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份，我从云锡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到老厂锡矿工作，去单位报到的那天，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母亲拉扯大我们姐弟四人可谓吃尽了千辛万苦，如今我能参加工作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有我自己的单位对于母亲来说，对于我来说，都是件挺高兴的事。走时，母亲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到单位以后好好工作，休息时就回家。那时，母亲可能想的不太远，无非就是我能好好工作，将来成立自己的家庭，我自己也未曾想到离家工作是我人生噩梦的开始。
    众所周知，云南省是中国的边疆省份之一，而且比邻国际毒品的生产加工地金三角，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国际毒贩利用中国的开放政策，把云南省作为他们的毒品通道之一，所以地处云南边陲的个旧市也就成了首当其中的毒品重灾区之一。
    1989年，个旧地区开始有非法毒品的流入，母亲在工作接触中听到别人对毒品的一些传闻以后，等我休息回到家里，母亲就告诉我，离家在外面工作，现在的社会又是开放的，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些年轻人开始吸毒，你自己要注意，特别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最好不要接触。那天，我还闲母亲唠叨，嘴上敷衍着母亲，告诉她：你的儿子又不是憨包。
    在1989年中，有社会上闲居的朋友到我工作的地方老厂锡矿找我玩，闲聊中他们聊到了海洛因，当时，我的心就像被某支魔爪抓住了似的，当他们拿出毒品（海洛因）时，我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圆，目光紧紧的锁着这种听说过而没见过的白色粉末状的东西，心里想：白色的东西并不像电影上看到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里销毁的鸦片是黑色的，白色的不一定可怕。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和朋友的怂恿下，那天我初次尝试了毒品。然而就是这一次尝试，决定了我的生活将被毒品改变，毒品将如影随形的在我的心里纠缠，人生噩梦刚刚开始，我根本意识不到人生将会有十五年漫长、曲折的坎坷戒毒之路。十五年以后我才深深的理解，为什么人们要把毒品称其为“毒魔”，为什么人们要说：一朝吸毒，终生戒毒。　
    从1990年开始，我第一次进戒毒所，为摆脱毒品，家庭和我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财力，什么叫一人吸毒，全家糟殃，对于我来说是体会最深、感触最多的。
    1990年从个旧戒毒所回到家里，母亲和我都以为我的毒瘾已经戒除，其实戒除毒瘾根本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回到单位以后，碰到以前的毒友，面对毒品，我心里像猫爪抓着似的难受，根本忍受不了心里的那个“想”又和他们一起偷偷的吸上毒。
    1991年，因为购买毒品时，被派出所的警察抓获，在派出所里我忍受不了毒瘾发作时，万箭穿心、如蚁蚀骨的痛苦。那天早晨，关在一起的室友还在熟睡，我悄悄的把“号室”里的灯泡摘下来，藏在衣服口袋里，趁出去倒马桶的机会，杂碎灯泡用玻璃划破了自己的左手手腕动脉，警察只好把我送回家里交给我母亲。
    母亲听说有的人到老家在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个旧毒瘾就戒除了，当天就和父亲商量，从原本就不算宽裕的家庭里挤出一部分钱让父亲陪我到老家农村去住一段时间。老家农村的生活简直无法形容，亲戚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刨着贫瘠的一亩三分地，我偶尔陪他们去放放牛，无聊极了，连连催促父亲打道回府，一路上不断的向父亲保证：我回到家不再复吸毒品。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在单位上在再次和其他毒友又吸上毒品。1992年因我吸毒长期旷工，单位上的领导多次劝说相帮，而我有屡教不改，只好给予我除名处理，同学和朋友渐渐的离我而去。
    1992年底，在外面流浪一年多，四处偷拿，八方拐骗。实在无法混下去，我回到阔别也久的家，父母姐妹不仅不高兴，反而像天上的愁云突然掉到他们脸上似的，整天紧锁着双眉。在外面偷不到，我开始偷闹家里的东西，少到背着家人偷几斤米，多到什么值钱，什么好买就偷什么，这些母亲一直忍着，过春节前，我又把全家养了几个月准备过春节时吃的鸡，明目张胆的拿出去，母亲也还在忍着。那天，向母亲要钱时，母亲没有给我，毒瘾又开始发作，我心急如焚，抓起登子就向母亲头上砸去，“哐！”母亲的头躲闪了一下，她身后的镜子随之破碎。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和父亲一起把我按翻在地上，用铁棍狠狠地抽打我的脚，我软弱无力的呼救：“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救命、救命……”母亲边打边哭着回答：“打断你的腿，打断你的腿，老娘养你一辈子。”我以为随着镜子的破碎，我已经砸碎了母亲的心。然而，第二天母亲又去借来三轮车，在车上面铺上一床厚厚的棉被，父母一推一拉把我送到了医院。
    母亲的嗓门特大，熟悉她的人远远的就能听出是“老尹娘”的声音，虽说母亲平时喜欢唠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母亲和许多中国优秀妇女一样信奉佛教、与人为善、人缘颇好，街坊四邻那个有点小病小灾、伤筋断骨，只要是上门找到，懂一点草药的母亲总是热情相帮、乐此不疲。打小我懂事起就记得，家里面有任何一样好吃一点的东西，母亲都要等齐在矿上工作的父亲和我们姊妹几个。前久，母亲听我说我们有一个同伴生活面临困难，母亲让我从家里送去一些生活用品，我去时，母亲对我讲：“今天我们家里正好炼油，你帮他带只口缸来我铲一点给他。”
　　在我无数次的戒毒中，母亲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我的往救，记忆里最深的还有两次，第一次是2000年，我在戒毒所“中秋节”前夕，母亲去看望我，母亲看到有人背着我上来接见，眼泪哗哗流了下来，听说我的腿病又犯了，母亲哀求着我：“儿啊！你这是何苦，这么多年了，难道你就不能回头。”还是在“中秋节”前夕，那是2003年母亲听说在戒毒所我的腿病又犯了，从个旧到郊区往返几趟车到戒毒所去看我，见到母亲的刹那，母亲的泪如断线的珠子，噗!噗!噗!往下掉，我多想为母亲拭去那心中的苦水，当我伸手碰到接见室的玻璃时，我才意识到一层透明的玻璃已经无情的把我和母亲隔开，成为我和母亲不能超越的障碍，我的泪不争气的喷了出来，我对着电话哽咽着喊：“妈妈！妈妈！我对不起您。几个月以前您天黑去扫地，接连两次摔断手掌骨，我却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理都不理您。”　　
    为筹集毒资，1996年3月23日早晨，我正在街道上拦路抢劫过往的外地人，又被警察抓获，在派出所三楼提审我时，我忍受不了毒瘾发作时的巨大痛苦和惧怕法律的治裁，贼溜溜看看提审我的警察，趁他们不注意，我猛然冲出提审室，提审我的警察突然反映过来边追边叫“有人跳楼，有人跳楼。”跑到栏杆前，我回头看看他们，看看我依恋而又让我痛苦的这个世界，轻轻叹道：“唉！”无奈的从三楼上往下跳。
    等我苏醒以后，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知：右腿粗隆间上段粉碎性骨折，右手鹰嘴骨折，必须做手术才可能康复。家庭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望着站在病床前的母亲；望着母亲为我喂饭递汤；望着母亲为我端尿倒屎的背影；望着母亲推我上手术台时吃力的样子；我的心在流血，多么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多么想能够彻底的戒掉毒瘾。可是，几个月以后，当我可以杵着拐棍艰难的行走时，毒魔又在心里面作怪，不知不觉的我又复吸上毒品。并且，靠零星贩卖毒品来维持我对毒品的需求。
    2002年7月，我杵着拐棍零星贩卖毒品时，有吸毒者由于没有毒资，来抢劫我的毒品，我用随身携带的刀刺伤对方，刀被对方抢过去以后，紧紧地追杀着我，我一面艰难的往前逃一面连连呼叫，当我倒在血泊中已经昏迷，在120的救护车上模模糊糊的听医生讲是110的警察通知他们来的。母亲再次站在病床前哭诉着说：“你这讨债鬼，前世到底差你什么冤孽，今世怎么就还不清你？你怎么就是死不掉？阎王爷怎么就是不收你？”
    2000年至2003年，我先后三次又进戒毒所，但是，每次从戒毒所出来，我又吸上毒品，戒毒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任何意义，在我的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吸毒我还能怎么样。然而2004年7月我又被警察抓到戒毒所以后，在戒毒所组织的“中秋节”文艺活动期间，我遇到了刚调到戒毒所工作不久的盛红副所长，从此，我和盛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戒毒所里，盛副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找我谈心，有一次，在盛副的办公室，盛副问我：“王文，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告诉她：“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盛副又接着说：“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想这个问题。”
    几天以后，盛副通知我去参加中英项目在戒毒所搞的同伴教育培训班，那天，是盛副亲自为我们作培训。在培训中，盛副俨然一副老师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在培训中，她并没有说教什么，而是调动我们的参与性，让我们在活动中，了解毒品，认识艾滋。　　　　　　
    参加完培训以后，我开始思考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最基本的人生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十多年以来就困惑我的问题。我蒙蒙胧胧的意识到我不能在为毒品而活着，我要像常人一样的活着，所以在戒毒期间，我把在盛副那里学到的知识讲给其他同伴听，并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毒品的危害，艾滋病的预防。2005年，在“6.26”国际戒毒日期间，盛副和我一起搞的让戒毒所里的戒吸学员学习毒品知识、艾滋病知识、法律常识竞赛活动中，我建议盛副在加上拒绝毒品、预防艾滋的倡议签名，以此提升戒吸学员拒绝毒品的承诺。
    “6.26”活动结束的晚上，盛副又通知我去她的办公室，当我走进盛副的办公室，盛副笑咪咪的告诉我：王文，你去“绿园”的手续我也帮你办好了，出去以后好好的。那一刻惊喜、感动交织在我的心里，我从来没有想到和盛副闲聊时，我谈过的出去以后要到“绿园”参加同伴教育的事，平时，走路不紧不慢，始终保持一种原则性的盛副会如此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