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时期，各项防治措施正在全面推行。但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性很大，使中国的毒品伤害控制和艾滋病预防教育面临复杂的局面，如果不考虑不同目标群体的特殊性并采取多样化的防治策略，如果不注重各民族的参与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我们的工作将陷入被动并缺乏针对性和持久性。

　　一、目标人群的多元文化背景是禁毒和艾滋病防治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事禁毒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吸贩毒人员和艾滋病感染者中，少数民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登记的HIV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36%。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6个省区（云南、河南、广西、新疆、四川、贵州）中，除河南省外，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区。云南的感染者主要分布在边境各地州，新疆的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街区，云南省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有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四川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少数民族占50%以上，新疆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少数民族甚至超过了80%。

　　在受到毒品威胁的几十个民族中，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彝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遭受的伤害最严重。以景颇族为例，总人口只有13万，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4883人，陇川县景颇族青壮年男性吸毒人数占同龄人群的50%以上，许多村寨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上述情况说明，边疆少数民族已经成为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群体。因此，中国的青少年毒品和艾滋病预防教育要针对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目标人群。

　　二、经济文化的差异是少数民族青少年成为易感群体的重要因素

　　少数民族之所以成为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群体，是由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易感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根据我们这几年的调查，导致少数民族青少年成为易感人群的主要因素有：

　　1、少数民族青少年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绝大多数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汉语文能力弱，不能通过主流媒体接受预防教育，普遍缺乏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法律常识；

　　2、地处边疆，直接受境外黄、赌、毒的影响，毒品贸易成为当地经济的一部分，吸食毒品成为青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涉毒人口有日益低龄化的趋势；

　　3、中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贫困人口依靠传统产业已经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不得不大量进入城市，而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因为文化障碍、社会歧视和缺乏现代生活的基本技能，难以找到正当职业，许多人结成团伙，靠偷盗、抢劫、卖淫、拐卖人口等违法活动谋生。接触毒品后，贩毒成为他们最直接的赚钱途径。但从事这些高风险的行为，又使他们的精神长期处在高度紧张状态，吸毒就成为他们消解心理压力和获得满足感的最好办法。由于收入极不稳定，他们采用静脉注射吸毒和共用针具的概率非常高。

　　4、少数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非常注意保持族群界限以维护认同，而吸毒人群的排他性和流动性都很强，外人要接近他们比较困难。所以，针对他们开展工作的难度大。

　　5、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因素，少数民族青少年开始性生活的年龄比较小，婚前性自由导致多性伴的特点比较突出，通过性途径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危险性大。

　　6、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乡村民众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防治外源性疾病的能力弱。

　　7、由于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家庭生育2-3个孩子，传统上少数民族又习惯早婚早育，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少年儿童问题要比内地省份要严重得多。

　　上述分析说明，文化的边缘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少数民族青少年成为易感群体的主要因素。我们探讨预防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就必须要分析青少年面对毒品和艾滋病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及其原因。只有找到症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三、基于文化和传统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和行为干预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5个少数民族。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国家总人口的8.4%。但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却占国土总面积的64%。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共计155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不同就意味着语言、文化、宗教甚至价值观上的差异，区域不同就意味着有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个基本的国情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我们处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各民族都要共同面对的公共危机的时候，必须基于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然而，在这个强调“一体”，而忽视“多元”的社会进化论依然盛行的国度，在这个全球化浪潮似乎要消弭所有文化差别的价值普适主义的时代，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推行社会改革方案，人们往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公式化，以同质化的思维处理差异性的问题，忽略了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必须要解决方法、途径和策略的地区及民族的适应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毒品和艾滋病预防教育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忽视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特点、缺乏少数民族社群的积极参与以及不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等关键问题。致使预防艾滋病的常识还没有被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接受，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还没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干预。各种阻断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措施，因为没有充分的投入和合理的配置资源，而不能全面推行。针对各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特点、趋势、后果及防治策略的调查研究也没有深入展开。此外，少数民族民间社会力量的动员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也相当低。

　　大家知道，吸毒是一种消费行为所导致的对药物的严重依赖，感染艾滋病是人们不安全的行为所产生的致命后果。因此，毒品伤害控制和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是调整行为人的行为方式，降低行为的不安全性。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预防和干预高危行为？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也是受其自身的思想意识、文化修养和社会遭遇所左右的。虽然，吸毒成瘾的方法和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各群体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导致人们发生这些危险行为的原因却与人们的文化处境和社会遭遇有直接的关联。因此，针对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行为特点探索并实施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模式，使本土资源和目标人群进入预防和关怀体系，是当前艾滋病防治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药物依赖和流行病社会控制的主要任务。

　　四、基于文化和传统的毒品伤害控制与青少年行为教育所取得的经验

　　我们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从2001年就开始针对民族地区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展开调查，先后争取到中英性病艾滋病合作项目、世界银行、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中美商会、美慈国际、耐克基金会、美国中国艾滋病基金会、默沙东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开展了“本土资源与弱势群体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模式”、“毒品和艾滋病社会文化控制行动”、“云南、新疆的毒品伤害控制研究与政策倡导”、“受毒品和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利用民族文艺形式开展艾滋病教育”、“在少数民族乡村建立同伴教育网络”等示范性课题。

　　我们的目标是：强调在不同民族地区开展禁毒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特殊性，探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艾滋病预防关怀策略。我们注意到，一些部门和机构在民族地区开展的项目，往往都是因为忽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不重视少数民族自身的参与，才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反，那些做得比较好的项目，都是注意运用当地民族的文化手段并动员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宗教人士、乡村社会精英和高危人群积极参与的项目。

　　2005年的两次调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我在云南省瑞丽市参加的一项活动。这项活动是由瑞丽市民族宗教局和市佛教协会组织当地最有影响的几个佛爷，深入各寺院巡回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群众怀着虔诚的心情静静的聆听佛爷们用生动的事例讲述毒品的危害，让信众在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中受到教育和感化，达到了最好的宣传效果。我的体会是在信仰宗教的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没有人能够代替宗教领袖的作用。

　　另一次是我在新疆伊宁市考察针具交换项目。伊宁市CDC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街区建立了若干个固定的和流动的针具交换点，形成了一个针具交换和安全套免费发放的网络，接受服务的吸毒人员逐渐增多。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少数民族高危人群中打开局面，最关键的是他们依靠当地人来开展这项工作。直接负责项目实施的人员和针具交换点上的志愿者几乎都是维吾尔族。在新疆也只有本民族的人士才能接近吸毒人群，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配合。我还注意到中英项目在云南发放了用傣文编写的宣教材料，中奥项目在新疆使用了维吾尔文的宣教材料。

　　在这里，着重介绍我们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开展工作的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支持当地的两个民间组织开展工作：一个是由彝族乡村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以毒品伤害控制为目标的“昭觉县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一个是由彝族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联合发起成立的，以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彝族妇女儿童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这个民间禁毒协会4年来所开展的活动包括：依据习惯法，制定乡规民约，成立守村护寨的“禁毒巡逻队”，打击贩毒活动；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组织“青少年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各村寨巡回开展禁毒宣传演出活动，组织吸毒人员在社区内集中戒毒；发挥家族的作用，对生活困难的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给予救助，保证他们在社区内能够正常稳定的生活。

　　由我们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支持成立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NGO），在两多的时间里，针对艾滋病流行的少数民族社区，尝试开展基于彝族文化和传统的艾滋病教育和关怀实践行动。在艾滋病教育方面，探索了两种模式：

　　一是利用民族文艺的形式开展大众健康教育的模式，成立了一个全部由民间艺人组成的乡村艺术团，编排了一部禁毒和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彝族母语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该剧讲述一个原本幸福的彝族家庭，在毒品和艾滋病的双重打击下家破人亡的故事。剧中大量采用经典的彝族原生态音乐，在进行禁毒和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同时又弘扬了彝族传统文化。艺术性、民族性、现实性和教育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使每个观看过演出的观众都对毒品的危害和艾滋病的知识印象深刻。截止目前，已在彝族乡村和现象巡回义演了40余场，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效果。

　　二是本土化的乡村青少年同伴教育模式。具体做法是，学习国际行动援助倡导的攀登方法，把相关内容翻译成彝族语文并根据彝族文化习俗将游戏方法加以修改和补充。然后，为目标社区（两乡12个村）的每个村培训两名（1男1女）青少年同伴教育者，让他们回到本村独立开展健康教育。同时，为他们在每个村建立一个青少年活动室，每天晚上在这里开展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形成覆盖整个社区的青少年同伴教育网络。

　　在艾滋病关怀方面，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致孤儿童救助模式，组织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成立手工生产合作社，开展生产自救。

　　列举这些事例，是要进一步阐明“任何民族都有进行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资源。任何行为的改变都必须建立在主体自觉的基础之上。只有主体自觉基础上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调适，才可能消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同理，任何针对边缘社会的发展计划和宣传教育，都必须尊重和发挥当地人的主体性，重视他们自身的文化，相信他们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反之，任何不顾当地社会文化传统而强制灌输和靠外力推动的行为干预，都难以达到良好效果”。因此，尊敬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特点，鼓励少数民族社群的积极参与以及充分利用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键环节。

　　毒品和艾滋病在中国西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泛滥，说明它是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需要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来定位，解决它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少数民族社群的能力建设，提高他们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建设入手，以社区为单位，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针对一般人群开展深入持久的预防宣传，并在宣传中强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遵照当地习俗、用民族文化艺术形式传播健康知识。与此同时，利用家族和宗教的力量干预青少年的高危行为；依靠本民族的志愿者在高危人群中建立清洁针具交换、安全套免费发放网络；以基层卫生院所为依托，全面推广美沙酮替代和抗病毒治疗。另外，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尽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对受毒品和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儿童实施生活和学习救助。并结合扶贫开发，组织贫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吸毒人员家庭开展生产自救。

　　我们认为今后的整体目标应该是：强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对艾滋病的能力，提高各种母语文化人特别是少数民族乡村民众对艾滋病的认知水平，发挥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和关怀中的作用，有效遏止艾滋病在少数民族人群中扩散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