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际禁毒日。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毒品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说起毒品，人们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影视作品中描写的诸如“金三角”等，神秘而模糊。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是，由毒品引发的违法犯罪危害正愈演愈烈。选择在“6·26国际禁毒日”推出这期访谈，当然并非是为了应景，我们抱着和大多数并不熟知这一领域的读者一样的心态，去了解和认识这些看似神秘、实则严肃的问题：毒品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中国毒品犯罪的现状是怎样的？如何行之有效地预防青少年涉毒的违法犯罪？吸毒犯罪化是否可行？劳教戒毒和强制戒毒有哪些问题？打击跨国毒品犯罪，中国当有何作为……皮艺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
　　
　　毒品：遥不可及还是近在咫尺
　　
　　新京报：在很多人看来，毒品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存在。你怎么看？
　　
　　皮艺军：其实，毒品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性后果。最早人们因鸦片的镇静作用而将其入药，后来发现人会对鸦片产生依赖性，就想方设法研制新药，于是就有了吗啡、海洛因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毒品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想象不到的异化物。
　　
　　新京报：这种依赖性有什么特点？
　　
　　皮艺军：这种依赖性是药物本身的依赖性，因而是非常顽固的，它能够从精神上控制人，从内部摧毁人的中枢神经，所以并不是吸毒者想戒毒就能戒掉的。初次涉毒者往往不相信，因而抱着好奇、叛逆或者侥幸心理接近毒品。实际上，人沾毒以后，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掉。
　　
　　新京报：目前比较常见的毒品都有哪些？
　　
　　皮艺军：我国精神类药品管制方法规定了三类成瘾性药物：一是镇定剂，主要是鸦片、吗啡、美沙酮；其中，美沙酮是比较轻度的一种毒品；二是兴奋剂，主要是冰毒、可卡因。中国人性格比较温和内向，往往使用镇静类药物，而北美人、欧洲人性格比较热烈外向，使用的则是可卡因、冰毒、摇头丸等兴奋剂。此外还有致幻剂，多指汽油等挥发剂。
　　
　　还有一种毒品比较特殊，就是大麻，它有这三种药剂的作用，服用不同的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吸入一定量，它就产生镇静作用；随着吸入量的变化，又会产生兴奋作用；此外还有致幻作用，甚至能使吸毒者将兔子看成骆驼。
　　
　　新京报：最近有哪些新的毒品问世？
　　
　　皮艺军：这几年比较稳定的新型毒品就是冰毒。制作方法简单，一个废旧化工厂就可以制造出大量冰毒原料，一公斤冰毒能加工出上万粒摇头丸，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制作上它比原来的毒品更为简单，因为它是从麻黄素中提炼出来的合成型药品，我国又是麻黄素生产大国。另外，冰毒使用已呈现历史性变化：冰毒可以做成摇头丸，因摇头丸可溶于水，跟吸食的毒品不同。
　　
　　传统吸食毒品的丑恶姿态随着新兴毒品发展而消失了，吃摇头丸的人没有原来那种罪恶感了。所以，毒品，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
　　
　　114万人染毒：冰山之一角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毒品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皮艺军：1949年以后，在铲除黄赌毒方面非常彻底，这种现象基本上被杜绝。随后对外相对封闭，边境关卡不那么开放，毒品就很难进来。加上当时民众的消费愿望、人财物的流动、思想的解放也没有达到相应程度，因而不存在毒品自下而上的泛滥的空间。
　　
　　毒品犯罪的兴起与打开国门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对外开放，人财物大流动，商品经济下的物质交换，人的物质追求、精神追求的逐步提高，加上现代社会下的紧张和压力状态，这一切使得人们有可能把使用毒品当做一种消遣，或者用它来缓解精神负担。
　　
　　新京报：我国现在大约有多少人吸毒？
　　
　　皮艺军：从1984年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为114.04万人，但每年都在递增，所以在册人数只是冰山之一角，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真实数字可能更为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新京报：吸毒群体有哪些明显特征？
　　
　　皮艺军：吸毒者一般集中于18到35岁的青少年群体，大概占全部吸毒者的70％。毒品一般在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人群中传播的。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群体中传播，一是兴趣相投，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向陌生人展示毒品终归是件危险的事情。
　　
　　另外，吸毒者在受教育方面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吸毒者群体中，既有文盲，也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当人们知道有那么多影视和体育明星过去曾经是或者现在仍是瘾君子，一定是不敢相信的。我希望这些明星要自重自爱，因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有可能被孩子们模仿。
　　
　　预防青少年吸毒教育应有针对性
　　
　　新京报：应该说，社会最关心的是青少年吸毒犯罪问题，你认为青少年涉足毒品都有哪些原因？
　　
　　皮艺军：绝大多数未成年人面临学习压力、社会期望的压力，总要找释放渠道，吸毒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可以尝试的一条途径。吸毒和吸烟很相似，两者发生的机制基本一致，都是属于有毒物品，二者都会使人体产生依赖性，都在熟人之间传递，都会由为吸烟或吸毒产生一个亚文化群体，这些相似性就会使得接触烟与毒的孩子更容易出问题。
　　
　　新京报：在预防青少年涉毒问题上，你有什么建议？
　　
　　皮艺军：首先需要形成反毒的社会氛围。教育孩子从小厌恶毒品。在教育中有很多技巧，比如，在强调戒毒时我们说，毒品是可以戒掉的，但如果让孩子听到，可能产生误导：既然可以戒掉，那么就可以吸毒，大不了以后戒掉就是。其实对于没有吸毒的孩子来说，应强调毒品是很难戒掉或不可能戒掉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对象是谁。
　　
　　其次要重视家庭的作用。当家庭不抛弃、不厌恶吸毒者时，吸毒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从而使得戒掉毒瘾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在禁毒教育中，应针对不同情况的青少年采取不同措施，强调教育方式和内容的针对性。
　　
　　再就是不要回避对吸毒欣快感的解释。有必要用科学方式告诉青少年。绝大部分孩子都是听吸毒者告诉他们吸毒有多快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打消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误解。应当看到所谓欣快感是一种暂时性药物作用，不会维持很久，更不可能消除烦恼。人有耐药性，要维持欣快感，就必须加大服用剂量；而加大剂量就意味着更快地走向死亡。
　　
　　因此，要从科学角度来宣传禁毒知识。道德判断不能代替科学判断。
　　
　　要追求更民主更人道的戒毒方法
　　
　　新京报：针对吸毒者，目前政府主要通过强制戒毒进行矫正，你如何看待强制戒毒？
　　
　　皮艺军：戒毒的强制性应该是自我心理强制，而外界强制很难使戒毒者心服口服。戒毒者如果心中不服，即便强制戒毒在生理上可以做到，但在心理上可能得不到正强化，使得一些戒毒者为了混过这一段时间而忍住，出了戒毒所之后又立即陷入吸毒的泥潭。
　　
　　新京报：那应该怎么改进？
　　
　　皮艺军：在云南等地，引进PC矫正方案。它是美国的一种吸毒矫正方案，在我国叫作“向日葵社区”。它是由戒毒者自发管理的自治组织，吸毒者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里边有角色扮演、角色示范，每天要开会，每天检查自己的操守。实际效果要好得多，也使得戒毒过程更加民主化、更人道。
　　
　　比如在北京，安康医院那里的向日葵社区迁到朝阳区了。这是一种比较民主、比较人道、富有科学含量的戒毒方法。我觉得这种模式是应该提倡的。另外一种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叫美沙酮替代。它在北京城区也有试点，一般说来就是用美沙酮这种轻度毒品替代海洛因那样的重度毒品，每天吸毒者可以花十块钱到社区里去喝一杯美沙酮溶液，喝完之后这一天就不会出现戒断性症状。
　　
　　新京报：是不是“以毒养毒”？
　　
　　皮艺军：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原来服用的毒品已经在体内的循环系统中充当了一个环节，戒毒之后，这个环节断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戒断症状。用美沙酮来代替重度毒物，各种症状就会逐渐缓解。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的。
　　
　　新京报：还有一种现象，吸毒者中有不少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携带者。对这部分人群，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皮艺军：我国一位科学院院士曾经预言，毒品和色情是传播艾滋病的两大渠道，如果社会政策不进行大的调整，201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艾滋病大国，达到1000万艾滋病人。
　　
　　这是欧洲好几个国家人口的总数啊！
　　
　　艾滋病人在吸毒者中占2/3，它主要是通过注射混用针管这种方式来传播的。针对这种情况，国外比如说是欧洲在社区里采取了免费发放针管的方式。这种做法，让我们来看或许更加超前，但也更加科学化。
　　
　　因为吸毒者反正要注射，甚至为了加强信任感，故意混用针管。国外的研究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消除，那就不如在社区提供干净的针管让其领取后注射；吸毒者大多穷困潦倒，如果这些人吸毒以后再去卖淫嫖娼，传播艾滋病，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更加混乱。
　　
　　劳教戒毒有待商榷吸毒犯罪化不妥当
　　
　　新京报：现在有人主张吸毒犯罪化，你怎么看？
　　
　　皮艺军：这种建议的操作性不是很强。吸毒是违法，不是犯罪。我国一年的刑事案件是200多万，治安案件200多万，全部的刑事犯罪才那么多。而登记在册的114万吸毒者如果也成了罪犯，又该放到那个场所里去监禁呢？所以吸毒犯罪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司法的成本、监狱的容纳能力都是必须考虑到的。客观状况决定了还是用现有的方式，由更多的有责任感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参与，可能会好一点。
　　
　　新京报：目前刑法对涉毒犯罪的打击力度合适吗？
　　
　　皮艺军：我国具有重刑特色明显的刑罚结构，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来说，我认为还是合适的。在毒品犯罪方面，应当“治乱世用重典”。毒品的暴利吸引人铤而走险，所以，对于制毒贩毒者，刑法必须保持这种打击力度。
　　
　　新京报：据报道，从今年6月11日起至9月，北京警方将开展吸毒人员普查登记工作，对未主动登记的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而已被强制戒毒或者因吸食、注射毒品曾被劳动教养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一律实行劳动教养。但我们注意到，学界对劳教戒毒还存在争议。
　　
　　皮艺军：劳教戒毒方式本身的确值得商榷。此外，由行政执法机关来决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所以争论较大。我认为，我们要从制度改革中整体性解决劳教问题，而不光是劳教戒毒。劳教已不是一个法理上的问题，而是国家司法、行政机构设置和权力资源分配的问题。目前劳教制度正面临改革，将来劳教戒毒问题也将随之解决。
　　
　　国外有一种转向处理方式，就是非监禁、非刑事化惩罚。这种惩罚不但是由法院来解决，还可以由警察来做。比如说对少年吸毒问题，警察就可以直接将吸毒少年送到少年之家，而不是送到监狱里去。我国在这方面步子还是应该更大一些。
　　
　　加强国际禁毒合作重在信息透明
　　
　　新京报：毒品犯罪已成为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参与打击国际毒品犯罪方面有哪些措施？
　　
　　皮艺军：从地球村角度考虑，利用诸如国际刑警这样的司法合作，对于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是大有裨益的。
　　
　　国际刑警组织针对各种国际犯罪，现在又有一专门针对毒品犯罪的机构，并将毒品犯罪作为一项专门犯罪进行治理。再有就是在各国间互派缉毒官员。这些缉毒官员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实现信息交换，包括跨国种毒、制毒、贩毒、吸毒的信息交换。互派缉毒联络官确实使得我们非常方便了解对方信息，也是打击跨国毒品犯罪的一个趋势。我们主要是在东南亚这些与我们距离较近、毒品威胁比较大的国家的合作更加密切。
　　
　　新京报：还有没有不足之处？
　　
　　皮艺军：主要是缺乏国际合作经验，在有关反毒信息的方面透明度不够。尤其是在量化统计方面的信息透明度。比如，我们的统计标准还不是很固定，对涉毒人员的统计，在年龄分布、地区分布、违法类型的分类方面，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指标体系。所以我建议还是从加强科学的指标量化和信息管理入手，构建我们自己的反毒信息体系。
　　
　　■链接
　　
　　2004年我国共强制戒毒27.3万人次，劳教戒毒6.8万人，比上年分别增长23%和11%.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吸毒人员79.1万，同比上升6.8%.涉及全国2102个县（市、区）。其中，滥用海洛因人员67.9万，占85.8%.目前，全国建有强制戒毒所583个，拥有床位11.6万多张；全国建有劳教戒毒机构165个，共有床位14.3万多张。
　　
　　———《“6·26”来自禁毒一线的传真》，《法制日报》6月21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原副部长罗锋日前表示，我国将力争在200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据介绍，禁毒法已列入本届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力争于200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颁布实施，通过立法明确把禁毒作为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我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正在制订当中，并将很快出台。
　　
　　———《禁毒风暴席卷中国禁毒法力争明年颁布实施》，《人民日报》2005年6月22日
　　
　　（本版摄影 实习生 范远志；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