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吸毒现象，吸毒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吸毒越来越受到众多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为把握国内有关吸毒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现状，本文在检索1997-2007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的基础上，对吸毒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进行概略式梳理。从检索到的研究来看，10年来国内吸毒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大类。描述性研究集中在人群和行为的具体特征方面；解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吸毒成瘾的社会学解释、毒品问题的社会学解释、吸毒的预防与干预等方面，这些领域都包含着一条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思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一、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描述性研究探讨

　　

　　社会学关注吸毒问题，首先是通过描述性研究来了解吸毒问题的行为。为了获得大量目标人群的实证资料，国内社会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社会调查方法搜集资料，进行相关描述性研究。但由于此类研究人员不多，因此相关研究成果有限。国内现有研究主要把目光指向吸毒人群的描述上。

　　

　　与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关注于吸毒者个体的生理、心理现象不同，社会学研究者把关注点放在作为松散准群体的吸毒人群上。而“吸毒人群”的概念也是在生理学、心理学大量使用“吸毒人员”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了社会学关注吸毒问题的群体性视角。10年间，吸毒人群也随着新型毒品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这实际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海洛因市场调查[1]、国内首次新型毒品大型调查[2]和《吸毒人群调查》[3]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典型成果。这些研究通过运用社会学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大，个案访谈深入吸毒个案的生存世界，集中描述了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生活世界及吸毒状况、戒毒状况、回归社会状况。

　　

　　国内较早进行的针对吸食海洛因人群的大型调查是陈小波等通过对云南、浙江、甘肃三省的9城市强制戒毒所戒毒人员进行的1200份问卷调查。该调查讨论了海洛因吸食者的人口学特征、初次吸毒情况、复吸情况、吸食行为分析和吸毒者的社会网络状况。他们提出的很多关于吸毒人群的现状和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如男女性别比接近2：1；无业者中的青年是主体；受教育程度低；好奇、追求刺激、赶时髦、从众行为、得到同辈群体的支持是他们初次吸毒的因素；吸食场所以家里为主；烫吸是初次吸毒的主要方式；复吸率高；每个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背后有2.4个隐性吸毒人员[1]。而针对云南、甘肃、湖北、浙江、四川、贵州、新疆、广东、北京等省的其他问卷调查研究结果与这项调查研究的结果接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在吸食海洛因人群的描述及观点上有基本的共识，即吸毒人群的“男性为主”、“年轻”、“无业”等特征。

　　

　　随着新型毒品的出现，上海开展了“新型毒品滥用现状、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典型。该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上海市拘留所、戒毒所和社区的吸毒人员，回收面对面调查问卷656份，个案访谈40名，研究关注新型毒品流行的因素，[2]并提出了新型毒品使用者的五大基本特征：男性“势众”、女性“速疾”的性别差异；低龄浪潮涌现的年龄结构；“低等”密度高、“高等”势迅猛的学历分布；非稳定就业占据半壁江山的职业状况；四成“分崩离析”的婚姻状况。[4]该研究还分析了上海新型毒品使用人群的“群体性”特点，提出群体心理导致个体理性泯灭的观点。[5]由此可见，新型毒品使用人群具有“年轻化”、“集群化”等特点。

　　

　　此外，有学者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南京强制戒毒所、江苏女子劳教所的戒毒、劳教人员进行深度无结构个案访谈，挖掘吸毒人群的生命历程，整理出71例吸毒个案（新型毒品个案22例，海洛因个案49例）访谈资料。[3]这项研究弥补了上述两项定量研究在展现吸毒人群的生活状况、吸毒及越轨行为细节的不足。

　　

　　总之，国内吸毒问题的相关描述性研究，基本实现了对吸毒人群的现状（人口学特征和吸毒行为特征）进行较为清晰的描述，为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吸毒问题打下基础。研究成果还仅集中在吸毒人群的特征描述方面，而对吸毒人群的互动与交往、回归社会、毒品犯罪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二、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探讨

　　

　　解释性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取向，是通过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阐释某一社会现象、问题的过程、结构和根源。纵览1997－2007年相关研究，吸毒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主要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主题，其内容涉及到吸毒成瘾行为、毒品问题和吸毒预防与干预等方面。

　　

　　1．吸毒成瘾行为

　　

　　“社会因素对个人吸毒成瘾行为的影响”是吸毒成瘾行为的社会学视野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即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吸毒行为的发生和成瘾的。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吸毒成瘾行为的解释性研究，集中在初次吸毒原因和复吸原因两个方面，而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初次吸毒原因的社会学解释上，而复吸行为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关注不足有关，更与吸毒成瘾的特殊生物心理成瘾机制及生理学、心理学既有观点对社会学者的影响有关，即认为吸毒成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问题。这种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对复吸问题研究没有任何帮助和意义”的刻板观点，削弱了很多学者研究“复吸”和“成瘾”问题的研究热情。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同研究者围绕“社会因素对个人吸毒行为的影响”进行探讨，观点较为集中和统一在“家庭”、“亚文化”、“社会因素”，缺乏观点上的争鸣。

　　

　　家庭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家庭因素”与吸毒成瘾行为的关系：韩丹提出，“身处问题家庭及家庭教育问题”是走上吸毒道路的社会因素之一[6](PP72-82)；何志雄认为，家庭教育失败和家庭成员不良关系增加了吸毒的可能性[7]；蓝李焰认为，初次吸毒的社会原因从深层次上讲与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8]；而其他一些研究者也都认为，吸毒行为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7][9][10][11]。可见，家庭因素是解释吸毒问题的重要维度。

　　

　　从“亚文化”视角来看，蒋涛等认为，吸毒人群初次“追求性吸毒”行为的原因是享乐主义的亚文化[12]；夏国美提出可以从亚文化接纳的角度来分析青少年吸毒的原因[13]；唐斌认为，青少年吸毒的群体性诱因在于青少年熟识和联系紧密的群体环境中存在吸毒行为交往群体的诱导[14]；王珍宝认为同伴压力的存在及其对特殊亚文化的认同是脱瘾者复吸的社会因素之一[15]。但是，由于现有研究者还没能获得吸毒人群的亚文化群体的翔实相关资料，因此，亚文化研究视角还缺乏对目标群体深入的互动模式的理论研究。

　　

　　从“社会因素”视角来看，众多学者提出了“社会环境”、“社会支持”、“社会控制”等概念，深化了解释性研究的视角。“社会环境恶化”是国内很多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李双其认为，毒品容易获得、吸毒人群容易接触、政府和社会对戒毒者出所后的帮教措施未能跟上，是复吸的社会环境原因。[10]此外，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吸毒网络的扩张[12]及毒品黑市和高危地点的存在[7]是毒品容易获得的原因。

　　

　　此外，“社会支持”概念的引入，也是社会学相关研究的新视角。社会排斥与社会支持缺失[6](PP108-115)、社会的支持不够[15]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此外，蒋涛在对重庆吸毒人群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认为，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其相识关系提供毒品支持，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吸毒人员的吸毒年限、有抢劫和偷盗行为对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头注射吸毒行为有明显的影响。[16]

　　

　　综上所述，国内社会学者就吸毒成瘾行为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这些有益探索为最终找到吸毒成瘾的社会根源奠定了基础。

　　

　　2．毒品问题

　　

　　吸毒问题作为西方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主要体现在吸毒的社会危害上，即毒品问题。毒品问题是吸毒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广度上、深度上、持久性危害问题。从社会学相关研究来看，针对毒品问题主要集中在理论归纳上。

　　

　　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是解释框架的选择。在理论解释框架上，马永清归纳了毒品问题的五种社会学解释框架，即社会病理、社会失控、价值冲突、越轨、标签。这些解释框架为更好研究毒品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病理透视法认为吸毒等社会问题的产生是个人或社会的缺陷造成的；社会失控透视法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咎为不合理的社会规则，以及社会规则的协调和控制缺陷；价值冲突透视法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群体在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和利益时产生的争端和相互对抗的结果；越轨透视法提出了反常理论和微分交际理论，前者强调越轨是对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修正或反动，而后者强调越轨行为是通过在交往中学习而获得的行为；标签透视法认为，某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是由于被别人强加上了“责难”和“污名”，是人的主观定义问题。[17]这些理论视角为毒品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实证研究也刚刚开始。传统毒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毒品问题的现状、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和毒品犯罪方面。近年来，国内不断出现摇头丸、K粉、冰毒、麻果等人工合成的新型毒品，加剧了毒品问题的社会危害，新型毒品大有取代海洛因成为吸食毒品群落最主要消费品之势[18]。国内“新型毒品问题”的大部分研究将“新型毒品问题”等同于“新型毒品违法犯罪问题”，涉及新型毒品的危害及防控、新型毒品犯罪现状与对策研究方面。公安部“新型毒品问题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认为，吸食新型毒品的特点在于蔓延速度快、高发人群年龄段集中、群体吸食普遍、涉毒场所和地区逐步扩大化，因此预防吸食新型毒品应构筑“家庭、学校和社区”三道防线。[18]王宏敏等基于调查认为，暴利驱使娱乐场所涉毒是新型毒品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19]

　　

　　总之，社会学者就不断变化中的毒品问题进行了理论采借和初步的实证研究，但这些实证研究还缺乏理论视角的深入解释和分析，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表层描述和解释，制约了学术界对毒品社会危害的认知与研究。

　　

　　3．吸毒的预防与干预

　　

　　社会学解释“吸毒的预防和干预”问题，主要围绕“通过改变社会环境、关系来影响个人行为”的研究思路展开。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把研究视角放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上。

　　

　　一些针对一般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的吸毒预防教育研究，主要从“学校”研究开展研究，认为学校教育问题是吸毒行为产生的因素之一，如赵翔通过对贵州的个案研究，提出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学校主渠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三大差别”难以消除、“两专”没有保障、学校与家庭、社区的合力没有形成。[20]杨丽君通过问卷调查对云南省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现状展开研究，发现部分学校迫于升学压力，加之在校学生吸毒情况不突出等原因，并未将毒品预防教育列入学校的重要工作之一，不注重毒品预防教育效果。[21]可见，加强学校毒品教育在社会学相关研究观点上比较一致。

　　

　　一些研究者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家庭”和“社会因素”上，对吸毒人群回归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进行阐释。如杨玲等通过回顾性研究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吸毒者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复吸风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不利的社会处境是高复吸风险的诱发因素，社会缺乏对戒毒人员有效的社会支持；归属剥夺是导致复吸的危险性因素，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之后缺乏亲密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22]冯丽平经调查研究认为，戒毒人员复吸问题和后续生存教育问题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降低复吸率，巩固戒毒成果需要营造一个“洁净”的社会环境，创造就业条件，组织培训劳动技能，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实行社区戒毒管理模式，加强公安机关维护社区的治安力量和加大对复吸者的惩处力度。[23]马永清引入再社会化理论，提出家庭不接纳、社会歧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是吸毒人员回归社会难的社会原因。[24]这些研究都从社会学的视角解释了“吸毒的社会干预”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在具体社会工作层面，社会学者进一步对国内在社会干预方法进行了研究，云南和上海走在全国的前列，提出了“社会帮教”、“无毒社区”等概念。蒋庆明提出对吸毒人员开展社会帮教工作是禁吸戒毒最为关键的工作环节[25]。朱琳等认为，有针对性的进行社会行为干预，应从家庭、社会环境、个人的心理三方面进行考虑。[26]张明等也提出以社区卫生所为依托、以“无毒社区活动室”为平台、以“生理—心理—社会”为一体的治疗康复综合模式，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吸毒防治模式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27]张俭琛提出了禁毒社工在社区禁吸戒毒中的重要作用。[28]罗健等提出以参与性方法培训戒毒者中的自愿者为同伴教育者，之后由同伴教育者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和参与性的交流支持活动（IEC）。

　　

　　总的来看，吸毒干预研究为吸毒人群戒毒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逐渐成为禁毒社会工作探讨的主要课题，并日渐成为社会学研究吸毒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

　　

　　4．其他研究领域

　　

　　此外，国内相关社会学研究还从吸毒人群的社会救助、“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毒品犯罪等视角开展研究，这些研究借助西方理论来阐释问题，引入了一些研究吸毒问题的新视角。

　　

　　社会救助研究就是社会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姚建平在社会救助研究中指出，“把吸毒者当作病人和违法者”的传统做法忽略了吸毒者首先应当作为公民这一社会身份。他认为，作为公民的吸毒者应当享有社会政策中赋予每一个公民的相关社会救助权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和社会服务三方面。

　　

　　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是法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在上海举办的“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研讨会，针对吸毒人员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不力或监护缺失的现状，深入探讨了终止、剥夺乃至转移吸毒人员监护权的问题。涉及到监护权转移实践方面的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临时监护人，短、长期寄养家庭，机构性质的儿童之家，儿童福利院等多种监护权转移方案。[31]这次会议也为吸毒问题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研究做了有效的尝试。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流派。褚宸舸提出，在毒品犯罪研究中采用知识社会学视角，前提是对毒品问题复杂性的判断，把毒品（毒品犯罪）视为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概言之，上述研究充满新意且观点鲜明，从不同侧面扩展了吸毒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视域，但由于缺乏其他相关研究的争鸣，也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热潮。

　　

　　三、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思路、方法及存在问题

　　

　　国内社会学有关吸毒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方面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但也存在问卷调查样本代表性低、许多相关问题尚待研究和深化的问题。

　　

　　1．“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吸毒问题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思路  对现有研究进行剖析，很显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都始终围绕着社会学的一个研究思路，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描述性研究，主要从定量研究视角对吸毒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都是把研究指向放在吸毒者作为松散社会群体来研究，因此，研究集中在群体性的人口学特征、吸毒状况、戒毒状况、回归社会状况，目的是寻找吸毒人群的一般性特征。

　　

　　从解释性研究成果来看，吸毒成瘾行为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实际上是在研究“社会怎样影响个人吸毒成瘾行为”问题；毒品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探讨“个人吸毒行为怎样影响社会并对社会造成危害”的问题；而吸毒行为的预防与干预研究实质上还是探讨“如何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影响和改变个人吸毒行为”问题。

　　

　　社会学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学研究主线，才有可能通过这些解释性研究更清楚地透视吸毒问题，为政府和社会通过社会手段（社会管理、社会动员和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祉、法律、文化观念等）干预和减少吸毒行为提供理论和现实支撑。

　　

　　2．调查研究是主要研究方法，但问卷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存在问题 从十年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采用在公安机关开设的戒毒所和劳教所抽取样本的问卷调查方法，少量研究采用个案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可见，问卷调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获取资料的最重要的手段。但值得商榷的是，相关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存在质疑。

　　

　　从社会学方法来看，问卷调查是定量研究中抽样调查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问卷调查目的是希望了解中国吸毒人群总体的属性和结构。抽样调查的方法论的逻辑基础要求样本应检验代表性问题。所谓代表性，指的是样本的一种属性，即样本能够再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的程度。[33]因此，样本的代表性高，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高；样本的代表性低，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低。

　　

　　国内大量相关社会学研究采用在戒毒所和劳教所抽取样本的问卷调查基于吸毒人群的特殊性这一事实：吸毒人群作为一个隐蔽的边缘人群，人群分布不规则且很惧怕接受调查。在社会中进行抽样调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研究不得已通过戒毒所和劳教所进行抽样调查，这就出现了大量研究缺乏代表性检验或存在样本代表性低的问题，即存在“对戒毒所、劳教所样本的研究结论能否推论到整个吸毒人群”的问题。也就是说，吸毒人群的各种属性和结构，能否简单地通过对集中收治在强制戒毒所、劳教所中的戒毒、劳教人员反映出来？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因为戒毒所、劳教所里收治的戒毒劳教人员的在各种属性和结构上的偶然性较大，例如公安部门所进行的一次专项打击“麻将赌档”的活动，就有可能把大量出入赌档的吸毒者一网打尽，他们被送到戒毒所里将会极大影响戒毒人员的人群构成、男女性别比例和其他人群结构。所以，对现有戒毒劳教人员的问卷调查可能会因为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带来的代表性的问题。至少，大量研究没有重视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也没有在研究中明确探讨样本的代表性检验问题。

　　

　　当然，如果当地戒毒所里的人群样本总量和当地吸毒人群总体相对较为接近，样本和总体的代表性将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从现有戒毒劳教体系规模和实际吸毒人群规模来看，显然样本和总量相对接近不太现实。因此，如果从严格的方法论上来讲，现有研究大多数采用强制戒毒所、劳教所等机构的问卷调查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代表性问题。代表性的问题的后果在于，大量抽样调查研究的代表性存在质疑，研究的价值和吸毒人群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将不能推论到总体，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将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来解决吸毒人群的方法论上的代表性问题呢？笔者认为，在对吸毒问题的方法选择上，如果选择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使用“受访者推动抽样”的方法。这种非概率抽样调查方法引入社会网络概念，弥补了滚雪球抽样方法的不足，具体步骤是先任意找到几个要研究的隐蔽人群的成员（种子），对种子进行调查后，给他们发放一定数量的物质奖励，然后要求他们帮助找到新的具备调查要求特征的目标群体成员。[34]当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也可以选择定性研究方法来避免代表性问题，因为定性研究不存在这一问题，它更多地追求研究的典型性和深入性。

　　

　　3．研究逐步深化，但许多新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从10年来的研究成果看，较多的相关社会学成果集中在近五年。近五年（2003－2007年）的成果不仅深化了2002年以前集中在“毒品危害、毒瘾成因、吸毒人群现状、影响吸毒的干预措施”[35]等方面的研究，而且扩展到毒品问题、新型毒品相关研究等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的社会动员的影响以及国家加大了对吸毒、艾滋病问题的重视和投入。

　　

　　但从目前的研究深度来看，总体上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和成熟的体系，不论是出于时间上的局限还是囿于传统研究模式的影响，一些问题还没有引起主流社会学界的关注，仍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与拓展的问题。

　　

　　（1）“成瘾机制”是否需要社会学去参与研究作为高危边缘人群，吸毒的高复吸率是一个全球未解的难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吸毒成瘾的多重视角的综合解释框架，希望找到降低复吸率的有效途径，认为吸毒的根源可能与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机能障碍有关。杨波提出了成瘾行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36]，对吸毒成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有较强借鉴价值。各学科都从自己的学科深入开展吸毒成瘾的成因研究。有学者提出生理因素是根源[37]，也有学者提出了心理根源的观点。但社会学关于吸毒成因研究中，不仅没有提出“社会成因是吸毒成瘾的根源性成因”观点，也还没有学者用实证研究来说明社会成因在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中的位置和作用。到底社会学视角研究“成瘾机制”的价值在哪里？如果吸毒成瘾的根源是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心瘾），那社会学是否就没必要去研究这个问题了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社会学研究者去研究和探讨。

　　

　　（2）新型毒品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亟待加强笔者认为，吸食新型毒品人群和海洛因最大的差异是吸食新型毒品人群向一般社会群体的扩散，特别是向一般青少年的扩散。目前有关新型毒品的专门性着作鲜有见到，已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新型毒品吸食现状、原因分析及对策上。当前对新型毒品的研究中，现状研究较为充分；原因分析则力度不够；对策探讨不够具体，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38]在这种情况下，与新型毒品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亟待加强，特别是新型毒品吸食者的人际交往模式与吸毒之间的关系研究、新型毒品吸食人群的越轨行为研究、新型毒品吸食行为的成瘾的社会性原因分析、新型毒品问题、针对新型毒品问题的社会政策等诸多课题，都可以从社会学视角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1] 陈小波、王卉。中国海洛因市场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04：114.

　　

　　[2] 国内首次新型毒品大型调查报告[J]. 社会观察，2007，06：4.

　　

　　[3] 韩丹。吸毒人群调查[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 沈康荣。 新型毒品使用者的群体特征[J]. 社会观察，2007，06：10.

　　

　　[5] 王水。 疯狂的群体—群体心理学对新型毒品使用群体的解析[J]. 社会观察，2007，06：15.

　　

　　[6] 韩丹。 吸毒的社会成因分析—南京吸毒人群个案研究[D]. 南京大学2006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1/0））。

　　

　　[7] 何志雄。 对吸毒原因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4，01：20.

　　

　　[8] 蓝李焰。 吸毒者初次吸毒行为原因探析—以成都市一家脱瘾康复医院的实证调查为例[J].社会，2003，09：54.

　　

　　[9] 严红英、陶志阳。吸毒者家庭环境因素分析[J]. 青年研究，2005，10：41.

　　

　　[10] 李双其。福建少吸毒者吸毒原因调查报告—基于对240名吸毒者的全面调研[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01：101.

　　

　　[11] 廖龙辉。 当前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及其成因的社会学分析[J]. 青年探索，2001，04.

　　

　　[12] 蒋涛、朱玲怡。初次吸毒行为的社会学解析[J]. 青年研究，2005，08：33.

　　

　　[13] 夏国美。 青少年滥用毒品的成因与禁毒教育模式的转换[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02：58.

　　

　　[14] 唐斌。 青少年吸毒的群体性诱因及防治对策研究[J].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03：31.

　　

　　[15] 王珍宝。吸毒者复吸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2003， 03：42.

　　

　　[16] 蒋涛。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网研究—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的调查[J]社会，2006，04：160.

　　

　　[17] 马永清。 毒品问题的社会学透视法[J]. 学术探索，2004，09：71.

　　

　　[18] 宋晓明。吸食新型毒品的特点及其防控对策[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06：92.

　　

　　[19] 王宏敏等。新型毒品的流行趋势调查分析[J]. 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 2007，01：26.

　　

　　[20] 赵翔。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的困惑与出路—以贵州为个案进行研究[J].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01：70.

　　

　　[21] 杨丽君。云南省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4，02：09.

　　

　　[22] 杨玲、李鹏程。吸毒者回归社会的过程：归属与认同的剥夺[J].心理学探新，2007，02：20.

　　

　　[23] 冯丽平。对吸毒人员后续教育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01：25.

　　

　　[24] 马永清。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思考[J].社会2002，09：51.

　　

　　[25] 蒋庆明。对吸毒人员开展社会帮教的调查与思考[J]. 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5：06.

　　

　　[26] 朱琳、地力夏提·牙合甫。吸毒人群社会行为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06：53.

　　

　　[27] 张明、史俊。吸毒人群监控救治综合模式初探[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 04：10.

　　

　　[28] 张俭琛。禁毒社工在社区禁吸戒毒中的作用初探[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5，06：12.

　　

　　[29] 罗健等。在吸毒人群中开展减少伤害同伴教育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02：14.

　　

　　[30] 姚建平。病人、违法者与公民—吸毒者的社会救助研究[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5 ，14 (6) ：456.

　　

　　[31] 刘程。“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研讨会综述[J].当代青年研究，2007，6：1.

　　

　　[32] 褚宸舸。 试论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63.

　　

　　[33]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J].社会学研究，2002，05：123.

　　

　　[34] 赵延东。 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J].社会，2007，02：192.

　　

　　[35] 程巍。毒品对青少年的危害及干预—近十年有关吸毒方面的文献综述[J]. 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01：46.

　　

　　[36] 杨波。人格与成瘾[M]. 新华出版社，2005：31.

　　

　　[37] 曹小明等。戒毒难之探索—吸毒复吸机理之新探[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02：8.

　　

　　[38] 赵留记、王玥。我国新型毒品滥用流行原因与对策研究评述。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7，16 (5)：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