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毒品预防教育理念

　　

　　与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实践现行国际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是全球毒品控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全球毒品控制体系，则与美国禁毒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有着莫大关联。［1］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国际毒品控制体系还是国际毒品预防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美国因素都是其中无法绕过的重要节点。①　

　　

　　自1914年美国第一部联邦禁毒法《哈里森麻醉品税法》（The　Harison　Narcotics　TaxAct　of1914）问世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里，美国联邦的禁毒执法实践始终视吸毒成瘾为 “犯罪”而非 “疾病”，成瘾者远离现代毒品的 “治疗”与 “康复”措施，皆并被置于严厉的法律惩戒之下。1926年，美国主办了第一届全球麻醉品教育会议，国际专家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当时国际上部分国家不断增长的吸毒成瘾和相关犯罪问题，倡议对毒品滥用行为加以严厉禁止。［2］24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有关毒品教育的重点开始由曾经的针对毒品滥用现象的大力宣传，转向针对潜在毒品使用人群进行毒品使用后遗症恐惧心态的培育，进而达到减少毒品使用现象的终极目的。［3］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伴随着反主流文化运动开始在欧美出现［2］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反主流文化运动开始在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中盛行，作为主流文化背叛性结果的形形色色亚文化之一的毒品亚文化（DrugCulture）亦开始广泛传播，导致了战后 “婴儿潮”人群吸毒现象的大幅增加，并成为当时最为凸显的社会问题。［4］1968年，在美国民主党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有关联邦缉毒机构 “一号重组计划”中，“推进全国性关于药物滥用及其消极性影响的公共教育项目”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5］这是美国禁毒史上首次将毒品预防教育作为联邦机构的一项任务指标，体现于联邦政府的文件之中。从尼克松时代开始，在不断加码 “毒品战争”（War　on　Drugs）的同时，美国政府依然需要面对年轻人使用非法毒品的严重社会问题。显然，一味地打击并非是有效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不断探索惩戒手段之外的禁毒策略，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青年人远离毒品的预防教育，已经日益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各国共同关注的缓解毒品问题的重要手段与方法。

　　

　　在美国，1966年的《麻醉品成瘾者康复法》（NARA--Narcotic　Addict　RehabilitationAct　of1966）为成瘾治疗构筑了初期法律基础。1972年，《药物滥用办公室与治疗法》（TheDrug　Abuse　Office　and　Treatment　Act　of1972）的出台，则确立了联邦资助毒品预防与治疗的理念，从而使已普遍存在的毒品预防实践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后，毒品预防体系得以延伸，其中，毒品预防教育的法律依据源于1978年通过的《酗酒与毒品滥用教育修正法案》（Alcohol　and　Drug　Abus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1978）。至此，现代意义上针对不同人群的 “三级毒品预防体系”得以完全确立。［6］现代国际毒品预防教育体系一般秉承三级预防机制。一级预防机制针对的是普通人群，该机制主要是通过提升包括儿童在内的广大未成年人群对普通毒品及其危害的认识，以期达到预防毒品使用的效果。二级预防机制针对的是包括已在吸毒但尚未成瘾的潜在高危人群，从而达到预防毒品滥用的效果。三级预防机制针对的是吸毒成瘾人群，目的在于通过截止或减弱市场与该类人群的毒品供求关系，从而达到弱化毒品市场对毒品需求的效果。

　　

　　美国的毒品预防教育积极开展于学校教育领域与居民社区。在学校教育方面，从学生幼儿园阶段开始，学校便设置预防酒精、烟草和药物滥用等七个级别的整套课程，着眼点在于美国禁毒法所列管一级危险成瘾物质的预防。①另一方面，毒品预防教育的主阵地落在社区，除了 “终身学习”（Learning　for　Life）与 “青少年预防”（Tens　in　Prevention）项目外，由美国 “全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ONDCP--O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以下简称ONDCP）主办的 “无毒社区”（DFC--Drug--freCommunities）项目，则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社区预防措施。［6］　

　　

　　“无毒社区”项目始于1998年，它以《无毒社区法》（DFC　Act　in　1997）为依据，由美国ONDCP负责实施，至今已推行二十余年，在全美范围内目前已建设有698个 “无毒社区”。“无毒社区”项目的最大特点是牢牢立足于社区，以 “当地问题当地解决”方针为其基本特色，活动资金虽源自美国联邦政府，但具体实施则依托于各个社区力量。项目注重于社会横向联动，由社区联合委员会负责项目的具体事宜。为保证兼容并纳更多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力量和个体志愿者参与项目建设，社区联合委员会由来自同一社区但从事不同领域工作的人群组成。总之，“无毒社区”项目从改善社区环境入手，既保证了社区在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中所具备的整合多方资源的便利性，也诠释了集结社会多方力量联合禁毒的真正意义。［7］

　　

　　（二）欧洲国家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实践

　　

　　伴随着全球吸毒人员低龄化现象日趋明显，预防并减少青少年的毒品使用已然成为全球共识。虽因法律、文化、历史的不同，欧洲各国的预防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对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致的。　

　　

　　英国最早在2000年开始执行 “光明未来”项目（Positive　Futures）。该项目在于扩大青少年的视野，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从而减少药物滥用行为的发生。［8］从2004年至2008年，英国推广实施了 “全国青少年交付计划”，其目的是加强政府部门对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责任。为实施该计划，2004年，政府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用于解决青少年毒品问题的资金达到了5890万英镑。英国在各级学校中设立了警察联络官，专门负责在校学生的毒品预防教育和禁毒师资力量的培训，营造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研究的良好氛围。［9］近年来，英国毒品预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建立涵盖早期预防、家庭支持、药物教育和有针对性的专家指导的终身毒品治疗策略。普及药物预防已经成为学校科学课程的法定组成部分，并通过非法令性的 “个人、社会和健康教育”项目（PSHE--Personal，Social　andHealth　Education）进行扩展。2014年，英国公共卫生厅（Public　Health　England）推出了一项面向年轻人的在线资源 “超越”（Rise　Above）项目。此项目主要针对11岁至16岁的青少年，旨在通过鼓励的方式让青少年参与各种活动来培养技能，以利于他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从而达到杜绝药物滥用的目的。［10］　　

　　

　　奥地利毒品预防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和特点是将预防措施扩大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与年轻人有关的领域。就社会环境的预防措施而言，主要落在确保为年轻人提供安全的教育和娱乐环境，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健康和安乐，而学校则是奥地利实施普遍预防措施的主阵地，各省还另设有 “成瘾预防处”（Addiction　Prevention　Units），以指导地方和区域相关部门组织实施毒品预防工作。资金主要来自各省的 “健康促进资金 ”（Health　PromotionFunds），其余部分资金源于联邦政府和社会捐助。对于不同年龄的青少年群体，奥地利各地学校则开展针对性的校内预防教育项目，其中着名的有针对6岁--10岁儿童的 “独立自主养成”（Eigenstandig　Werden）项目和10岁--14岁儿童的 “优化”（Plus）项目等。［11］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毒品预防教育体系较之海外起步较晚。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过境毒品逐渐渗入中国各地，沉寂多年的吸毒现象在我国再次复发。那些备受青少年青睐和眷顾的迪吧、酒吧、夜总会、KTV和RTV等娱乐场所，成为了他们使用合成毒品的 “摇篮 ”和 “温床 ”，与青少年吸毒问题密切相关的毒品亚文化现象也因此得以迅速传播与发展。［4］2004年5月，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家禁毒委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 “预防为本 ”的禁毒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写入禁毒工作方针。2008年6月1日，《禁毒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二章 “禁毒宣传教育 ”第13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至此，中国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禁毒工作需以预防教育为首要任务的法律理念。［12］2015年8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中宣部、教育部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规划（2016-2018）》（以下简称《三年规划》），首次以国家规模启动了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的 “6·27”工程（以下简称 “6·27”工程）。［13］2016年1月，国家禁毒委办公室更明确了 “6·27”工程的努力方向：“必须把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置于禁毒工作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14］2018年末是《三年规划》的验收之期，至此， “6·27”工程已基本完成了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布局。

　　

　　（一）以学校为主阵地的源头预防工作

　　

　　《三年规划》由14个部门联合制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层面上对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视和介入程度。“6·27”工程，以学校为主要阵地，以10岁--25岁的青少年为重点对象，构建全国范围内完善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体系，以实现增强青少年的禁毒意识、降低新滋生吸毒人数的教育目标。

　　

　　（二）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

　　

　　《三年规划》从多方位设置了20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其内容涵盖了落实预防教育课时、建立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基地和网上展览馆、开展职业培训、落实社区责任、提供经费保障、关注留守儿童和外出务工群体、完善日常检测制度、开展教育效果评估以及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毒品预防教育工作。［15］

　　

　　（三）社会联动的治理机制　

　　

　　由国家禁毒委牵头统筹各方面资源，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优势，形成全社会联动的治理机制，以解决日益凸显的涉毒人群低龄化问题。在此治理机制中，“6·27”工程紧紧围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由各地禁毒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制订规划，策划宣传活动，教育、文化、广电、网信、工信、公安等部门和工青妇组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形成了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13］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不断壮大禁毒基金会、禁毒教育基地、禁毒志愿者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禁毒社会组织，将新媒体、新技术更多地运用到毒品预防教育中，以求在各地禁毒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完整有效的毒品预防教育体系。［15］

　　

　　（四）百花齐放的实践创新　　

　　

　　三年间，在国家层面上，为深入推进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创新 “互联网＋禁毒教育 ”思路，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开发了具备 “教、学、考、评”等功能，并能够把宣传教育、课堂教学、评估考核和互动体验融为一体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此平台于2018年6月25日正式上线，并投入使用。［16］地方层面上，全国各地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总部署，精心谋划，不断创新实践方式，做到亮点纷呈，百花齐放。如，天津市加强落实毒品预防专业化和预防教育专业化的 “双重专业化 ”师资培训，同时，设计了新型毒品预防教育辅助教材，根据不同学龄段特点，提供了大量的学生教育实践活动建议，从而使参与其中的青少年能寓学于乐。［17］陕西省铜川市委市政府将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以及 “平安铜川 ”“法治铜川 ”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构建预防为主的毒品预防教育传导体系中，形成了学校引导学生、学生带动家长、家长影响社会的毒品预防教育传导体系。活动开展以来，全市9.26万名学生辐射带动近60万人参与识毒、拒毒和防毒，占全市总人口的72.2％。［18］2018年，福建省深入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培训禁毒师资1.3万人，组建学生禁毒志愿者队伍3059支，共计15.3万人。全面开展全民禁毒宣传工程，依托全省城乡1.15万个科普专栏、广电网络等平台积极开展禁毒公益宣传，举办了系列歌剧、专题访谈、全省禁毒演讲比赛等禁毒系列宣传活动，全面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2018年，全省新发现吸毒人员数在2017年下降35％的基础上，同比又下降了26％。①宁德市蕉城区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建设毒品预防教育基地，建成 “毒品之殇 ”影像交互设备、电子签名台、禁毒电子百科丛书、智能交互机器人、“毒面 ”模拟系统、禁毒VR（Visual　Reality）一体机、互助答题设备等高科技电子产品。通过禁毒VR一体机的 “吸毒 ”体验，让学生们真切感受毒品带来的不良反应。“毒面 ”模拟系统通过采集体验者面部图像，模拟如果染上毒瘾，两年、三年、十年后自己的样子，从而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毒品对人体的严重危害性。①

　　

　　

　　经过三年的大力建设，“6·27”工程基本实现了《三年规划》的目标。在 “6·27”工程建设中，行政机关的参与度甚高，从决策、执行到评估，整个预防教育体系是自上而下的纵向管控，从而为近年来的预防教育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经费保障和技术支撑，各项设施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同时，还契合青少年群体的需求，结合互联网，充分利用新科技、新技术，将科技成果融入禁毒工作，创新形式，打造禁毒科普教育新模式，发挥新媒体技术特色，运用一切可利用的传播平台，寻找和发现最佳结合点、切入点，创建网站、微博、微信等全媒体毒品预防教育网络宣传矩阵。全国各地之间互通有无、经验共享，在相互借鉴中相互促进，有效地解决了时间上的后发短板，效果显着。　

　　

　　根据《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8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减少26.6％，其中35岁以下人员同比下降31％，有30个省（区、市）涉毒违法犯罪人员中未成年人所占比例下降，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成效继续得到巩固。”由此可见，经过努力，“6·27”工程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国内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格局，并收获了一定的成效。　　

　　

　　中国毒品预防教育的实践与成效，受到了不少国家的关注与肯定。2017年4月，菲律宾总统府禁毒委员会马里亚副部长带领的高访团曾专程前来中国考察，先后参观了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示范校福建省晋江市毓英中学、晋江市金井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地，充分肯定了我国目前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和社区戒毒康复等方面的工作和经验。此外，马里亚副部长也对晋江毓英中学坚持毒品预防教育、自编校本教材、开设毒品预防教育选修课、开辟禁毒教育展览厅以及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宣传主阵地所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19］2018年7月17日，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芬兰等13个国家及上合组织秘书处30余名禁毒警务联络官到北京天康戒毒康复所参观首都禁毒工作成果，听取了北京市禁毒部门关于25年来首都禁毒工作的介绍，对北京市依法禁毒、文化禁毒、预防教育等方面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高度评价。各国禁毒警务联络官表示，中国经验对世界各国均具有借鉴意义，希望今后有机会加强交流合作。［20］

　　

　　

　　“6·27”工程打造了我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全方位格局，收获了不俗的成效，并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和后续考证的问题。其中，如何在国际视域下汲取积极元素，立足本土，建设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长效机制；如何更合理适度地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社区角色，实现学校与社区携手并举，将是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一）构建毒品预防教育的长效机制

　　

　　“6·27”工程构建了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全新格局，而保持这种格局的关键则取决于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长效机制的建立。此机制的构建需要社会各界的认识度和参与度，同时辅以常态的学校教育和契合时代特征的宣传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长效目标。　　 

　　

　　“6·27”毒品预防教育工程是以学校作为毒品预防教育的主阵地，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工作，已经具备了相应的量化指标和绩效考评标准，形成了一套较为实用的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毒品预防教育在各地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参差不齐的状态还是相当明显。鉴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思想意识的差异带来的课程安排形式上的不同，毒品预防教育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普及程度上的高低差别，某些地区甚至在形式事项上都出现了不少偏差。以C省学校为例，小学生接受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比例为84.4％，初中生为94.6％，高中生／中职生为97.1％，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为94.7％。但在毒品预防教育专题课程设置方面，高三年级则因高考原因而致空白。［21］总之，这三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要保持 “6·27”毒品预防教育工程的实际成效和后续长效，依然需要组织专门机构或研究人员展开进一步的实证调查与研究，考察内容需涵盖师资队伍建设、资料建设、课件制作、课时安排和活动设计等全方位的事项。尤其是，为避免 “一刀切 ”现象的发生，因地制宜应对预防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及城乡差别，应成为全国各地毒品预防教育实践中的重要考量内容。在此意义上，奥地利所推行的以学校为本的课程预防计划，除了纯粹的课程建设和教育外，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社会心理素质及生活技能等内容，值得中国借鉴。

　　

　　（二）合理适度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

　　

　　《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40.4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其中，35岁以上114.5万名，占47.6％；18岁到35岁125万名，占52％；18岁以下1万名，占0.4％，吸毒人员年轻化特征依然明显。①青少年毒品滥用的严峻现状，对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说教、传单、海报、挂图、短片等宣传模式固然可以继续发挥其必要的作用，但是，针对知识更新极快的青少年一代而言，采取与时俱进、夺人眼球的新型预防教育手段将成为必然趋势。“6·27”工程实施期间，“虚拟仿真”（VR）技术已在全国多地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中得以应用，充分体现了先进的科技性手段与现代毒品预防教育的有机结合，这无疑是符合新形势下青少年心理需求的一种不错选择。　

　　

　　在应用高科技手段的过程中，合理适度是重要原则。VR技术的最大特征就是可以将虚拟空间带入人的视觉，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和现实的直观感。因此，在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研发互动体验技术中，应有效把握体验内容和场景设置强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不应一味强调主观上的效果，而制作失实且不合理的 “恐吓性 ”内容，甚至因此给低龄儿童或心理脆弱的青少年体验者带来其他方面的心理障碍。VR技术虽是目前技术条件下的相对良选，但其真实成效如何还有待后续跟踪和个案分析加以验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区域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被不断应用于提升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预测、预警、预知能力。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毕其功于一役 ”的功利思维绝非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福音，而如何合理使用新技术始终都应是毒品预防教育实施过程中需要考量的要素，也是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学校教育与社区工作并重的努力方向

　　

　　尽快形成以 “政府导向、社会参与、政策支持、重点资助 ”的禁毒社会化格局，是国家禁毒委员会推行毒品预防教育的目标。［22］结合近年来中国 “6·27”工程的社会实践，这一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运动可被视为由政府领导的自上而下且声势浩大的社会工程。在各地政府、禁毒和民政等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无论是 “6·27”工程的政策与措施的出台，还是与该工程有关的资金与人员的调配，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开展的。即使是不断扩大的志愿者队伍，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介入的痕迹，至于民间力量的参与，只是更多地体现在基金捐助、社会组织协助等辅助形式上。就此意义而言，与前述美国 “无毒社区”项目的联邦政府引导、社区自我合作解决毒品问题相较，中国 “6·27”工程更多的还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国家工程--由国家统合社会上所有可统合的力量，一手主导并于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的毒品预防教育工程。　　

　　

　　2016年全面启动的 “6·27”项目，在国家禁毒委员会的牵头下，以各地政府集结各相关职能部门力量为主导，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在全国大中小学的课程里植入了毒品预防教育的所有课程，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以学校为主体的毒品预防教育全面布局。如此高效，唯有中国这样具有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国家才有能力实现。毋庸讳言，中国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实践在取得高效布局的同时，如何夯实已取得的系统成果，及时解决 “三失人员”①的毒品预防教育问题，应该是后 “6·27”工程时代所应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实践表明，学校拥有庞大教育体系所具备的先天性丰富资源，自然是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依托的重要阵地，但现有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系统却很难解决无组织、无管理人员的失控与防范之疏。而社区作为青少年的必然归宿场所，如何真正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应是中国毒品预防机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虽然无法单纯评判中外青少年毒品预防项目的优劣胜负，但不同国家的毒品预防教育实践有着不同的特征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前述由美国联邦政府引导社区联合委员会主办的 “无毒社区”项目，显然无法以成建制的规模化形式迅速地向全美各地铺开，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日，该项目总数也不足700个。就项目数量而言，“无毒社区”项目的建设效率可谓是不足称道的，但若换位思考，“无毒社区”项目恰恰也是一项植根于社区并且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青少年毒品预防良品项目，它的长效机制显然与其立足社区、并依靠社区的引导方向密不可分。　

　　

　　在惊叹中国 “6·27”工程布局效率的同时，还需意识到，禁毒与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只有精耕细作并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最终收获胜利果实。在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千千万万个社区，虽然在戒毒和成瘾康复等建设和运作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其显然还需要在毒品预防教育中夯实基础、拓展实践。由此，加大资金与人员投入，扩大社区的组织功能，优化社区环境、设施和服务，加强卫生管理和健康文化建设，增强青少年的社区融入程度和归属感，充分发挥社区在毒品预防教育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应是中国 “6·27”工程建设实践的自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