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用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它将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社会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作为现代社会生态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美国教授查尔斯·扎斯特罗，他把人的生存环境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系统，并强调这三个系统总是处于处于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情境中：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中观系统指小规模的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比如社区、国家、社会等 [1]。

　　

　　吸毒行为在理论上被视为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因为吸毒者本身就是毒品的受害者；但这种所谓“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它所加害的其实不仅仅是吸毒者本人，他的亲人、家庭从他开始吸毒的第 1天起，就被无边无际的痛苦所笼罩。由于毒品的成瘾性、依赖性、管制性和违法性，最终带来毒品的危害性。吸毒导致自己身体、心理、日常生活受损。吸毒不仅危害个体，还会引发激发性风险，毒品危害从个体扩展至家庭，对个体周围的人群造成不确定性的伤害，危及家庭乃至公共安全造成的影响。最终演变成为扩展性风险，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均受到毒品影响，并陷入危机之中 [2]。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等不同的系统都会造成危害。

　　

　　

　　毒品的药理作用具有成瘾性和依赖性的特征，吸毒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吸毒者的外在行为表现为强迫性用药，一旦停药，就会产生一系列功能紊乱和损害性反应（称为戒断症状）。按照毒品的药理性质，毒品分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两大类；而从作用于人体的药理和效果上分类，毒品包括抑制性毒品、兴奋性毒品、致幻性毒品，不同种类的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是不一样的。包括鸦片、海洛因等在内的阿片类毒品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都会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吸毒后，容易发生个体性低血压、呼吸变慢、食欲下降、体重减轻、消瘦。而包括冰毒、摇头丸在内的苯丙胺类毒品滥用的后果是会出现烦躁不安、心跳加速、失眠、肠胃功能障碍。长期使用毒品会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导致神经末梢永久性损伤，使神经系统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

　　

　　由于毒品对人体正常功能的破坏，特别是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使得吸毒者易合并其他各种躯体和精神疾病，如各种内脏疾病、艾滋病、肝炎、结核等各种传染病在吸毒者中很常见。 2017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2017年约有 2.71亿人在前 1年使用过毒品，占全球 15~64岁人口的 5.5%，0.6%的人成为问题吸毒者，正在遭受毒瘾的折磨，以及毒品所导致的丙肝、艾滋病和结核病等疾病的困扰，每年只有 1/7的吸毒者接受治疗。全球近 1 200万人注射毒品， 50.8%患有丙型肝炎（610万）， 12.5%感染艾滋病毒（ 160万）；结核病的患病率约为 8%，而一般人群的结核病患病率低于0.2%[3]。丙肝、结核病和艾滋病是导致吸毒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再加之因吸毒过量、急性中毒导致吸毒人员每年的死亡率大大提高。 2000—2015年，全球直接因吸毒导致的死亡增加 60%，2015年由于毒品使用造成的过早死亡和残疾致使全球失去 2 800万年的“健康”生活年限。截至 2014年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死亡人数达 4.9万名，阿片类吸毒者的死亡率高于一般居民的 15倍 [4]。

　　

　　吸毒人群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一方面是由于吸毒者之间共用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不洁针头、针管，从而造成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传播在吸毒人群中交叉感染；另一方面是吸毒之后产生的性行为混乱、性行为的频繁以及性伙伴的混乱，客观上加剧吸毒者感染和传播性病的可能性 [5]。云南省是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 1989年在滇西边境地区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检查出 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到 2004年末云南省共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2.8万例，感染范围从边境局部地区发展到全省 16个州市的 125个县（市区）；当年，德宏州有吸毒人员2.5万名，累计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8 000多例，接近吸毒人员的 1/3。2007年云南省报告的艾滋病感染人数达 5.7万例，占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 1/4。云南全省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2008年为 6.3万例（其中艾滋病患者 9 752人，累计死亡7 015例），2014年为 79 915例（在全国排名第 1位，占全国 49.7万的 16%），截至 2018年 10月底增加到10.56万人。

　　

　　云南省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率从 2005年的 5.19%下降到 2014年的 1.92%[6]，到 2015年下降至 0.97%，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有 8.65万人，占全国的比例下降到 10%[7]。到 2018年，云南新发现的艾滋病病例中，经注射吸毒传播艾滋病持续降至 10%以下，母婴传播率为 2.24%[8]。目前，性传播成为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流动人口成为重点人群，男男性行为人群成为主要高危人群。《 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海洛因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3.5%，合成毒品滥用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1.4%。

　　

　　毒品对于心理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吸毒者的认知、思维、情绪、行为的影响后果严重。有研究显示，吸毒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个性心理障碍。精神系统出现障碍或变异和病态人格是吸毒成瘾者的一个主要特征， Hoffman在 1964年通过临床观察指出，低自尊是海洛因依赖者最为突出的人格特征 [9]。在海洛因依赖者中存在人格障碍者高达 86%、抑郁者占 23.6%[10]。有医学研究所证实，冰毒吸食者患精神病性和人格障碍的比例明显比海洛因吸毒者更高。也有学者将长期滥用毒品人员的心理特性概括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生活懒散、缺乏意志力；道德观念低落、欠缺廉耻心、善于掩饰且容易撒谎；喜好搞小团体、易随声附和而有集体行为发生；阴险狡猾、疑心重、善用心计；经常感到无奈、无力、无助三无感存在，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三情感淡然，即亲情淡薄、感情虚情、无情彻底等 [11]。

　　

　　

　　吸毒对婚姻关系具有破坏作用，并阻碍婚姻关系的形成 [12]。2006年一项对广州女子戒毒所的调查显示，戒毒女性群体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很低。在已经生育的调查对象中，单亲妈妈（包括未婚生子、分居、离异、丧偶）的比例高达 61.1%[13]。有研究指出，海洛因滥用者的离婚率占 28.9%，冰毒占 5.1%[14]。一项对 118名已婚海洛因依赖者的调查数据显示，海洛因依赖者的婚姻质量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婚姻质量降低和婚姻失调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包括自身吸毒因素、家庭经济因素以及家庭功能受损等，可能使患者丧失维持较高婚姻质量所必需的条件 [15]。课题组在普洱市自愿戒毒康复中心调研也发现类似情况，中心达到已婚年龄的戒毒人员有 300人左右，但已婚比例仅 1/10。吸毒人员的低结婚率除与戒毒学员低龄化有关外，其主要原因有 4个：一是毒品降低吸毒人员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不愿结婚；二是由于社会上对吸毒人员的歧视，吸毒人员被婚姻市场排斥，找不到婚恋对象，婚姻隔离减少吸毒人员形成固定婚姻关系的可能性；三是他们深知毒品的危害，不愿再牵连他人，不想结婚；四是吸毒破坏已有的固定的婚姻关系，丈夫吸毒而妻子跑掉或离婚的现象比较常见。

　　

　　药物滥用者是各种功能和能力的完全紊乱，吸毒只是这种功能的一个表现，并且吸毒又加重他们业已存在的紊乱问题 [16]。通常，无固定职业的人员吸毒的比例要高于有固定职业的人群（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等）和在校学生，这说明无固定职业是吸毒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无业者吸毒的可能性远大于有固定职业者，如美国无业者的药物滥用率高于有业者 40%，而俄罗斯前者更为后者的 3倍 [17]。一方面无固定职业容易受社会影响而使用毒品，流动性职业者更易获得毒品；另一方面随着毒品滥用加重，滥用者日益贫穷，吸毒对职业功能造成明显的损害，失业、停业比较常见，所以吸毒家庭大都比较贫困。再兼之反复的吸毒行为在不同程度上破坏吸毒人员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家人放弃、朋友疏离、婚姻关系破裂。吸毒者的家人通常要直接面对吸毒者在成瘾之后的种种不良行为，承受吸毒家庭成员关系恶化之痛，家人通常会有更高的焦虑、应激和其他行为障碍水平，时时担忧吸毒人员的健康问题和被抓。一个人一旦染上毒瘾，成为毒品的臣服者，就会失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所以，吸毒家庭的成员之间关系疏远、缺乏交流，多为“冷落型”家庭。

　　

　　吸毒对整个家庭带来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如父母的养老、子女的就学、家庭的社会支持等。他们吸毒贩毒，一旦被判刑或感染上艾滋病，受害最大的却是家庭的老人和孩子。在云南涉毒民族村寨里，常出现“父母吸毒、孩子遭殃；孩子吸毒、父母流泪”的悲惨景象，家庭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吸毒人员或死亡或入监，或患病或疯癫，贩毒者外出贩毒或离家逃亡，家里只剩老弱病残留守，老龄化和幼龄化现象在村里日趋严重，带来民族地区家庭结构失衡、老无所依、幼无所养、村寨了无生机。很多民族家庭为此落得人亡财散的结局，给家庭成员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产生极大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

　　

　　从危害看，毒品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也不只涉及本人及家庭，更多地圈及村寨、乡镇、州县、省市乃至更为广泛的区域，所形成的伤害性影响已经涉及当地人的经济生活、婚恋生活、文化生活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由于吸毒泛滥，一些吸毒较为突出的少数民族村寨姑娘不愿嫁在本地，大多外出打工、嫁人；已婚的年轻妇女抛家舍子，跑到外地打工，有的甚至为吸毒卖儿鬻女。因此，吸毒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成为毒品问题最大的隐形受害者。

　　

　　

　　吸毒不仅导致个体健康和家庭生活受损，并且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问题。由于毒品的昂贵价格和吸食者日益增加的需求，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一旦吸毒成瘾，很快就会吸光所有的积蓄和家产，变得一无所有。因而，由吸毒而衍生出的贩毒、诈骗、盗窃、抢劫、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以卖养吸”“以贩养吸”的情况非常突出。如果长期吸食兴奋类毒品，会使得吸毒者产生狂躁、敌对感增强、攻击性强、情绪不稳定、行为失控、以自我为中心等特征，妄想、好斗，从而引发自伤自残、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笔者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一派出所调查时得知，当地吸食新型合成类毒品较多，会出现“发疯”、胡言乱语、幻觉等症状，当年就接到 3起吸毒人员吸毒后产生幻觉怀疑被人追杀的报案。如果吸毒后开车，由于神志不清、缺乏空间感和时间感，因“毒驾”等肇事肇祸案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公安安全。有的毒品如氯胺酮、神仙水、开心水可以调动人的性欲阈值，常常被不法分子作为性药、迷奸药来使用，当吸毒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时，就极有可能犯猥亵罪和强奸罪。《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经吸毒人员数据库与刑事案件数据库比对，2014年全国破获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 14.9万起，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 12.1%，其中杀人、绑架、强奸等严重暴力案件 300余起，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性案件 7.2万起，涉毒犯罪案件4.7万起。

　　

　　大都数吸毒人员身体羸弱，丧失劳动能力，无力耕种土地，土地或荒芜或变卖，严重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在云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本来就经济贫困，再加上吸毒人员增多，影响边疆经济发展，阻碍生产力进步，因毒致贫、因毒返贫的现象较为常见。正如课题组在云南边境地区调查时一位基层干部所说的：一个家庭中，只要有 1个人吸毒，就足以拖垮这个家庭；一个村寨里，只要有 1/10的家庭中有人吸毒，就足以拖垮这个村寨。

　　

　　毒品致使无数个家庭破败与消亡，在有的毒品严重的村落，“死绝户”的房屋破烂不堪，积满灰尘，长期没人住。在一些边境村寨已经呈现“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在四川凉山州 90%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彝族，特别是农村彝族人口，主要感染源为吸毒 [18]。有学者曾在 10年前就指出“在边疆民族地区，因吸毒、感染艾滋病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大量增加，导致妇女大量远嫁他乡，遗孤老人、遗孤儿童增加等因素，一些少数民族人口将严重减员，民族村寨出现人口负增长” [19]。毒品成为阻碍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羁绊。

　　

　　由此可见，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毒品问题的危害具有复合性特征，吸毒产生的负面效应具有复杂性、系列性和持续性。它既具直接、短期、显性的影响，危害身体健康，戕害吸毒者的个体生命；更具有间接、长期、隐性的影响，瓦解无数的家庭，破坏家庭社会生态系统，将其风险波及每个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他们成为毒品最大的隐形受害者。长期以来，我们仅仅关注涉毒人员本身，从他们主体性视角谈论毒品的危害，而忽略在家庭层面被毒品影响的儿童群体和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影响。目前，吸毒成瘾家庭困境儿童成为国际上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在今后我国的禁毒工作中，须对涉毒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的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此外，毒品问题更需要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去看待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