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禁毒以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较多地接触相关知识的往往是没有“高危行为”的人，而最需要知识的有“高危行为”的特殊人群却往往接触不到相关的知识，成为宣传教育的盲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吸毒以及卖淫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文化程度一般比较低，他们往往很少阅读严肃的报刊，而是喜欢看格调低下的“地摊小报”，而“地摊小报”上根本没有戒毒以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内容。 

　　此外，吸毒以及卖淫都是“地下”行为，吸毒以及卖淫人员是一个隐蔽的人群，这就加大了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的难度。同时，在对这些特殊人群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来自传统的社会观念的阻力。 

　　向吸毒人员宣传与他人共用注射器的危害，教育他们使用清洁的针头，以及向卖淫人员宣传使用安全套，可以改变他们的危险行为，有利于防止艾滋病的传播，降低吸毒及卖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这样的宣传工作目前在国内还不能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对吸毒和卖淫行为的放任甚至是纵容，因此，宣传教育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困难。 

　　近年来，一些宾馆饭店为住宿客人提供安全套，一些大学校园里设置了“售套机”，这有利于防止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但是，这些做法却一度遭到社会舆论的贬斥。因此，社会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大家都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抽象的道德层面。 

　　在吸毒、卖淫等特殊人群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往往会受到公安部门的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工作的开展。因此，众多专家呼吁，应修改有关“禁娼”和“禁毒”的法规中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关条文，保护和支持医疗卫生人员、社会工作者、民间团体在高危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工作。 

　　与过去相比，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宣传教育工作的环境正在逐渐变得宽松，前景是好的。他认为，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对有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社会观念也应进行转变，为在高危人群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问题之二：大中城市的宣传工作搞得较好，小城市、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相对较差，“边缘人群”需要关注。 

　　大中城市由于信息发达，宣传的效果比较好，而小城市、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由于文化、经济落后以及信息闭塞等原因，宣传的效果要差很多。侯所长介绍说，在农村地区，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还不到50％。 

　　过去，农村人口比较稳定，公社、生产队等组织容易发挥作用，而现在，农村人口流动性非常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了“边缘人群”。自身的文化层次、生存方式以及宣传工作的不足使他们成为了宣传工作的“软肋”。 

　　有人曾在民工等流动人口中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只要具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可以看懂，深受民工们的欢迎，有的人不仅自己看，还认真地保存起来，过年回家时带回去给家里人看。可见，这一人群非常需要相关的知识，遗憾的是适合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大，如果忽视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就会留下巨大的漏洞，河南、山西等地之所以会出现因卖血导致的艾滋病流行，就是因为人们不懂。因此，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把九亿农民牢牢“抓住”。 

　　问题之三：宣传工作的声势与实际效果存在反差。 

　　有的地方搞宣传工作时往往是声势比较大，看上去很热闹，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请领导、请媒体、请专家，报纸上见字、广播里有声、电视里见影，但是，有关知识并不能入户、入心、入脑。侯所长指出，不能只从报纸、杂志上登了多少次，广播、电视里播了多少回来衡量宣传工作的成效，而应注重宣传工作的人群覆盖率，尤其是对“高危人群”的覆盖率。目前，国内很多地区都在开展针对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但多为小范围的、研究性质的，大面积的很少。 

　　我国对儿童免疫有一系列的规定，比如，对脊髓灰白质炎的免疫率按规定必须达到 85％以上，禁毒、戒毒以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也应达到85％以上的人群覆盖率，并且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侯所长说： “禁毒教育要脚踏实地，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一户地搞，要普及到‘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