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买提出生于1982年，父母都是生意人，家境还算不错，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他要什么，父母给什么，自己裤兜里5元、10元的零花钱总有几张，娇生惯养的他，10岁那年，开始学着叼纸烟……
小孩子抽烟或许只是好奇，是闹着玩，没有目的或动机，然而脱失了家庭的监管，让他本正常的人生变了轨迹。
买买提的父亲玉素甫在做生意的时候，就结交了一群不三不四的人，1988年就开始从事贩毒到染上毒品，一年后玉素甫教唆妻子也学会了吸毒。当时，他们简单地认为孩子小，不知道大人的生活，更不了解什么是毒品，于是他们由在外面吸转变到在家里一起吸。
买买提上小学，白天吃饭在姨妈家，下午多在馆子吃，接着回家写作业，即便父母回来，也是简单问问，就双双躲到房间里吸毒，他隐约感到父母在神秘得做什么。一次偶然间，父母房间门半开半闭，他听到父母的言谈，看到父母烫吸“烟”的特殊表情，好奇心让他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定是好东西，哪天定要尝尝。”终于有一天机会到来，他乘父母不在家，悄悄地拉开大人的抽屉，模仿父母的动作，开始人生的“第一口”。那年，他只有12岁，上小学六年级……
从此，只要父母不在家，他总偷偷地来两口，这个本来在小学期间就在班里前十名的孩子，慢慢地变得听课精力不集中、思想开小差，随着毒瘾的越来越大，父母那里偷不到毒品，他便开始上街去偷，以至于经常逃学逃课。15岁曾因偷盗被公安部门抓获，后被释放，好不容易混到高三，学习成绩已是全班级里的垫底，考大学彻底无望，他一心盼着早日踏足社会。
“你父母是什么时间发现你吸毒的？”笔者问。
“15岁，上初三的一天，我在家偷父亲的毒品时，被抓个现行。”买买提说。
“当时，你父亲什么表情？”笔者接着问。
“他一下子楞住了，紧接着是一顿拳打脚踢，在我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那么狠打我，一顿脾气发完后，他一屁股座到沙发上，起初他以为是母亲偷吸的，没想到是我，他不停地摧胸报头说，孩子你不能染上这个，不然我们家就彻底完了，父亲显得十分绝望。”
买买提回忆说：等父母发现我吸毒，我已吸了三年多，少年自我控制能力本来就极差，找不到吸的，我就找注的，一天，我还偷用了父母注射毒品的注射器实施静脉注射。后来我知道，发展到静脉注射，我已到了无法挽回的结果。
毒瘾发作的痛苦在我未成年的世界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我无法摆脱毒魔的折磨，在父母面前，我一再保证，要好好上学，彻底戒掉毒品。可我的父母是“瘾君子”，根本无暇管我，最多只是敷衍地过问，根本不到学校了解我的情况，而我不停地辍学，一有空就上街去偷钱包、买毒品，回家后装着学习，可谓是偷天换日、瞒天过海。
我的家庭转眼变得空空的。1998年，母亲因注射毒品过量死亡。之后，父亲更是不着家。坚持两年后，我上完高三，18岁的我没有拿上毕业证就告别了学业，靠打临工过日子。
我常常流落街头，在一次吸毒中被抓，被执行强制戒毒6个月，同年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对人生失去了任何希望，伴我的只有空壳的身体和吸毒的欲望，于是，我是活一天、混一天。
由于吸毒，我和父亲几乎丧失了道德。22岁时，父亲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并结了婚。当时我内心对结婚是很矛盾的，我也不想害别人。结婚后，面对善良的妻子，我虽然戒了毒，但在良心的谴责中，我将实情告诉了妻子，说自患了艾滋病，并与其离了婚。
面对家庭的破裂，父亲卖掉房产，我们靠租房子住维持简单地生活。2005年，父亲因艾滋病晚期治疗无效去世。空旷的出租房就剩下了无助的我，孤独让我又走上了复吸之路。
2009年底，我再次被抓，被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在戒毒所里，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有楼房住、还有热腾腾地饭，从此，我不再为生活发愁，这里的民警对我很关心，生活上中嘘寒问暖，医疗上给予特殊照顾，尽管民警没有告诉我病情，我知道末日的即将来临，因为我的身体已开始溃烂，各种迹象告诉我，这是艾滋病晚期症状，无药可治。
“你对自己的人生是怎么看的？”笔者问。
“要不是父母都吸毒，我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我痛恨死了他们。”买买提说。
“你有没有人生最难忘的事？”笔者问。
“高兴的是我有个幸福的童年，不幸的是我十岁抽烟，十二岁吸毒，变轨的人生将我推上了绝路。如果父母早发现我吸毒，早早送我去戒毒，相信党和政府会挽救我，民警的水平能救好我，我一定会改过的，那么自己的人生也许会变样，但他们没有那么做，我沿着绝路彻底走到尽头。”
“今后还有什么打算？”笔者再问。
“父母先后离去，妻子也与我分道扬镳，归根揭底是毒品，毒品害死了我全家。如果还能回到社会，我想投靠我唯一的亲人--姨妈，孝敬她，直到死亡。同时，我也向天下善良的父母呼吁，在这个多彩的世界，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关心，千万不能溺爱，溺爱会让孩子在成长中看不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更不能失去监管，否则，邪恶会慢慢地占据整个灵魂，我期望自己的悲剧能给世人以启迪。”买买提痛苦地说。
乌鲁木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医生说，买买提病情已到了晚期，即将为其办理保外手续。（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