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艾滋病在我国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是旨在帮助我国遏制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的政府间的合作项目。该项目要求社会学在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学的应用性研究以及社会调查方法的使用对该项目的实施不可或缺。

    关键词：社会学  艾滋病防治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一、中国艾滋病概况与艾滋病问题

　　艾滋病病毒于1982年传入我国，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从1994年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到2002年底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100-120万，而且流行范围大，已传遍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艾滋病毒（HIV）的传播方式有：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在我国，艾滋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正在从血液传播（静脉吸毒）转向性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包括：静脉吸毒者(70%)、商业性工作者和她们的客人、同性恋人群、非法输血（卖血）者。

　　艾滋病至今无法可治，而且潜伏期长（2-10年），其传播方式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吸毒、商业性行为、同性恋等高危行为长期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所不容，因此艾滋病被同时视为“超级绝症”、“烈性传染病”和“道德病”。这给艾滋病在医学定义之外，又增加了一层文化上的定义（罗红光，2001）。而社会对艾滋病人、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歧视，致使艾滋病的传播具有“双重遮蔽性”（吕守信，2003）。当前我国快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为艾滋病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包括社会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多、贫富差距的加大、性别角色、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变化等。此外，即便从保守的角度计算，一般人群处于中等水平感染率也会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艾滋病对公共卫生乃至对社会安全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

　　二、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及其对社会学参与的要求

　　（一）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简介

　　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并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众长期规划（1998-2010）》中制定了相关的政策、目标和策略。卫生部也组织了多部门协作的工作组，领导规划的实施。规划的成功实施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程，需要国际上的援助和借鉴国外成功的防治经验。“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下简称中英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开展的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中最大的双边合作项目。

　　中英项目旨在帮助我国遏制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其最终目标是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具体目标就是在云南和四川两省[1]建立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预防、治疗、和关怀护理模式，通过项目的实施，形成和发展全国性的政策框架。项目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将借鉴和采用国际成功的艾滋病防治方法和经验。

    （二）项目对社会因素的考虑以及对社会学参与的要求

　　关于减少艾滋病传播的高危行为（特别是卖淫和静脉吸毒），以及减少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方法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高危行为在我国是违法的。尽管这些问题很敏感。但必须加紧对这些高危人群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减缓艾滋病毒感染向一般人群扩散。因此艾滋病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高危人群，其次为一般人群。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建立起官方的、非官方和私立部门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将社会学和医学研究有机结合。

　　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引发艾滋病大范围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吕守信，2003），因此艾滋病防治项目要求建立适合当地文化传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而有效降低艾滋病流行的技术干预措施，需着眼于行为、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项目的干预首先包括：通过项目的应用性研究活动，更好地了解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对项目实施的评估中，除了对技术、环境、机构、经济/财政进行评估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社会因素的评估。这包括艾滋病与贫困，年龄、性别、民族等与艾滋病的易感性/危险性的关系，性别因素的影响等等。

　　社会因素分析对认识艾滋病危险的社会过程和差异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艾滋病防治项目在制定国家和省级对策时，充分考虑到性别平等、社区参与、脱贫等互相交叉问题，项目将开展社会学方法的培训，并在决策中考虑该方面的政策与建议。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产出包括以下三个领域。在三个领域中，都对社会学的参与提出了要求。

　　第一领域 政策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加强主要公共部门战略性规划的制定及管理能力，制定更加有效的控制艾滋病性病的政策和策略。其中，要促进公共部门在制定社会政策和干预计划时有效运用社会学，社会学家能参与政策决策。

　　第二领域 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投入通过实施可推广的性病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模式，减少主要目标人群的高危行为，这要求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为高危人群提供并评估高质量的性病服务，需要社会性别视野的引入；开展和评估安全套社会市场营销项目，需要对当地社会文化背景的调查。

　　第三领域 艾滋病社区关怀护理；由非政府组织及公共部门在云南和四川两省开发并探索给予艾滋病人群的关怀模式。需要投入工作减少社区以及全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的歧视，而在关怀项目当中，除了医疗支持外，还必须包括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支持，以及预防服务。

　　三、社会学对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影响

　　近年来，从国际到国内，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病学的课题，越来越呼吁社会学的参与。我国的社会学界也已经有所行动[2]。尤其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中，社会学家与义务工作者、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合作颇为密切。这类多部门合作反映在项目设计、项目评估和督导、基线调查、形势分析、需求分析、政策开发、手册编写、人员培训、部门和地区战略规划、以及行为干预模式建构之中。下面我们从社会科学理念的进入、理论探讨与应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使用等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学对中英项目的影响。

　　（一）社会科学理念的进入：

　　在2001年初由中英项目办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的“社会科学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上，与会的社会科学家、预防医学家、社会工作者和项目官员们探讨了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艾滋病与贫困、毒品控制与民族问题、艾滋病导致的社会伦理问题、社会对艾滋病以及高危人群的歧视问题等等。社会学家们提出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实施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在中英项目活动开展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我们以四川省项目办的工作为例。

　　首先，四川省项目办注重受益者参与，以第一受益者为中心。这里第一受益人主要指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指出，桥梁人群——也就是高危人群会将艾滋病毒传播到普通人群网络，他们才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对象（潘绥明，2001）。四川省项目办在项目开展中始终坚持第一受益人原则，让第一受益人参与项目活动的设计、实施，同时强调项目活动应有效地提高第一受益人获得性病艾滋病防制信息和服务，得到免遭性病艾滋病感染的保护，并使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得到关怀。

　　其次，是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指出，HIV/AIDS的流行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以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性别差异、男女之间的权利不平衡、以及妇女的身体暴露，导致了妇女在艾滋病暴露中比男性更为易感（王英，2003）。而无论是性病艾滋病的传播的过程，还是对性病艾滋病受害者及其行为的社会歧视，还是相关政策框架中，都涉及社会性别角色，因此，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性别的问题。由于现实的各项社会活动中，男性较女性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四川省项目办在实施项目的活动中，注重女性的参与，发挥女性的作用，让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到项目活动中。不但项目工作人员有女性参与，也注重女性受益人参与。在资中开展关怀的项目活动中，强调妇联及家属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全县的县、乡妇女干部的培训，使妇女干部认识到她们在性病艾滋病防治和关怀支持活动中的责任和地位，积极参与并组织、动员各界妇女参与性病艾滋病防制和关怀支持活动。在涉及安全性行为的项目活动中，尤其注重发挥女性暗娼的作用，保证女性暗娼有机会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交流、研讨和评估等活动。

　　其三，艾滋病防治与贫困的关联。J.Popkins指出，AIDS与贫困密切相关，性病艾滋病不是贫困直接所致的疾病，但其传播、流行以及防制与贫困有密切的联系（J. Popkins，2001）。四川省属经济不发达地区性，而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省项目办在制定项目规划中，不仅注重项目的活动、智力、技术、经费投向贫困地区，如凉山、甘孜、阿坝、资中、广元、广安、达州、巴中等贫困地区均开展了项目活动；而且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建立适应于贫困地区的艾滋病防制模式。

　　其四、艾滋病防治项目活动与民族发展。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也导致不同的民族行为，并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这在艾滋病防治中是必须被重点考虑的。马林英就指出：凉山彝族的社会控制机制不能从汉族那里引入，如罚款在凉山基本无效。应利用当地的宗教意识，和家支的权威。按彝族的传统文化，有烟要大家吸，有酒大家喝，由此带来共用针头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马林英，2001）。对凉山州昭觉县竹核乡，项目的开展有效地利用了家支的力量，开展社区关怀，并成功地控制了毒品。现在，该地区有一个在全国都颇有名气的“民间禁毒协会”。

　　在项目的开展中，还巧妙地利用了宗教的力量。在“甘孜藏族妇女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项目中，利用藏传佛教活佛喇嘛的宗教权威，在藏民族中促进安全性行为，很受到藏民的欢迎，而且收到良好的成效。

　　此外，四川省民族地区多为贫困山区，艾滋病加剧了贫困的程度。艾滋病防治项目的开展，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其五、降低社会歧视、促进社会公平。“性病/艾滋病问题还没有浮出到公众讨论之前就被淹没到道德问题之中，不干净已经成了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不干净”（罗红光，2001），加上艾滋病的“不治之症”以及传染性，造成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性歧视”（潘绥明，2001）。而歧视，又是造成艾滋病蔓延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防治性病艾滋病的工作中，需要营造一个健康、宽容、公平的社会环境。四川省项目办通过政策开发、多部门协作、社区动员和促进非政府机构的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省开展项目活动地区的社会发展。这些工作包括营造社会舆论、以及专家的参与来降低社会歧视与偏见；遵循伦理学知情同意、保密的原则等等。经过近3年的工作，社会以及社区的歧视大为降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减少，自愿匿名咨询检测人数增加，同时，参与服务的志愿者增加了，人文精神得到了发扬。

　　（二）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与运用

　　社会学家们运用传统社会学理论对艾滋病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艾滋病防治提出了很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同时又对传统的理论做出了一定的修订。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支持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运用。

　　潘绥铭等在其“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风险行为的形成因素与最佳干预方式的研究”（潘绥明等，2003）[3]中，运用入住社区考察法，收集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同时，运用社会学的一些成熟理论，对性产业做出了更深入的分析和解释。他们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性别、社会组织、社会网络、社区研究、社会设置的角度，探讨了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以及红灯区对上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并提出了“分级干预”、“核心人群”干预、“分度”干预的对策设计。

　　庄孔韶等拍摄《虎日》戒毒影视人类学示范片以及相关的学术报告和论文，则是对彝族家支制度及其伴随着的族群性、信仰系统、以及习惯法等的直接应用性研究（庄孔韶等，2003）。金古家族在虎日[4]举行禁毒的盟誓大会，将消禁毒品视为维护家族生存的战争。仪式在家族的神山举行，由家支头人、毕摩、德古[5]主持，家族所有成员参与，而关键的“仪式人”则是家族中的吸毒者。仪式之后吸毒者回到家中禁毒，由整个家支来监控吸毒者的行为。而对于吸毒者而言，除了家支之外，还有神灵在监控。戒毒仪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吸毒者戒毒率达到60-70%的高度。

　　彝族彝族家族禁毒仪式是一个动态并且有延伸性的社会实践，可以将其理解为实践“宗法礼仪社会”的彝族人遭遇毒品后的文化调试行为。在2001年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上，曾提出彝族的吸毒问题及控制必须有别于汉族的模式[6]，这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涉及到民族关系和民族行为，需要对其进行社会学研究。庄孔韶等的研究应该说是对这个问题很好的回答。

　　王曙光在中英项目基金课题[7]研究中，探索如何利用多样化群体行为为互动策略，去发展男性同性恋亚文化人群艾滋病教育信息多样化扩散模式以促进行为改变。其干预设计以“健康信年论”、“原因行动论”、“行为转换阶段论”和“扩散理论”为基础，综合发展出适合于目标人群文化背景及社会行动的“社会场域模式”（Model of socioground and context）。假设这一理论构架的关键是将行为改变的个体、人际、群体网络加以整合（王曙光，2003）。研究结果指出：干预后知识态度的变化虽然是明显的，但不必然改变其行为。此外，由于同志群体的广泛多样化、同伴教育志愿者难以为不同的群体都认同，同时也由于同伴教育在同志网络协调力、社区影响力和行为改变专业能力方面的不足，已显出同办教育的有效性。相反，健康专业工作者在跨越群体网络组织活动方面效果远胜志愿者。因此，同伴教育与社区健康专业工作者结合的模式在这个项目中突出地被强调。

　　同样是对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景军则使用“越轨行为”、“亚文化群体”、“群体动力”三个社会学概念对中国大陆网上性信息与地下性产业的关联予以描述和剖析。作者提出，以某些性越轨行为作为其特点的亚文化出现和存在的前提是中国主流社会中传统道德中心已经开始逐步丧失其完整性这一基本事实；在这一前提下，现在仍然被公众、媒体、执法人员视为越轨和违法的部分性行为可能逐步演变为新的惯例行为或变为中国历史上某些性文化现象的翻版。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对社会文化变迁与艾滋病（翁乃群，2003）、社区发展与艾滋病控制（方鹏骞，2003）、性别问题与艾滋病（王英，2003），对艾滋病的歧视问题研究（郑莉等，2003）等。这些对社会学传统理论在艾滋病问题研究中的探索和应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关怀的理念带入到艾滋病防治的各个领域和工作环节中；同时，也对传统的理论做出了修订和发展。

　　（三）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中的社会学应用

　　中英性病艾滋病项目在项目活动中有目的、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四川省项目办为例，他们在社会学引入中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吸引社会学背景的专家参加项目活动，二是对非社会学背景的项目工作人员进行社会学理论、方法与技能的培训。

　　在项目的各个环节，包括制定计划、撰写方案、培训、实施干预、督导评估等过程中，邀请社会学背景专家的参与，由社会学背景的专家承担一些项目活动，同时组织非社会学背景的项目工作人员一同工作，既保证了从社会学的角度解决项目中的社会学问题，又提高了非社会学背景的项目工作人员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性健康需求评估、综合监测、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现状调研、政策调研、机构能力调研等调查工作如此操作，政策开发、基金项目活动、综合干预、关怀等也是如此操作。

　　伦理是一个社会问题，性病艾滋病防制工作中总要面临伦理学问题。在性健康需求评估和综合监测中，由社会学背景的专家参与确定伦理学的操作细节，以保证在调查活动中不违反匿名、保密、知情同意、无伤害、受益、公正等原则。在调查中，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匿名、自愿参与、可以随时退出、有一定的误工经济补偿、对检查发现的疾病提供免费治疗等符合伦理学原则的操作方法。在对调查员进行培训时，强调伦理学的原则，提高了调查员的社会意识。

　　性健康需求评估和综合监测（行为监测）中，需要对社区的暗娼和静脉吸毒人群的相关危险行为进行评估与监测，而暗娼的性交易行为和静脉吸毒者的吸毒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开展行为调查面临着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在社区接近调查对象，这需要应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技巧。在成都、攀枝花、绵阳、泸州等地的项目中，通过社会学专家的培训，调查员掌握了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技巧，从而使项目的调查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尤其是泸州项目办，他们用

　　（四）艾滋病问题中社会学参与的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是社会学界对艾滋病问题研究的参与程度不够。这也跟有关部门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有关。起初，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主要在卫生防疫系统内部展开，社会科学的参与也至多是提提建议。但随着艾滋病的蔓延，随着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也随着国外成功经验的引入，社会科学的参与在艾滋病防治的各个环节展开。就中英项目而言，在2000年项目刚开始时，社会科学家主要是针对总体项目提出相关的建议，但对具体项目的主持和参与都很少。情况到2002、2003年得到了改观，无论是对具体的干预、综合防治、歧视项目工作的指导，还是挑战基金项目的主持，都有不少社会学家的参与。

　　但就社会学界自身而言，参与也不能说是积极的。比如中英项目在云南，就没有当地社会学家的参与。四川省项目办专家库中的社会学者不在少数，但当初也是在遭遇很多拒绝之后，才找到愿意参与研究的人。而此外，学术界中人也同样存在对艾滋病的歧视问题，认为艾滋病和道德问题直接相关，呼吁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隔离的声音依然存在[8]。

　　此外，艾滋病问题也给中国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挑战。比如如下问题：个体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而存在于社会和参与社会的？中国社会对于婚姻的划分标准和概念体系，需要增加“性”的视角；应该用个体的细小社会行为对理论进行证伪；以及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在艾滋病问题中凸显的不足等（潘绥铭，2001）。这是对既存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挑战，也是学科发展的契机。

　　四、结语

　　社会学由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现实性和研究领域的广泛性，现在已经成了社会科学中实用性最强、应用范围最广的一门学科（袁亚愚，1997）。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干与论”传统（李培林，1999）。遵循这个传统，社会学界在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社会学家的应用性研究——与观念和行为改变密切相关的重大发现和有效干预方法，是项目省艾滋病防治工作顺利开展所不可或缺的。但从项目实施中依然可以看到社会学参与存在的不足，同时，学科发展也面临挑战。

参考文献：

1．《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众长期规划（1998-2010）》

2．《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备忘录》，2002年

3．《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中期工作报告》，2003.7

4．吕守信，关于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分析[J]，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3

5．潘绥铭，艾滋病研究给社会学提出的新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1.4期

6．罗红光，载《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议记录》，2001年，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网站。

7．王英，与艾滋病有关的社会性别问题[J]，《社会工作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北京

8．J. Popkins，载《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议记录》，2001年，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网站。

9．马林英，对凉山彝区吸贩毒问题的现状调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3，。

10．庄孔韶、杨洪林、富小星，“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J]，《社会工作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北京。

11．王曙光，男同性恋艾滋病预防的信息扩散与行为改变的成功实践[J]，《社会工作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北京

12．景军，从网上信息到地下产业[J]，《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北京

13．翁乃群，社会文化变迁与艾滋病[J]

14．方鹏骞，“社区发展与艾滋病控制”现场研究情景分析[J]；《载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北京。

15．袁亚愚等，普通社会学教程[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李培林，《现代社会学文库》[M]总序，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

[1] 项目活动的协调由国家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在四川、云南两省建立省级项目管理办。

[2] 我国卫生部从1990年代初就要请社会学家参与艾滋病问题研究。转引至潘绥铭，艾滋病研究给社会学提出的新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3] 此为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项目

[4] 彝族历法中虎日，是举行战争或集体军事行动的日子。

[5] 家支头人是家族组织的权威，毕摩是神职人员、宗教权威，德古是民间习惯法的权威。

[6]马林英、孙立平、刘迈康、蓝林友等对彝族吸毒问题的讨论，载《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议记录》，2001年，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网站。

[7] 王曙光，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基金课题结题报告。课题名称：“协议安全性行为”的男同性恋（包括其他与男性有性行为的男性）人群的高危性实践及其性病艾滋病教育及安全套促进。

[8] 日常生活中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