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活性物质是由精神活性物质向毒品转变中的过渡形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种类范围在不断变化，新的种类不断涌现，部分种类因滥用危害严重而被某些国家列管为毒品。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13年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挑战》中，列举了当前国际上危害形势最为严峻的七类NPS：

　　合成大麻素。大麻是典型的天然毒品，无论是大麻树脂还是大麻油，其有效成分均为四氢大麻酚（THC）。近年来，虽然大麻的成瘾性一直遭到质疑，大麻合法化运动不断兴起，但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仍然将大麻及其制品规定为毒品。

　　合成卡西酮类。卡西酮是一种在阿拉伯茶中发现的生物碱，在化学结构上与苯丙胺类药物相似，服用后会产生强烈的兴奋和致幻作用，是国际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

　　氯胺酮。氯胺酮同样具有致幻作用，其滥用问题日益显著。

　　苯乙胺类物质。苯乙胺类物质是指一类被证实具有精神活性和兴奋效果的物质。

　　哌嗪类物质。哌嗪类物质通常被形容为“失败的药物”，源于其中一些物质曾被制药公司评估为潜在的治疗剂但却从未真正投入市场。

　　植物源类物质。植物源类物质是源自某些天然植物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当前主要流行的为阿拉伯茶、卡痛叶 和鼠尾草，均具有精神致幻作用。

　　其他新精神活性物质。其他新精神活性物质是指无法归入上述各类物质但同样具有滥用潜力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所确定的上述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不同程度的滥用危害。这些新精神活性物质有的已经被部分国家列管为毒品，有的则游离在各国毒品管制措施之外。

　　毒品犯罪分子利用各国毒品管制活动的滞后性和差异性，不断发掘推出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并通过制造和贩运活动推广到世界各地。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13 年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挑战》，目前世界上80个主要国家中有70个出现了新精神活性物质，其中大洋洲2个、非洲7个、美洲11个、亚洲19个、欧洲31个。

　　总体来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多以合法外衣掩盖毒害实质，骗取和吸引人们吸食使用。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禁毒宣传教育活动的广泛普及，人们对毒品的主要种类和滥用危害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制毒、贩毒、吸毒等涉毒行为的风险大大提高。

　　越来越多的毒品犯罪分子将“商机”转向新精神活性物质：一方面，他们宣称新精神活性物质不属于法律所禁止的毒品，骗取人们“合法”地随意滥用这些在实质上有毒害作用的物质。

　　另一方面，他们依托原有的毒品流通和消费市场，向吸毒人员兜售更为“安全可靠”的各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培育发展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人群。例如：将某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冠以“特制药物”“草本兴奋剂”“研究化学品”和“合法兴奋剂”等称谓，并在产品包装上标明“不提供个人消费”，已达到吸引眼球、刺激消费的目的。又如，临床观察表明，吸食合成卡西酮的最普遍症状是焦虑，小到轻微焦虑大到严重的精神疾病。此外，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还存在一定的死亡率。2004年到2008年之间，欧洲报道了6起与吸食哌嗪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死亡事件。

　　从受管制地域流向非管制地域，寻找和开拓消费市场。当新精神活性物质受到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管制时，其在相应的地域范围内就会成为毒品，但在没有实施管制的其他地域则依然为新精神活性物质。

　　毒品管制的地域性差异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毒品犯罪分子盯住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毒品管制范围上的漏洞，寻找制造、贩运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避风港。新精神活性物质由受管制地域贩运至非管制地域后，有关国家或地区之间因为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差异而影响情报交流和查缉行动的协作效果。

　　滥用初期危害性不易察觉，最终可能引发严重公共健康问题。滥用毒品危害后果的发展往往呈现出“荷塘效应”：某种毒品在滥用初期，尝试者更加关注毒品对自身需求的迎合性，而忽略或者回避该种毒品的滥用危害潜力，滥用毒品的危害作用因滥用人数较少而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当滥用问题积聚并突破“临界点”时，原先处于隐形状态的公共健康和社会问题最终全面爆发，所形成的社会危害已呈现出难以扭转的严重态势。

　　影响滥用者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极易引发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随着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处于一种巧妙设计的状态，任何领域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可以说，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充满不安全因素的“风险社会”阶段，高危作业人员或者公共事务管理人员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风险相对较高。

　　如果这些人员滥用毒品，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可能因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直接作用或稽延影响而改变，所实施的行为将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后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绝不亚于合成毒品。一方面，某些新精神活性物质会在滥用者脑中形成奇幻景象，并促使其在现实中做出极其异常的行为，甚至发生恶性伤人案件。另一方面，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行为已从普通民众蔓延至军队等特殊行业，可能酿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