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名在缉毒战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公安局长问政府部门的一位领导：你觉得中国是残疾人多呢？还是吸毒人员多？
那位领导脱口而答：当然是吸毒人员多。
全国登记在册的残疾人员是6000万。
也许那位领导对残疾人的数目不甚清楚，但他的潜意识里，中国的吸毒人员数目肯定是多到了一定程度。在查阅中国毒情现状资料时，我很不愿看到以下一组数据：
1989年，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员8万；
1995年，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2万，分布在全国的1600个县（市、区）；
1999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是68万；
2000年，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86万；
2002年，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00万，分布在全国2148个县（市、区）；全国报告的4万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吸毒人员约占三分之二；
2003年，全国统计在册的吸毒人数已然增至105万，其中，青少年占74％，吸毒致死2．5万人。
以每个吸毒者每天吸食0．3克海洛因计算，经全国登记在册的海洛因滥用者每年至少消耗270亿元人民币。
据统计，男性吸毒人员80％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女性吸毒人员80％从事卖淫活动。
一些地区的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中，有60％~80％是吸毒人员所为。
据卫生部测算，全国约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在检测确认的8万多感染者中，有63．7％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警告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2010年，中国全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超过1000万，将成为国家灾难。
两条毒蛇游荡在中国大地，那个场面可想而知！我们的国家，短短的十几年间，一下子激增这么多特殊的废人，而非财富！我们本就负重前行的祖国，如何能承载如此的重负？危机感顿时迫在眼前。毒品已然离我们不远。于是，我来到了祖国的西部，感受到了毒魔对生命的戕害以及人们为了禁毒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镜头一：小男孩三年没说话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缉毒大队队长赵文和是个黑壮大汉，粗嗓门，今年48岁，是2001年竞争上岗就职的。我进门时，他刚刚小睡了一会儿，揉着眼说：为了破这个3000克的案子，十几天没好好睡了。难受。他倒杯茶，让自己醒醒神，然后介绍说，从今年元月份至今，已经破获19起毒品案件，抓获28名犯罪嫌疑人，收缴4005克海洛因，还收戒了97名吸毒人员。我问：哪个地方贩毒的人多？
他回答说：韦州镇和下马关镇。
我问：收戒的吸毒人员中，哪个地方的人多？
他熟悉地回答：同心县城、韦州镇和下马关镇。
我对孙副处长说：那咱们去韦州镇和下马关镇吧。
然后我又悄悄问：听说同心县有个寡妇村，在哪里啊？那个村的男人因为贩毒大都被枪毙了，是吗？
孙副处长说：你说对了一半。是这样的，下马关镇的西沟村，大约有400多户人家，其中涉毒的近100人，因贩毒被枪毙的有9人。另一半男人去哪里了呢？到广东做生意去了。下马关镇人有做生意的传统，这方面的意识很超前，基本上是什么来钱挣什么。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地方的男人们跑到广州，弄回一大堆电子手表，整个西沟村因此都发了。这些年，知道贩毒挣钱，他们就冒险干这个。可怕的是，他们不把贩毒当成是犯罪，认为那是做生意。逮着了，就发一笔，就算自己被枪毙了，也给家人留下了房子和财产，这种心理害了许多家庭。
中午吃过饭，我们直接驱车前往距离同心县城两个小时路程的下马关镇。该镇的派出所所长叫杨建新，回族，今年45岁，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优秀人民警察。如果以审美的眼光打分，杨建新可是个百分百的美男子。跟他相处之后，我又觉得他的魅力主要在与人相处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很强的亲和力。比如我们在村中走动时，常常会有老百姓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对老百姓所表现出的态度也是礼节周全，真诚，得体。他对下马关镇老百姓熟悉的程度令我刮目相看。他自己介绍说，他到下马关镇派出所来的时间并不长，过去一直在看守所工作。我想，如果当地的警察都像他那样尽职尽责，如果他早些年到下马关镇派出所工作，可能这里的毒情会减弱些？
我问杨所长：下马关镇是吸毒的多，还是贩毒的多？
他回答说：我们这儿总共2万多人，其中吸毒的116人，贩毒的274人。相比较而言，贩毒多于吸毒的。
我点点头，又问：因贩毒枪毙了多少呢？
他神色沉重地说：49人。都说下马关镇的人贩毒赚钱了，可是，毒品给这个地方带来的全是灾难。这就是赚钱的代价。我让杨所长带着我到西沟村转转，他会意地说：那个村又叫寡妇村。我们来到西沟村村头西南拐角处，这里有一处破旧孤零的土坯房，这处房子与整个村庄似乎脱节了，房子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土堆。房前那棵并不高大茂密的枣树也显得很孤单。杨所长说：这家的女主人马某，1962年生人，因以贩养吸，被判三年，已经关进去2年半了；男主人顾某，因吸毒被劳教三年。这对夫妇生了五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5岁，4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不到10岁，已经给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做饭做了三年，很可怜。我问：那么他们平时吃什么？杨所长说：政府给他们分些大米。我们走到顾某家门口，杨所长喊了一声，就见一个面色忧郁、很瘦的小女孩走了出来。
杨所长温和地弯腰问道：家里的人呢？
小女孩说：哥哥出去放羊了。
杨所长问：为什么不去上学？
小女孩痛苦地摇摇头说：没有钱。
杨所长摸摸她的头发说：我不是说我供你读书吗？我不是给你交了学费吗？小女孩显然要哭了，她重复一句：没有钱。弟弟没人带。
我在一旁问道：你弟弟呢？
小女孩回答说：弟弟在屋里。
我轻声问：能不能叫弟弟出来一下？
小女孩摇头道：弟弟怕见生人，他怕羞。我不理解她这句话的含义，就说，那我进去看看他行吗？说着，我进了顾某的家。这是一个三间的屋，冲着门的那间，除了一张破旧桌子和几张小凳子，以及墙上挂着的一个装着照片的镜框，其它什么都没有。右边房间里，有两张睡觉的床，床上连床单也没有；左间屋也有两张窄窄的小床，床上倒是铺着床单，可是又破又旧又脏。杨所长见我看相片，就指着一张结婚照说，这个眉清目秀的男人就是男主人，那个是他媳妇。从照片上看，两人年轻时还是很健康很恩爱的。孩子们的照片不多，但也有几张横七竖八地压在镜框里。
我冲着黑洞洞的房间问女孩：咦，你弟弟呢？
小女孩说：他怕羞，躲了。
我和杨所长在两个里间找了一圈，可是没有找到。奇怪，他难道不在屋里吗？
杨所长颇有经验地说：肯定在屋里。他再次走进左边的里屋，环视几眼后，站在有床单的那张床旁边，他掀开床单，弯腰冲着床底下喊：喂，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没有动静。
杨所长又喊了一遍，然后伸手去床底下捞。一个圆圆脑袋的小男孩从床底下滚了出来，一身是土。他看见我们后，马上藏到小姐姐身后，不敢露头。我过去拉了他几次都拉不动。还是小姐姐用手领着，他才怯生生地来到屋外的门前。我进到院子里的厨房看了看，锅灶也很简陋，锅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也分不清是饭还是菜，灶里面有几截烧过的木棍，一碰成灰。
小姐弟俩站在阳光下的样子是那样恐惧。我给他们拍了照片。我发现，小男孩其实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陷得很深，似乎所有的忧伤都深藏其中，我注意到他的脖子和手背都很脏，似乎一年都没洗过了。
我问他几岁了？他不语。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仍然不语。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语。杨所长见状在一旁说：算了，别问了，这个孩子从他父母被抓走之后，三年没说过话了。三年里，谁都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我内心一惊：这不是自闭了吗？如果照这个样子长大，如果他也结婚生儿育女的话，岂不是要影响到下一代？下一代再影响下一代，这种创伤，不知道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抚平啊？
我问：姐姐跟他说话也不说吗？
姐姐点头说：他不想说，跟谁都不想说。
小女孩的眼神本来就很忧郁，这时，因为我的到来，引来了不远处的几个小男孩来看热闹，他们用当地话议论着什么，小女孩显然是受到了伤害，她把弟弟往身后一拦，像个小母亲般，跟那群孩子对骂，吵架。
我一直觉得小女孩很坚强，可是她跟那群孩子吵架时，她的眼泪涌了出来。虽然她很快擦去了，但眼泪仍然重新涌到眼窝。我走出好远，回头再看那对小姐弟，她们已经进屋了，破旧的房子又复归平寂。无边的寂寞属于这对过早失去了童心的儿童。
我问杨所长，像这对小姐弟这种情况，西沟村多吗？杨所长想了想说，走，去看看马老汉家。他的媳妇都60多岁了，还贩毒，被判无期；他的大女儿因贩毒被枪毙了，小女儿也因贩毒被判刑。
我们来到西沟村路边的马老汉家，马家的家境似乎要好得多，起码有七八间房，可是偌大个院子里，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孤零零地倚在铁门前。杨所长说，她是马某的外孙女，她妈妈就是和奶奶一起被判刑的那个。
我问小女孩：你在门口干啥呢？
小女孩失神地说：等人。
我问：等谁？
小女孩说：等爷爷。
我问：爷爷去哪里了？
小女孩说：爷爷昨天去银川看奶奶和妈妈去了。
我实在不知道还要问什么才好。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发，我们走了。我甚至没有回头再看她一眼，看了有什么用？我不能给她带回奶奶和妈妈。
我们又来到西沟村东头的马某家。其实这个人和他的户口已经被下马关镇注销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云南贩毒时，被枪毙了。他和老伴共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广州贩毒，在当地被枪决了；二儿子、三儿子因吸毒没有资金，抢劫，分别判了12年和8年。小儿子因吸毒被劳教。他的老伴张某，今年55岁。老太太正在院子里干针线活，头上戴着顶白布帽子，脸色看上去还挺健康。看到我们，她把手里的活计放下，站起身来向我们让座。
她显然是熟悉杨所长的，因为一见面，她就向杨所长哭穷：没有钱了，这日子怎么过呢？
杨所长问：政府不是给你200斤粮食吗？她说：怎么够吃呢？我的女儿也回来了，两张嘴怎么够吃呢？还有羊也要吃食啊。
我进了张某家，屋里收拾得倒很干净，只是家具太少。进门时，我发现床上的那堆被子动了一下，老太太解释说，她的小女儿不想见人，所以蒙着脸躺在床上。她的老公吸毒，她因此离婚了，搬回来与母亲住。老太太叫了几声女儿的名字，可是她不吭气，我说，算了。我们又回到院子里。
一个十来岁年龄的男孩不知什么时侯进来的，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杨所长对我说，这是老太太的孙子。杨所长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男孩无所谓地回答：不想去。
老太太数落了孙子一句：不想上学？那你想干什么？想像你爸那样，被人敲脑袋呀？
男孩不高兴地“哼”了一声，闪到一边去了。
杨所长问老太太：今年去看儿子了吗？
老太太冷漠地说：你说哪个儿子？哪个儿子我都顾不上。他们把家里都偷光了，害得我连吃的都没了。我不去看，谁都不看。我问：你平时靠什么生活？
老太太指指圈里的两只羊说：就是养羊。我过去给羊拍了照片，她伸手问我要钱：你光给它拍照片有什么用？你给它找点饲料来吃吧。你有钱吗，你给我点钱行吗？
这令我真得很窘，跟着杨所长出来时，我没带包出来。
老太太跟在我身后说：我的下场最悲惨，生了四个儿子，都不争气，我恨他们。我现在是个孤老太婆。杨所长又安慰了几句张某，我们便离开了。回到下马关派出所后，我又来到与派出所相邻的下马关镇政法委的禁毒展览室看了看。只见几百名涉毒人员的照片和名单都上了“榜”，杨所长熟练地指给我看刚才去过的那些人家的照片。从照片上一一认出他们后，心里真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镜头二：毒贩刘泗洋的理论
夜里下过了雨，早晨起来重庆的天空还是阴晦的。
用过早餐，在警官小庞的陪同下，我来到位于渝中区石板坡的重庆市公安局看守所。在办理了出入证件和相关手续后，我被准许采访贩卖25公斤毒品的大毒贩刘泗洋。
等待的片刻，我始终望着窗外，在看守所周围，是错落有致的破旧房屋，房屋无论是青砖青瓦还是混凝土建筑，都呈现出灰色的陈旧，给人以古城历史的回味感。令我欣慰的是，有些旧屋的顶部小草已经泛青，希望真是无处不在啊。小庞也探出头去，顺着我目光的方向望了望，然后随意地说：你在看那些老房吗？应该拆除了，不然影响重庆的形象。
我回答：都拆掉了，重庆的历史到哪里去寻找呢？
小庞似乎没有听到我说什么，他通知我，可以见刘泗洋了。
我刚走进第二审讯室，就见一个光头、高个、健壮，年龄约在三十七八岁的男子戴着镣铐进来了。
我知道他就是刘泗洋。
没想到他相貌堂堂。他的一张和善的脸上有两个酒窝，即便双手被铐着，也能透出一种气质。那是一种什么气质呢？就像有的警察很有警察气质，有的罪犯也有罪犯的气质吧。我对他的评价是：不俗！
坐在铁栅栏那边的刘泗洋，迅速扫了我一眼，然后傲慢地把脸扭到一侧。我也不说话，平静地看着他。
刘泗洋大概觉得有点奇怪，就正过脸来，斜眼望着我。于是，我们对视了足足五分钟。最后，是他撑不住了，傲慢地问：想采访我吗？
我不置可否。
他说：从我进来后，没有一个记者能在这里坐到5分钟以上。
我问：为什么？
刘泗洋：都谈崩了呗。
然后，他又生硬地低下头去，公开暴露他的抵触情绪。
我给他扔过去一支烟，他敏感地看我一眼，拾起烟，又给我扔了回来。我又给他扔过去，这次他没动。于是，对话开始了。
我：吃过饭了吗？
不语。
我：孩子多大了？
刘泗洋：娃儿两岁。
我：你妻子来看过你吗？
刘泗洋又沉默了。不过这次不是抵触采访的沉默，而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妻子是做什么的？
刘泗洋：在家带娃儿。
我：你们感情好吗？
刘泗洋：不好。
我：老家是哪里的？
刘泗洋：重庆。
我：什么文化？
刘泗洋：初中。
我：毕业之后干什么？
刘泗洋：待业。
我：今年四十一岁，孩子才两岁，怎么结婚这么晚？
刘泗洋：要孩子晚，是在三十出头结婚的，妻子比我小七八岁。
我：家里都有什么人？
刘泗洋：两个哥哥。父母都过世了。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父母都是工人，家庭不太好。我：什么原因走这条路？是朋友影响的多，还是自己主观意识问题？
刘泗洋：要生存嘛，这是无奈之举，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无奈有别人逼迫的意思，没有人逼迫你非要卖毒品啊？
刘泗洋：是自己逼自己，没办法，要吃饭。国家修建了那么多监狱，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服刑出去之后，如何就业如何生存，这些人出去后，都是自己考虑生存，所以，重犯和屡犯的事发生较多。有许多人就铤而走险。在你们眼里，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他不以为然一笑）我推心置腹地说：我的家庭也很贫穷，我为什么没有走这条路？
刘泗洋不服地说：你属于机会好的。你有工作，我没工作。
我：你的两个哥哥都有工作，如果其中一个没有工作，那个哥哥也像你一样走这条路吗？刘泗洋：他们为什么没去做呢？我：我在问你这个问题呀？
刘泗洋：我哥哥是成年人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再说因人而异。
我：这么说，你走这条路也是深思熟虑的了？
刘泗洋：（回避片刻）人首先得有基本的生存条件。
我：你选择贩毒，你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警方，你觉得自己能对抗他们的强大吗？
刘泗洋：作为人都怕死，要有其它办法，谁都不会这样。
我：25公斤毒品意味着什么，你心里明白。咱们做个假设，如果你能出去，还会做这事吗？
刘泗洋：实话说，不想去做了。但是也难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社会学家也研究不透。
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刘泗洋丧气地说：人都报废了，死活都不重要了。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对娃儿的影响，毕竟她才两岁，在她以后的成长过程中，肯定要受到影响。
我：学生时代受到过什么负面影响吗？
刘泗洋：那一代人都是扭曲的，从小不上课，学张铁生，学黄帅。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个体户被人们瞧不起，但后来国家政策变了，那些个体户就被迫成了暴发富。
我：你看得起那些暴发富吗？
刘泗洋：我认为他们起码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我：你想过走仕途吧？考公务员？
刘泗洋：条件受限制，不可能当官。
我：什么条件才可以做官呢？
刘泗洋：那些高干子弟，那些有钱的，有文化的。但是，如果当公务员，也得看别人的脸色，也没意思。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都向往好生活，好日子，好家庭，谁不想？
我：怎么开始贩毒的？
刘泗洋：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妻子知道吗？
刘泗洋：一直不知道。
我：是不告诉她，还是不敢告诉她？
刘泗洋：不敢。
我：妻子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泗洋：她让我天天呆在家里。而我是个习惯在外面跑的男人。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外。
我：你喜欢找女孩？
刘泗洋：不，我喜欢旅游。
我：都到过什么地方？
刘泗洋：全国都走遍了。
我：说说看，哪些地方？
刘泗洋：新疆的伊犁，杭州，海南，东北。
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地方？
刘泗洋：西藏。
我：好在哪儿？
刘泗洋：说不出好在哪儿。就是感觉上，那里是一块让人不产生欲望的净土，我到那里感觉很渺小。
我调侃着：那你把毒品卖到那里去，那里就不是净土了。
他不好意思地摸了一把脸。
我：恨警察吗？恨抓你的那个罗力队长吗？
刘泗洋：恨他们干什么？那是他们的职业，就像猫抓老鼠，猫就是抓老鼠的。我是老鼠，警察是猫。
我：那你恨什么样的人？
刘泗洋的回答不假思索：我恨背叛我的人，欣赏的是从一而终的人。对于叛徒，就应该清除掉。
我：你读书吗？
刘泗洋：读一些。
他似乎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竟然喜欢读书！这很让我意外：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我：对你思想有启发的书籍是哪一本？
刘泗洋：《人性的弱点》。（似乎怕我不了解这本书，他又加了一句）是美国的作家写的。
对于这部书，我是很了解的，该书的作者名叫戴尔·卡耐基。我想知道他从这部书中读到了什么。
刘泗洋：同一本书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本书给我的想法很单纯，让我感到成年人是很压抑的，我不喜欢与成年人交流，喜欢与孩子说话。跟孩子在一起，毫不设防，很开心。
我：与书中描述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刘泗洋想了片刻，说：与他们比起来，我很放松，我的压抑，是自己造成的。
我：你与妻子交流吗？
提到妻子，刘泗洋脸上没有任何异样，语气上似乎是在谈与己无关的事，他说：很少交流。她希望我在家里。
我：你妻子依赖你吗？我所说的这种依赖，包含情感上的依赖。
刘泗洋：不包含情感上的，她也不是依赖我。
我：你最欣赏妻子的哪个方面？
刘泗洋：任劳任怨。刘泗洋的回答，不像是在评价妻子，而像是在评价自己的雇员或者邻居。这就是刘泗洋的爱情观，只有经济，没有情感。与妻子不交流，那么与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又如何呢？
刘泗洋的回答依然是没有语言温度的：与两个哥哥以前关系还行，后来就不好了，觉得他们对母亲不好。我的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母亲带着我们很辛苦。我对母亲好。
我：如何好法？给钱吗？
刘泗洋：我给母亲钱花。我：能告诉我你在少年时代的梦想吗？刘泗洋：16岁的时候，就想当兵，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已经初选入围了，可是后来名额被别人挤占了。
我：遗憾吗？
刘泗洋：终生的遗憾！
我：少年时代你是个好孩子？
刘泗洋：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
我：你很有头脑，要是不去贩毒，干些别的正当事，也会做得很好。
刘泗洋很沮丧：不晓得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我的人生是一笔糊涂账！
我：你认识的人中，吸毒的多吗？
刘泗洋：不多。
我：你自己吸毒吗？
刘泗洋：我不吸。
我：为什么？
刘泗洋：一是经济不行，吸毒很费钱；另外对身体也不好。
我：那么你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吸食了你卖给他们的毒品，许多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身体也搞垮了。
刘泗洋：我没有强迫他们买毒品来吸毒呀，一切都是他们自己主动买自愿吸的呀！这是一个市场，我控制不了。
我：你是说，盗亦有道？
刘泗洋：我贩毒，最恨两种人。一种是引诱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人；另一种是看人家有钱，设计引诱他吸毒，最后让他破产的人。没有职业道德。
我：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最恨的这两种情况，依然是借别人的手用你的毒品完成了，你对得起他们吗？你就有职业道德吗？
刘泗洋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又以攻为守，向我发问：问你个问题，贩毒的吸毒的，国家越禁反而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没等我回答，他自问自答说：国家设置了那么多的监狱，里面关满了人，这些人将来出去后，社会并不欢迎他们，人们也歧视他们，国家也没有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可是这些人也需要生存，他们只好自己找出路，而这些人的出路，都是国家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除了违法，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往往许多人关进监狱后，相互交流的，不是如何悔过自新，而是将来怎么样把案子做得更巧妙一些，让警察抓不到。监狱，成了提高犯罪能力的培训中心。
我：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社会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缺乏应有的包容，是事实，这也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趋势。但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到走廊上接听电话。回来后，刘泗洋触景生情，抛开刚才的话题，谈起了人的平等问题。
刘泗洋：我们的交谈是不平等的。
我：我认为很平等啊。
刘泗洋：你可以出去打电话，我却不能那样做，我有这个。刘泗洋说着，晃一晃腕上的手铐，加了一句：我们谈完话之后，你可以走出屋子，去任何的地方，你是自由的，而我必须回到牢房去。这平等吗？
我：一个触犯法律的人，要与一个守法的公民讲平等，世界上有这样的平等吗？笑话。
刘泗洋：你和我就是不平等。
我：你失去自由，是因为你犯了法，那是法律的事情，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我觉得就谈话而言，我一直用平等的心态待你，我对你很公平。刘泗洋沉默片刻，又说话了。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吗？
我：洗耳恭听。
刘泗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说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他找来了一只杯子，在里面放了一只跳蚤，然后盖上盖子。跳蚤想出去，第一次跳得很高，结果撞到盖子上被弹了回来，身子很痛。第二次再跳，就不跳那么高了。以后跳得高度越来越低，最后，科学家拿开了盖子，跳蚤也不会跳到杯子外面去了。
我：你认为盖子代表着什么？
刘泗洋：应该是一种很文明的社会秩序。
我：你希望有盖子，还是希望没有盖子？
刘泗洋和善地笑笑说：当然是有盖子好。不过有些时候，这个盖子对人性的压抑太大了，有些时候，还是没有盖子的好。
我：你希望社会有一个文明的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应该只约束别人，不约束你，这样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贩卖毒品也不受法律惩罚？刘泗洋尴尬地笑笑。
我：按说你也不是生存不下去的人，怎么非要贩毒呢？
刘泗洋：想挣到这笔钱当资本，去搞边贸生意。
我：到哪里搞边贸？
刘泗洋：黑龙江，海南，新疆，哪里都可以搞。
我：这是你第一次贩毒吗？
刘泗洋：第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我输得一塌糊涂。
我暗想：这肯定不是真话。罗力队长说过，刘泗洋的贩毒活动，因为隐蔽性强，存在了很长时间，最后一次绝非第一次，以他的小心谨慎和狡猾，第一次会做25公斤的大生意吗？不过，刘泗洋说谎，也不奇怪，对于毒枭来讲，把被抓住的最后一次贩毒说成是未遂的第一次，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泗洋：你应该关注那些种植的人，如果他们不种，我到哪儿弄毒品？你们应该先铲掉种植的源头。
我：我感觉你什么都清楚，可你走了一条黑道。
刘泗洋：是死道。
我：你的名字很大气嘛，泗洋浩瀚啊。
刘泗洋自嘲：死羊一只。
自称瞧不起任何记者的刘泗洋，跟我聊了近两个钟头后，被带回牢舍。
这个穿着0428号囚服的人走出我的视线后很久，我还在品他说过的一些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