云南一样，4个人仍然和戒毒人员一样没有自由，打不了电话，接待不了探视。王志强的爱人和他是一个单位，办公楼就在对面，他站在窗前就能看得见爱人的办公室。但是由于他责任大，经常“被救”(违反社区规则)，导致探视的特权常常被剥夺，所以无法接待妻子的探视。往往是妻子从楼前经过时，他只能沉默地站在窗前目送妻子远去的背影。

　　

　　肖建峰来社区前在戒毒中心是一个出色的管教班长，来到治疗社区，思维转变成了他面临的首要障碍。在治疗社区里，等级制度下的人格平等，是向日葵社区人文、人性化管理的最主要体现。对于习惯了强戒管理模式的民警来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社区领导层的工作会议和讲座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观点都会遭到其他人的否定，这种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次碰撞会上，一个家庭成员与肖建峰碰撞，指着他的鼻子骂：“不就是一个警察吗？来管我们的，有什么了不起啊。”肖建峰满头大汗，却没有反驳，而那个家庭成员却“哇哇”大哭了。实际上，他是为了宣泄内心的一种压抑，最后那位家庭成员哭着说：“我见过这么多警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们这样的警察，为了我们能从毒品中走出来，你们承受这么大的委屈。你们没必要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没必要跟我们关在一起，没必要跟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

　　

　　一个激励日，激励组成成员分配崔新华擦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大厅，3个小时后，当他好不容易擦完，激励组员还说不干净，一杯茶水泼上去，让他继续擦，他一刻不停地又擦了两个半小时。崔新华明白，这实际上就是治疗社区里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有意要激怒你，让你有了情绪后再与你沟通。现在，他要与戒毒人员一起感受这些情绪，一起成长。

　　

　　在向日葵社区里，民警实实在在地与戒毒人员一起经历着各种压力、挫折与来自社会的不理解，王志强说：“有段时间是真烦躁，你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是较着劲，非常地压抑。”

　　

　　就在他们进入向日葵社区封闭生活后的两个多月的一天晚上，王志强与王楠在会上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吵得面红耳赤。会议结束后，王志强对王楠说：“你先别走，咱们谈谈。”

　　

　　其实王志强明白，当时他们争吵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主要是当时的精神状态，两三个月了，这样日复一日地被封闭着，周而复始的工作，与外界隔离的生活，领导的期待，未知的结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他们精神上的弦已经绷到极点。半夜1点多，王楠仍坐在那里哭。王志强站在铁窗边上看着窗外昏黄的灯光和无边的暗夜说：“王楠，我跟你想法一样，我也干不下去了。你看看外头，那外头有路灯，外面是自由的，我们现在却把自己关起来了。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一生能有多少个机会被关起来呀？而那些家庭成员呢？他们曾经和现在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我们最多被关半年，与其像现在这种状态，还不如好好干，到头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不会后悔。”

　　

　　他们聊到凌晨2点来钟，王楠什么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王楠仍然是生龙活虎地工作。

　　

　　曾经沉沦

　　

　　在向日葵社区里生活的戒毒者，每个人背后都有着大相径庭的悲剧故事，但相同的是，他们都经历了和给家人带来过极大的痛苦。

　　

　　钱敏(化名)有长达8年的吸毒史，那段岁月，是她人生中的一场噩梦。

　　

　　钱敏今年32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有快乐的童年，温暖的家庭。高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谈了恋爱，男友也是一名公务员，两人的感情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一帆风顺，很快就结婚了。

　　

　　半年后，钱敏发现自己的老公竟然是一个“瘾君子”，和其他吸毒者的家人一样，一开始，钱敏拿出足够的关怀与宽容，给丈夫一次又一次戒毒机会，但丈夫在一次次声泪俱下地“痛改前非”后，依然沉沦在毒品的烟雾中。钱敏的希望破灭了，也渐渐麻木了，时间长了，她“竟然对这玩意也产生了好奇”。一次，在丈夫吸毒的时候，她要求尝一下。

　　

　　从那以后，钱敏与丈夫一起堕落了。两人什么也不管，每天一起开车去买毒品，回家就一起吸。一次，在取毒品回家的途中，丈夫毒瘾发作，因想早点到家，他加快了车速，撞倒一名中年妇女，导致对方骨头断了三截，法院判决他们赔偿40万元，钱敏和丈夫卖了房和车。

　　

　　因为这件事，单位和家人都知道了他们吸毒的事，单位把他们开除了，在家人的建议和开导下，两人结束了这段婚姻。

　　

　　离婚后，钱敏在家人的照顾下自己在家戒毒，时间长了，家人认为她正常了，对她的管教也松懈了。而钱敏整天无所事事，在极度空虚的情况下，又和往日吸毒的朋友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复吸，直到有一天，钱敏在吸毒时被警察抓获，送到北京市强制戒毒所。等待着她的是6个月被管制、强制戒毒的生活。一周后，钱敏被送到一个叫向日葵社区的地方继续接受治疗。

　　

　　郭增(化名)的经历颇能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者中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命运轨迹。

　　

　　郭增32岁，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工人家庭，从小备受家人的宠爱，生活无忧无虑。

　　

　　1987年，早早辍学的郭增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步入了下海经商一族，从卖菜到卖水果、开香烟店一路坎坎坷坷，终于在西直门附近有了属于自己的门面，开始卖手机和手机配件，并组建了一个温馨甜蜜的家庭。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接触的人越来越复杂，郭增的生活也出现了转变。

　　

　　1995年年底，郭增生意上的几个合作伙伴开始吸毒，他也因此卷入了毒品的漩涡中。当时的他，对毒品只是一种朦胧的好奇感，想尝试一下新鲜事物，同时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尝试几次不会有什么危害。就这样，他越陷越深，直至毒品成为他生活中的唯一需求，终日与海洛因为伴，身体日渐消瘦，整天萎靡不振。

　　

　　毒品不仅腐蚀了郭增的身体，也打散了他与妻子10年的深厚感情，在无数次无怨无悔地帮助丈夫戒毒失败后，郭增的妻子终于放弃，离他而去。郭增因此变得更加颓废。

　　

　　不久，由于操劳过度，郭增的母亲患上了肺癌，随即过世。

　　

　　郭增下决心摆脱毒品，在10年间的几十次戒毒经历中，他尝试过多种戒毒方式，但都没有成功，始终摆脱不了对毒品心理上的依赖。

　　

　　2003年10月16日，郭增从北京市强制戒毒所转入北京市戒毒中心向日葵治疗社区，成为了社区第一批居住者。

　　

　　走进向日葵

　　

　　难以抵制的痛苦，纠缠着病床上的这个女孩，她叫薛丽(化名)，26岁，却已有着10年的吸毒史。她已记不起这是第几次戒毒，这次她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戒毒中心，并将在此度过6个月的日子。

　　

　　在戒毒所里，薛丽首先要接受生理脱毒的治疗，她喝下的药叫做“镁砂酮”，这种暂时替代“海洛因”的药物对于薛丽来说并不陌生，她知道，服用“镁砂酮”能够使她摆脱“毒瘾”带来的生理依赖，但是她也十分清楚，戒毒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处在戒毒所的无毒环境当中，戒毒者与毒品完全隔离开来，再加上每天的服药治疗，对于毒品的生理依赖一般在两周左右就能消除，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以解决。相反，要想解除心瘾却决非易事，薛丽明白，6个月后自己离开戒毒所，一旦面对毒品，还将低头。

　　

　　这天上午，薛丽离开了强制戒毒所，她隐约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叫做“向日葵”，据说是戒毒中心刚刚创立的一个治疗社区。

　　

　　薛丽回忆说，第一天进向日葵，她听到有人在弹吉他唱歌，有人在打乒乓球，有人在楼道里走动，她无法相信那些愉快的人们居然和她一样，是沉溺于毒品之中的“瘾君子”，向日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薛丽第一次参加了向日葵社区的晨会。在向日葵社区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戒毒者都被称作是“家庭成员”，朗诵家庭信条，是向日葵社区每天生活的开始。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地，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我不敢面对自己，不敢正视现实，我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而无人可以倾诉，我正在堕落……

　　

　　除了这里之外，我还能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个环境，它像一面镜子，让我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既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巨人，也不是心怀恐惧的懦夫，而是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我们能生根，并且成长，再不会像过去一样的孤独，而是一个为自己和别人活着的有意义的人。

　　

　　薛丽说，念到第一句的时候，她就哭了：“我已经到这一步了，不用去背，这是我真实的体会。”

　　

　　晨会之后，薛丽被安排在清洁组参加职能工作，这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在社区生活和接受治疗的前提条件。

　　

　　“当时我也想不清楚，打扫卫生跟戒毒有什么关系？”

　　

　　而这时，戒毒民警王志强正静静地观察着薛丽的一举一动。对他来说，向日葵治疗社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戒毒模式，他无法预知结果，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密切观察家庭成员的反应，及时对社区的规则作出合适的调整。

　　

　　半个多月过去了，薛丽逐渐习惯了清洁组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简单重复的劳动，不再让薛丽感到烦躁和无聊，相反，她学会从劳动的成就感中找到快乐。

　　

　　在王志强的眼中，通过单纯的强制方法来戒毒，效果并不理想。在戒毒战线上积累的丰富经验，让他对吸毒人群有着更加多维、深刻的认识。

　　

　　“生理脱毒，只是戒毒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吸毒人员脱毒后心理和行为的缺陷所进行的康复，而向日葵社区的规则当中就有不少是针对吸毒人员的心理特征设置的。”

　　

　　这天，与薛丽同在清洁组的王楠被提升到厨房组工作，社区制度规定，根据家庭人员的表现，必须对他们做出职务等级的调整。这种被大家共同维护的等级制度，是向日葵社区所有活动的基础，每一个家庭成员在社区里处于不同的等级，承担着相应的职能工作，并享受不同等级的特权。王楠被提升到厨房组，对刚进入清洁组的薛丽多少有一些触动。在民警们看来，这种同伴之间的影响，对心理治疗的效果来说很有帮助。

　　

　　王志强说，从外面看里面这些人的生活、工作，就是一些人在玩游戏，可是我们不这么看。我们要模拟社会，做一些行为矫正。吸毒者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是不相符合的，一个20多岁的吸毒者，他的心理年龄却相当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对等级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因为社区是在模仿一个小社会，所以等级制度是社区的基础。

　　

　　逐级攀升的等级制度激励着薛丽，认真完成职能工作，争取早日被提升，成为薛丽努力的目标。这一天，薛丽像往常一样擦洗活动室的地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激励组员在她辛辛苦苦刚擦干净的地板上泼了一桶水，地板立刻变得惨不忍睹。一股怒火从薛丽心头腾起，立刻就要发作。可这时她想起了社区规则中的规定，如果反抗，等待她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她想不明白，激励组成员为什么要这样刁难自己？

　　

　　这天晚上，向日葵社区的碰撞会如期举行。这是社区心理治疗的一种激烈方式，碰撞会上，家庭成员们可以通过语言宣泄彼此之间的不满，以此让情绪不稳定的家庭成员达到心理平衡，这种内心体验对于一个药物成瘾者非常重要。碰撞会进行得很顺利，民警王志强却忧心忡忡。按照常理，新成员薛丽今天受到激励组成员的刁难，应该会要求参加碰撞，然而薛丽始终保持沉默，似乎这场激烈的碰撞与她无关。

　　

　　碰撞与激励

　　

　　一连几天，薛丽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职能工作时也打不起什么精神。就在这个时候，王志强发现自己夹在书中的照片不见了。原来，清洁工作中的一个无意发现，让薛丽知道王志强、王楠这些和自己一起在向日葵生活的家庭成员，居然是戒毒中心的民警。从那一刻起，她开始谨慎和沉默，她不知道自己身边究竟有多少民警？更不明白这些民警为什么要和这些戒毒者生活在一起？

　　

　　这天晚上，社区里举行马拉松的小组活动，即长时间的谈心会，一般从头天晚上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设置这样的长时间谈心交流，是为了给平时交流不足的家庭成员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来谈及他们深藏在心中的痛苦和秘密。在谈心会上，王楠表明了自己的民警身份，并讲述了她在云南学习时的一次经历。

　　

　　王楠说，到了云南戴托普社区的时候，她跟王志强走在街上，有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向他们打招呼，他背朝着阳光，就像从阳光里走出来一样，他微笑着和王志强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后来王楠才知道，这个人是云南戴托普康复村的一个家庭成员，“我当时就想，如果一个家庭成员要改变，一样可以变得这么阳光，他的生活不仅仅都是黑暗的”。

　　

　　此时，不堪的回忆也在薛丽的心中隐隐作痛，为了一时的快感，她失去了一切，深深伤害了深爱自己的父母，面对王楠的坦诚，薛丽忏悔了自己曾经的大逆不道。

　　

　　忘了是第几次在家戒毒了，憋到第二天，心里特别难受，我妈上班去了，我爸一个人在家看着我。我从大屋走到小屋，又从小屋走到大屋，趁我爸不注意想把门关上偷吸，我爸动作特快，啪一下就把脚伸到门缝里，不让我关门，他从门缝里一直看我，我也看他，使尽全身力气想把门关上。我爸的脚一直那么被夹着，他当时那种绝望的眼神，现在想起来似乎在问我：你为什么就这么狠心？

　　

　　温暖在空气中渐渐地弥散，从那一刻起，薛丽心中对民警的猜疑也开始慢慢地散去。日子在简单重复的清洁工作中度过，薛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烦躁。

　　

　　一段时间后，薛丽被提升到厨房组，从此开始为家庭成员的一日三餐忙活。但有一次，由于薛丽的大意，午饭烧糊了，在厨房组，这样的疏忽属于重大失误，薛丽也因此遭到了“剃头”的严厉惩罚。“剃头”是在社区里行为矫正的一种方式，通过其他家庭成员大声的痛斥犯错的家庭成员，使其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这种心理体验对于阻止复吸很有帮助，帮助吸毒者建立一种一旦犯错，就会遭到家庭、社会严重的斥责和处罚的思维模式。

　　

　　“剃头”让薛丽的心情跌到了谷底，而惩罚还没有结束，等待她的将是坐板凳、面壁思过，更令她委屈的是，她将被贬回清洁组，此前的努力前功尽弃。她不理解，为什么一点小错误就会招致如此严厉的惩罚。一周过去了，薛丽仍然没有从消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这天，事务组进行了例行的内务卫生检查，结果在薛丽的枕头下找到了一个烟头，在第二天晚上的碰撞会上，王志强针对烟头问题主动碰撞了薛丽。而这一回，她也一改往日的沉默。

　　

　　“她投了一张碰撞条，把所有民警放到了她的对立面。然后破口大骂半个多小时，整个碰撞会都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骂到最后，她哭了，不停地哭。”

　　

　　积累已久的情绪终于在碰撞中释放，薛丽发泄着这些天的委屈和不满，她自己很清楚，枕头下的烟头绝对不是自己的，是有人故意陷害。

　　

　　第二天，王志强向薛丽道歉，说她枕头下的烟头是他放的，他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只是希望她能更好地参与社区的活动，配合他们的治疗。

　　

　　“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感觉薛丽把手伸了出来，渴望我们把她拉上来。我们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不断地加深。”

　　

　　3个月后，表现突出的薛丽被提升到了事务组，爬上了社区等级制度的塔尖。虽然这条路并不轻松，但是让她在付出劳动之后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同时，这3个月也让薛丽彻底融入了这个与民警同住的向日葵戒毒社区。

　　

　　对于薛丽来说，在向日葵社区戒毒的6个月，过得比曾经不堪的日子快乐得多。

　　

　　这天，她的戒毒期满，必须告别向日葵社区这个令她怀念却又不该久留的地方。

　　

　　重返美丽人生

　　这天，王楠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正是离开了向日葵社区的薛丽。在信中，薛丽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见了以前的毒友，当海洛因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然而，在她就要从毒友手里接过毒品的时候，突然想起在向日葵社区激励组成员扰动情感的场景。向日葵里的回忆，让薛丽一下子清醒过来，最终拒绝了毒品。

　　

　　薛丽在信中说，现在她才明白，那些在社区经历的一切打击、碰撞和宣泄，原来就是让自己学会控制一时的冲动，把情绪延缓到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宣泄，在面对毒品时，自己告诉自己，诱惑就这一会儿工夫，转移注意力，避开了，就没事了。

　　

　　数月后的一天，王楠休完假回到社区，当她推开办公室的门，见到的那个人让她大为震惊，此时她还不知道，重新回到向日葵社区的薛丽已经是向日葵社区的同伴教育人员，将要和自己一样，共同来帮助那些向日葵社区的家庭成员。

　　

　　与薛丽同样选择走回向日葵社区的，还有钱敏。钱敏离开向日葵社区后，曾一度认为自己能够抵御一切来自毒品的诱惑，但是没有工作的她在孤独中，又一度选择了复吸，这令她明白，再强大的外力帮助都不是万能的，要想真正地戒毒，只能靠自己。在家人的支持下，她重新回到向日葵社区，从最低级的清洁组做起，最终成为了志愿辅导员。钱敏说，以前是为了妈妈来到这里，这一次，她是为了自己留在了这里。

　　

　　这天，薛丽在值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那是离开向日葵社区的郭增打来的。

　　

　　“他求我千万别挂电话，因为他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有强烈的冲动去买毒品，我俩就一直聊，说过去在社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直到他松口气地说，他到家了，媳妇和孩子在等着他呢，他没有去拿毒品，还谢谢我。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竟然能代替海洛因对人的诱惑，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