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健康教育模式，同伴教育已被广泛应用于吸烟劝阻、酗酒干预、艾滋病和犯罪预防等诸多领域，上海市P镇的禁毒社工也尝试通过“女性戒毒沙龙”活动将同伴教育模式运用于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较之于国内其它省份的实践形式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干预是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最大亮点，但上海的这一模式目前也面临着同伴教育形式化、骨干组员能力提升不够、操作细则有待完善等发展瓶颈。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干预；同伴教育；女性戒毒沙龙

　　同伴教育(PeerEducation)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年龄、相似生活经历与社会地位，或由于某些原因而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形式。大量研究及实践证明，同伴教育在增强信息传递的可信度、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促成失范行为的修正等方面是其它传统教育方法所无可比拟的。近年来，同伴教育已被广泛运用于青少年、老人、妇女以及其他特定人群的生理保健、疾病康复、窗体底端AIDS等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以及酗酒、吸毒、自杀等行为或问题的干预。

　　一、西方同伴教育的研究及其在戒毒康复中的应用

　　同伴教育的本质特征在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如同学、朋友、病友)关系，因而便于通过人际交流与信息反馈，相互分享生活中有用的经验和做法。Turner和Shepherd的研究就证实同伴教育对个体行为改变具有以下重要作用：(1)较之于传统方法，其成本低，效果更好；(2)它遵循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分享知识和技能的方法；(3)同伴在传授信息方面比专业人员更有优势，因为人们更认同他们的同伴；(4)同伴能充当正确行为的典范，影响受教育者，也会使同伴教育者自身受益；(5)能用来教育那些运用传统教育方法难以接近或奏效的人群；(6)同伴与受教育者的持续接触能强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

　　美国“凤凰村”的创建是同伴教育应用于戒毒康复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68年，12名曾有过吸毒行为的人自发在纽约城租赁了一幢建筑物的顶楼居住下来，居住成员通过相互鼓励与关心，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修复他们因长期滥用毒品而变异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这种方式逐渐演变为后来闻名于世的戒毒康复治疗集体——凤凰村。另外，美国的吸毒者匿名互诫协会、田纳农戒毒康复中心等组织或机构也采用类似的同伴教育方式来帮助吸毒人员战胜自我、戒除毒瘾。

　　西方一些国家在推行抵制药物滥用教育方案过程中，也在学校、娱乐中心等场所广泛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这些方案常常以成年组为配试组或合作对象，重点在儿童或青少年组之间公开讨论毒品滥用行为的危险性和替代方式，或构建积极的群体凝聚力、归属感和交往技能，从而帮助个人戒除毒瘾，恢复其正常的社会功能。

　　二、国内其他省份的戒毒同伴教育

　　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实践而言，中国内地的同伴教育起步较晚，总体水平也不高。在上海以外地区，比较典型的戒毒同伴教育模式有以下两种：

　　(一)云南戴托普治疗社区中的同伴教育

　　云南戴托普治疗社区创建于1998年，是中美合作的产物。该社区充分发挥居住成员集体和小组的力量，借助早会、对质、宣泄、艺术情感和职能工作等形式，来实现戒毒人员生理脱毒后的心理预防、行为矫正、能力培养和人格重塑。戒毒人员通过在治疗社区里生活一年半载，逐渐恢复其自尊、自信和责任感，矫治其因长期吸毒而形成的懒散行为，为其回归主流社会做准备。云南戴托普社区的同伴教育模式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但其运作成本高而吸纳容量有限的性质制约了它的更大范围推广。另外西方的文化理念如何更好地与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调和、缺乏合法有效的强制性手段所导致的治疗高脱失率也是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民间自发戒毒中的同伴教育

　　2003年3月，居住在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已成功戒毒多年的吴顺国和余红芳夫妇，开通了一条“(戒毒)爱心屋”的咨询热线，通过坦诚交流帮助那些渴望戒毒的人树立信心、战胜毒瘾。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批自愿戒毒者先后慕名来到三江农场，主动同他们夫妇结伴生活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生的动力。“爱心屋”没有紧锁的铁门，也没有戒毒用药，只有彼此的鼓励、关怀与监督所形成的“磁力”，这种“磁力”拿吴顺国的话来解释就是：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赋予了自己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感最后变成了他戒毒的动力与压力。自2003年初创建至今，在“爱心屋”中曾接受过帮扶的六十余人中，有9人多年没有复吸，18人正在接受帮扶，并且状况良好。较之于强制戒毒的复吸率而言，这应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但“(戒毒)爱心屋”目前也面临着工作随意性大、缺乏专业化指导和长效性机制等诸多问题。

　　三、社会工作专业干预下的同伴教育：上海戒毒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2003年11月，为加强对社区内吸戒毒人员的教育、管理、转化和拯救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上海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总体思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成立了禁毒社会工作组织和职业化的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闸北作为最早的四个试点区之一，该区P镇的禁毒社工针对辖区内青年女性戒毒人员较多，且她们有着相似生活背景和摆脱毒品的强烈愿望等实际，尝试在全市率先运用小组工作方法把这些女性戒毒人员组织起来，成立“女性戒毒沙龙”，运用榜样示范、群体激励、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家庭治疗等专业方法对女性戒毒人员进行帮助。截至2008年5月，女性戒毒沙龙已举办了23期小组活动。在成功开展女性戒毒沙龙活动的基础上，p镇的禁毒社工也尝试将同伴教育方法进一步推广到男性戒毒人员中去。下文将以闸北区P镇禁毒社工所开展的女性戒毒沙龙活动为例，来分析与总结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特征、经验及存在的不足：

　　(一)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特征

　　较之于国内其它省份的实践形式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干预是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最大亮点。闸北区P镇所开展的23期女性戒毒沙龙活动中，专业的禁毒社工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充分运用自身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不仅在小组活动成功地扮演了发起者、设计者、组织者与催化者等角色，还担当了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确保同伴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协调人。他们在深入扎实地开展个案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女性戒毒人员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不同主题、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赢得了女性戒毒人员及其家属的支持与认可，也取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经验

　　1、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两大方法的互补递进。尽管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均已形成相对独立与完善的专业方法体系，但P镇戒毒女性沙龙的实践表明，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两大方法之间并非彼此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二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更多的呈现出“互补递进”的联系：要顺利开展小组活动，首先必须深入接触对象，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然后在案主中寻找共性，以形成同一主题，再开展小组工作；反之，小组工作的深入开展，会进一步拓展个案工作的领域与层次，巩固与提升其工作实效。

　　2、骨干组员的筛选。能否挑选到合适的骨干组员，往往直接关系到同伴教育的成败。P镇禁毒社工的实践经验表明，骨干组员必须符合以下标准：一是必须为吸毒人员，有着吸毒和戒毒的深刻体验与经历；二是戒毒意志坚定，并取得一定实效；三是戒毒态度主动积极，愿意并能够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专业社工开展禁毒工作；四是具备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群体号召力。

　　3、同伴教育风险的规避。将吸毒人员组织到一起开展小组活动，客观上也可能存在诱发复吸的风险，但只要准备充分、计划周密和策略得当，就可以将这种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从而发挥同伴教育的最大效益。为此，P镇的禁毒社工首先严把小组成员的筛选关，其次严格小组活动规则，竭力将吸毒“交叉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4、社会资源(尤其是家庭资源)的整合。P镇的禁毒社工在工作中发现，传统的个别辅导方式有其局限，特别是青年女性戒毒者经常需要独自处理自己的吸毒、戒毒和康复问题，承受外界巨大压力，面对个人婚恋及家庭困难，容易感觉有心而无力而重吸毒品。若戒毒者在戒毒康复的过程中有家人的参与和支持，对她们的操守和防复吸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此外，通过家人的参与，很多因吸毒而诱发的问题如家庭关系紧张、亲情疏离、沟通障碍、管教乏力等都可逐一被处理。因此，P镇的禁毒社工在积极整合当地政府、居住社区资源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所由女性戒毒沙龙成员家属为主要学员的“彩虹亲情学校”，通过举办一系列禁毒知识讲座，在沙龙成员与家庭成员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理解、关爱、疏导、帮助的“彩虹桥”，来修补她们破损的家庭关系，找回失落的挚爱亲情，得到了沙龙成员及其家人的普遍欢迎。

　　(三)以小组工作方法开展同伴教育的意义

　　1、为吸毒人员提供正常社会交往的机会与平台，营造一个正向社会化的氛围与空间。以小组形式开展同伴教育，可以通过各成员之间的互动、互帮、互学，逐步克服或纠正她们的不良行为或习惯，如行为懒散、意志薄弱、安于现状、不负责任、缺乏诚信、疏于自律等，逐步建立合乎主流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同时还可以弥补成员个人社会化的不足。

　　2、部分突破了个案工作难以深入的瓶颈与现状，更加体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从P镇禁毒女性沙龙的实践来看，以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为抓手，以点带面地开展工作，不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可通过沙龙成员相互之间的鼓励、示范与督促，来实现成员的积极自我转变，真正做到助人自助。

　　四、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不足及完善建议

　　总体上说，闸北区P镇的戒毒同伴教育模式较为成功，它已成为上海禁毒工作的一个崭新亮点，但这一模式也存在以下亟待完善的地方：

　　1、同伴教育的形式化倾向。例如：P镇禁毒社工们在开展沙龙活动时经常会邀请政府主要领导莅临现场讲话，联系新闻记者现场报道采访并摄像……，尽管这是争取和整合社会资源、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与扩大社会工作影响的较好手段，但这在客观上也容易使本来极具特色、真正体现同伴教育意义的小组活动，蜕变为“做秀”、“搞形象工程”的危险。从理论上讲，同伴教育之所以能够起到传统道德说教所不可能达到的教育效果，关键在于其为戒毒人员提供了一个平等、容易接纳与沟通的氛围和空间。如果外界力量和人员介入过多或过度，同伴教育的氛围与空间无疑就遭到了破坏，给沙龙成员及其家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另外也严重制约了同伴教育应有的效果。

　　2、对骨干组员的培训和能力提升重视得不够，使其潜力发挥还仅限于现身说法等简单形式。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小组活动之前和活动中间，强化对骨干组员的培训与能力提升，对更有效发挥骨干组员的主导、示范等作用、提高整个同伴教育方法的效果非常重要。从这意义上来说，P镇禁毒同伴教育的实践还有所欠缺。

　　3、同伴教育的操作细则有待完善。例如，P镇禁毒社工在小组活动之前就制定了“沙龙成员不要私下往来，互不留电话，有事只能通过小组活动方式来交流”的规则，这一硬性规定固然有规避吸毒人员交叉感染风险的作用，同时也堵死了在小组活动之外继续发挥同伴教育积极效果的大门。因此，如何合理化同伴教育活动的规则也是策划者们所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因此，为充分发挥同伴教育在戒毒康复工作中的效能与作用，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与努力：第一，认真总结同伴教育的方法与经验，探索其在更大群体范围适用的可能性，从而使更多的戒毒人群受益；第二，建立和健全社区资源配置制度，吸纳与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而不单纯依赖政府的资助来拓展同伴教育；第三，探索和规范同伴教育的方法与形式。如在发挥专业社工在同伴教育中主导与催化功能的前提下，强化骨干成员的筛选及其群体示范作用；根据组员实际与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团康活动，寓教于乐，通过游戏参与、讨论与分享等形式，增强同伴教育模式的针对性、丰富性、有效性，而不仅仅拘泥于讲座、咨询、表演、旅游等方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技能水平上做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