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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与女性
女性吸毒的迷思解构与禁毒社会工作干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实证调查研究
2019-09-24 16:53:39 来自:医脉通 作者:李晓凤 , 林佳鹏 阅读量:1
  摘要: 近年来,女性涉毒群体比例不断攀升,传统戒毒手法对女性吸毒成因始终缺乏深度理解,忽视了女性角色的特殊性。女性吸毒正是对父权文化过度整合下性别角色无力感的合理回应,其群体内部结构分化。对女性吸毒者的社会工作服务不仅需要协助女性生理脱毒,更应该了解和理解她们的现实处境,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问题外化、需求评估、组织互助、男性参与及集体倡导等性别敏感的干预方法。这有助于促进女性吸毒者意识醒觉,协助她们逃脱传统社会压迫,进而更好地达至戒治成效,并最终迈向解放的社会工作。
  
  一、研究背景
  
  女性吸毒人数逐年上升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事实。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女性吸毒人员达33.8万人,占吸毒总人口的14.4%。[1]以浙江省为例,从2012—2014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看,虽然女性仅占1/4,但年增长趋势却明显超过男性。[2]
  
  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开放与多元化,女性吸毒问题引发各界关注,对其成因的解释层出不穷。一些犯罪学家认为,由于父权制文化控制下对女性“谨慎服从,比男性更顺从社会规范”的角色期待,女性较男性理应更不容易出现越轨行为。因而女性吸毒者被强调是特例,是对法律、社会规范和“女性特质”(即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女性行为)的双重背叛。[3]此外,亦有人提出,受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及其思潮的影响,女性逐渐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经济、社会地位,但同时社会对女性的日趋“失控”也增加了女性犯罪的风险。[4]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关键词“女性吸毒”,截至2017年底,仅有154篇期刊文章、59篇硕博士论文涉及女性吸毒群体研究,可见该议题整体关注度较低。在吸毒成因分析上存在多元划分维度,如从个体因素、毒品客观因素及法律因素划分的三分法认为,女性涉毒行为源于个体缺乏正确的自我涵养、受毒品环境沾染、经济利益驱使以及社会管理和控制的缺陷;又如从家庭、同辈及社会系统划分的三分法,将女性吸毒归因于家庭的默许和纵容、身处毒友圈子及社会舆论和歧视。[5]这些对女性吸毒成因的解释普遍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忽视女性社会化过程中特定的性别角色及其如何被标签化。因此,传统戒毒手法则进一步成为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压迫。
  
  笔者认为,女性吸毒固然有个人的独特因素,但更多的是社会结构限制下个体失范的结果。从社会性别理论看,吸毒正是对父权文化过度整合下性别角色无力感的合理回应。传统性别观将女性视为生育的“机器”、照顾家庭的“保姆”及男性性驱力的发泄对象,女性自小从家庭、学校、同辈及大众传媒中接收到关于“女性特质”的信息,使得女性无法逃脱各种被预设的传统角色。当女性缺乏美貌、地位、金钱、权力、能力或社会支持等资本时,若一味固守或追求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和价值期望”,她们便可能透过吸毒等越轨手段达致所谓的“女性特质”[6]。为此,本研究从性别敏感视角分析女性涉毒原因,解构吸毒女性对“身份和角色期待”的性别迷思,并提出全新的社会工作干预。
  
  二、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勾勒女性吸毒人员的不同处境及其与主流社会对女性角色模塑的内在联系,尝试探究性别敏感视角下禁毒社会工作的干预空间,2017年9至12月,笔者采用判断抽样结合分层抽样的方式,先后对广州、中山、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女性吸毒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86份,回收率95.2%),问卷集中填写、当场回收。本次研究工具为自编问卷,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健康评估、心理特质、成瘾行为、社会网络及服务需求6大部分,共设置变量162个。
  
  同时,辅助质性研究方法,笔者运用典型案例抽样(如抽取多次进出戒毒所的被访者),结合最大差异化抽样(即充分考虑被访者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阅历、吸毒成因等因素),分别对15名女性吸毒者、5名禁毒机构管理者、8名一线禁毒社会工作者展开深入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式(主要以生命史回溯方式进行),旨在了解吸毒女性个人特性、初次吸食原因及体验、吸食前后身心反应与改变、戒瘾期表现情况以及对于吸毒行为的看法等,每个访谈时间控制在1.5~2小时;在研究伦理上遵循自愿参与、知情同意、保密等原则。此外,笔者还向禁毒机构管理者和实务工作者了解女性戒毒工作本土经验。
  
  三、珠三角吸毒女性画像
  
  中国政府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禁毒工作,鸦片烟毒及女性吸毒者曾一度禁绝。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毒品问题死灰复燃,禁毒工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演进,女性吸毒者不仅与男性吸毒者存在显着差异,其群体内部结构亦存在分化。
  
  (一) 女性吸毒人员的基本情况
  
  珠三角地区女性吸毒人员生存现状受到各方关注,问卷调查结果表现为九个方面。
  
  第一,在年龄结构上,年轻化特点极为显着。女性吸毒人员中,19~35岁的年轻女性高达76.9%,12~18岁的占1.2%,35岁以上的占21.9%。深入访谈发现,很多女性吸毒者染毒年龄较小,年龄最小的个案染毒时仅13岁,她们大多是受同伴影响。
  
  第二,在经济状况上,个人月收入总体较低。个人月800元以下的占44.2%、且多为无业者;501~1 500元的占19.7%,1 501~3 000元的占20.8%,3 001~10 000元的占15.3%。此外,吸毒女性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32.9%的吸毒者完全没有收入,47%以上的收入不固定。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状况和从事职业两者密切相关。
  
  第三,在受教育程度上,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未上过学的占5.7%,高中(含中专)文化及以下的占90.3%,大专文化及以上的占4%,绝大部分女性为中学文化水平。
  
  第四,在情感状态上,结婚率低,离婚率高。未婚人士占55.7%(其中单身者占22.9%,恋爱者占32.8%),已婚人士占28.1%,离异人士占16.2%。在拥有伴侣的女性中,45.2%的伴侣也是吸毒人员。深受伴侣影响成为处理女性药物滥用问题的最大障碍。
  
  第五,在家庭规模上,大部分女性吸毒者处于小规模家庭中。38.4%的属于核心家庭,26.2%的属于主干家庭,14.8%属于单亲家庭,20.6%的属于独居。访谈资料表明,吸毒女性家庭的显着特征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不完整。
  
  第六,在职业状况上,从事的职业多元化,经济收入差异性较大。在职业分布中,13.48%的是工厂工人,28.6%的是休闲娱乐场所员工,25%的是无业者。此外,质性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吸毒女性极易走上以最原始的、身体为本的卖淫道路,并因此衍生各种性病问题。
  
  第七,在工作的城市上,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调查显示,74.25%的吸毒女性在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工作,仅25.75%的女性在惠州、东莞、佛山、中山等二、三线城市工作。
  
  第八,在毒品滥用类型和方式上,海洛因在吸食各时期均占据主导地位(初次吸食为75.47%,成瘾期吸食为92.7%),其他种类毒品占比较低;吸食方式中,以“烫吸”使用最多(76.4%),其次为“注射”(20.1%),再次为含服(1.8%)。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毒品涌现,混合在饮料中吸食者占1.7%。
  
  第九,在身体伤害上,女性比男性遭遇更多的危害。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致使八成以上的吸毒女性身体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82.5%的女性吸毒者表现为月经失调、闭经和停止排卵;近六成女性因长期吸毒,体内脂肪积聚,毒品淤积血管内,导致早衰、贫血、肠胃功能紊乱等;近两成的女性报告出现过早产、习惯性流产、不孕不育等较为严重的生殖问题。由此可见,吸毒将大自然赋予女性的各种美好都残毁殆尽,使她们无法再扮演正常的女性社会角色。
  
  (二) 女性吸毒人员的改变优势
  
  多年以来,社会对女性吸毒问题依然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模塑忽视了女性特质中的优势资产,而挖掘这些优势资产对重新理解吸毒女性生命故事和现时困境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调查发现,相较于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戒毒者自身在接受戒毒服务时有以下四个显着的优势。
  
  第一,多数女性吸毒者自我改变意识强,戒毒意愿较高,并愿意接受社会工作者及社会的各种援助。访谈资料表明,85%的吸毒女性十分痛恨对毒品的过度依赖,内心感到愧疚且戒毒欲望强烈。而吸毒女性意识上的醒觉及强烈的戒毒动机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动机式晤谈戒毒的重要动力。
  
  第二,多数女性吸毒者比较年轻,心理、情绪、性格等处于快速发展变化期,可塑性较高,并且她们对未来都有所规划。比如,63.7%的女性吸毒者希望获得职业生涯规划,52.4%的被访者希望在未来谋求“真正自己喜欢的、有体面尊严”的工作职位,甚至13.4%的受访者希望能自主创业。吸毒女性不再按照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期待塑造自己,有助于回归社会和持续改变。
  
  第三,多数女性吸毒者的自我认知良好,能够看到自身优势资产。调查显示,38.6%的女性吸毒者认为自己“坚强、抗压”,27.1%的女性“富有爱心、同情心,乐于助人”,22.5%的女性表示“勤劳朴素,能吃苦”,11.8%的女性认为自己有其他优势,可见女性吸毒者对自我形象的建构是积极正向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与女性一道挑战先入为主的角色定型。
  
  第四,多数女性吸毒者对男朋友或丈夫以及双方关系抱有较为乐观的期待。尽管超六成女性吸毒者的配偶或伴侣均有吸毒行为,但从数据看,吸毒女性对身边伴侣或配偶戒毒“完全和比较有信心”的占77.8%,有64.5%的女性表示“若男方戒毒,仍愿意维持双方关系”,可见女性对身边男性的改变亦充满较大期待。社会工作者可充分利用吸毒女性身边的男性作为她们戒毒的重要合作伙伴和社会支持资源。
  
  四、对女性涉毒问题的理解
  
  理解女性吸毒行为及其背后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将有助于找到积极应对女性吸毒的实务介入策略和方法。珠三角地区女性禁毒初步形成了多元而相对成熟的干预模式(如戒毒所充权使能模式、美沙酮门诊综合健康医学模式、社区戒毒与康复模式等),[7]但这些模式大多停留在生理脱毒层面。禁毒药物固然能够改善吸毒女性的生理、精神面貌,但禁毒干预的本质却是要深入处理女性吸毒背后的问题。
  
  (一) 男性凝视下“完美女人”体态的迷思
  
  受当下铺天盖地的各类整形美容广告宣传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痴迷于“曲线可以窈窕”、“岁月可以无痕”和“美丽可以永恒”等塑身“神话”。[8]访谈表明,超七成年龄在16~25岁的女性曾尝试借助毒品达到“瘦身塑形”的目的,自以为服用后“身形玲珑、性感动人”,对男性更具诱惑力,身边获得更多男性的垂涎。对两名曾经自认为“肥妹”的吸毒女性的访谈发现,其对现代社会肥胖偏见尤为敏感,她们自卑、恐惧社交、极度厌恶自己,在尝试减肥产品失败后吸毒,极短时间达到的“消瘦”效果为她们带来了高度成就感。由此可见,女性“以毒塑身”正是受到父权社会“美貌神话”的主宰,在“男性凝视”下,女性不惜牺牲身体来迎合男性对女人完美身形的期待。
  
  为了减肥,几乎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可就是不奏效!我讨厌自己臃肿的身材,随便在学校哪个地方一走,我都感觉有无数双异样的眼睛看着我,我都快疯了!后来我闺蜜阿芳告诉我海洛因减肥效果特别明显。虽然我隐约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想着不妨一试,吃一点对身体不会有太大副作用,我就当药丸那么一吃。吃过后昏昏欲睡,没有食欲,对周围一切感到索然无味。果然,我瘦了!后来我无心学习,上课满脑都在想办法弄到药丸!(中山,戒毒女性Z,2017-10-20)
  
  (二) 生存压力下“温柔女人”性情的迷思
  
  吸毒是大多被访女性生活重压之后最终的“出路”,亦是“绝路”。调查表明,女性吸毒前面临的主要压力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就业(38.6%)、职场(23.8%)、情感(20.5%)、家庭关系(14.3%)。有63.7%的女性吸毒者长期受到心理、情绪、精神困扰,在未得到疏导、排解的情况下走上吸毒末路。然而,女性自小却被期待“只有温柔、贤惠、小鸟依人”的女人才受欢迎,那些“情绪化、举止不温柔、不会做家务和不够体贴”的女人是不受欢迎的。面对生存压力,年轻的女性尚可任性抒发情绪或为所欲为,但年长的女性只能忍辱负,且需表现出成熟稳重的“贤妻良母”形象,即使遭遇不公对待也不能情绪失控,更不能向男性或家人宣泄,必须独自承受。如此,借助止咳水等毒品控制情绪,能够让女人达到“温婉可人”的形象。
  
  结婚之前,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玫瑰色的想象,以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可是婚后发现,我完全变成了保姆!男人越来越晚归,几乎不做家务!我一开始尝试和他沟通,他每次都说要改、要改!然而呢?改了没几天又恢复原样。后来,我每次和他沟通的时候,他直接对我破口大骂,说哪个女人不是要照顾男人、打理家,女人就应该做贤妻良母!他指责我脾气暴躁、生活无能、遇到一点事情就大吵大闹。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离婚吧,好像又不太现实,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有太多的不满,无处宣泄!后来,当我服用止咳水后,我发现他面部不再狰狞,甚至声音都听不见了,我居然还能够笑脸相迎,服服帖帖地继续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止咳水简直神了!(广州,戒毒女性L,2017-11-15)
  
  (三) 两性关系下“男性依赖”焦虑的迷思
  
  调查中有68.7%的女性承认其配偶或伴侣有吸毒行为,受他们影响被动吸毒。个案访谈发现,近七成吸毒女性都缺乏主见,完全将自己托付给男人,一旦离开男人便十分焦虑。四成已婚女性则表示,自己极其在意外人对婚姻及家庭状况的看法,即便配偶吸毒,但为了维护“幸福婚姻”,挽救另一半,不惜以身试毒。父权文化规制女性以男性为物质或地位依赖,是男性的附属,故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暗示。吸毒女性往往被“孤身的女人最可怜,没有完整幸福的婚姻就是人生的缺憾和失败”等非理性信念牢牢控制,面对男人的情感抛弃和家庭分工的桎梏,她们因害怕没有终身托付和归宿而始终和男人纠缠不清,与家庭被迫妥协。吸毒能够缓解女性“没有男人和幸福婚姻”的焦虑感,将男女两性关系和命运紧紧“锁”在了一起。
  
  我的老公出轨了,呵呵,我怎么也没想到电视里的剧情居然也发生在我身上!你问我怎么办?是的,我恨他,但我更恨自己!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失败!之前的婚姻就被伤害,如今又被伤害!可笑的是,我却又离不开他。我都快四十的人了,黄花菜一根,还有什么资本敢离婚!家里上有公婆下有两娃,没了男人让我怎么活下去?受过伤的人才更加醒悟,完整婚姻和家庭对女人有多重要!没有男人的生活简直芒刺在背!我服大量安眠药,就是逼迫自己不再去想男人和外面女人的缠绵。(深圳,女性戒毒者M,2017-10-15)
  
  (四) 职业隔离下“以淫趋利”欲望的迷思
  
  调查显示,吸毒女性主要以宾馆、娱乐厅、休闲会所等场所从业人员以及无业女性居多(共占53.5%),其中65.1%的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个案访谈显示,70%被访者认为,进入劳动市场之后,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只能从事具有女性特质的职业,一方面这些职业工资待遇低、工作压力大、易遭遇社会歧视与否定,女性难以找到自我成就感,容易透过毒品寻求“自我价值”;另一方面,这些职业岗位又多分布在宾馆、足浴城、美容店等隐蔽性场所,她们更容易暴露在吸毒者与贩毒者的毒品环境中,被吸毒亚文化所熏陶、同化,进而坠入药物成瘾境地。女性吸毒后缺乏足够的谋生技能,为维持毒品或毒资来源,不得不从事最原始的、以身体为本钱的谋生之路。[9]吸毒能让女性“风情万种、飘飘欲仙”,更受客人垂涎,身价倍增,而纸醉金迷后,吸毒又能“忘记客人的魔鬼面孔和自身耻辱的黑暗经历”。但同时,吸毒对身体的严重伤害又使她们失去“谋生的皮相”,造成恶性循环。[10]
  
  我出生在偏远农村,自小父母就重男轻女,嫌我是个累赘,经常无缘无故殴打我。我恨他们,想逃离,14岁那年和表姐一起只身来到这里“入了行”。很恶心吧,我们堕落,好逸恶劳,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前途,在这还能“大挣一笔”。也是在这里认识了现在的男友,说实话,他喝酒、赌博、吸毒、沉迷女色,外人看来就是“窝囊废”,可也只有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问候和温暖。对我来说,一句简单的话有多大的力量!我恨我男友,也爱得不能自拔!我劝他戒毒,没有成功,他被抓去戒毒,这三个月是我最痛苦的日子,没有男友我能干什么呢?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担心男友,却又不得不维持自己的生活,每晚继续陪客人疯癫。我很痛苦,吸毒中忘却现世的丑恶。(东莞,戒毒女性H,2017-09-05,此前为“站街女”)
  
  此外,吸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对父权社会的抗衡。调查显示,5.6%的女性是为了寻求刺激涉毒,认为这是“个性发展的方向”。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小组中,2/3的吸毒女性认为,吸毒问题反映了“妇女解放带来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社会建构对女性规范的性别角色和行为的预先设定。新时代下,随着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并逐渐参与到以往男性涉猎的社会领域,女性获得的极大自由权利和独立性使得她们的犯罪机会大增,她们在追求自我解放、挑战男权社会过程中也迷失了自我,使用了过度的反抗方式。因此,社会工作者既需要打破女性对“性别角色和期待”的迷思,亦要与女性并肩挑战根深蒂固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规范。
  
  此外,深入访谈发现,少数女性吸毒的原因在于好奇、无聊、空虚,甚至认为吸毒是一种时尚。结合学界相关文献发现,好奇心是人的天性之一,部分吸食者在吸毒前都认识或者拥有吸毒的朋友,她们的“第一口”也往往是在朋友劝说、教唆下开始的。[11]染毒后,经济状况逐步恶化,她们不得不为了维持毒资而另谋他路。
  
  五、性别敏感视角的干预
  
  在女性禁毒工作干预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司法控制取向,在公安、医疗系统下采取强制隔离戒毒、药物维持治疗、自愿戒毒等手段,传统干预手法由于对知识的科学性和现实的对应性的强调,既无法做到介入价值的中立,亦未能重视女性的独特需要。吸毒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在主流社会的框定和形塑下,女性个体身份的迷失及资源的匮乏。[12]如此,对女性吸毒者的社会工作干预不仅需要协助女性生理脱毒,更应该了解、理解她们的现实处境;看到吸毒问题与女性身份的紧密关联,从而接纳她们的生存策略;打破期望通过吸毒迅速获得“女性特质”的迷思,从性别敏感视角与她们“共舞”,迈向超越传统性别规训的解放的社会工作。
  
  (一) 女性禁毒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
  
  第一,采用性别敏感的价值取向。传统女性禁毒社会工作干预将吸毒者同时视为“病人”和“犯人”,过分强调专业知识的权威性和技术的科学性,却忽视了社会主流性别价值观对女性的影响。殊不知,在后现代浪潮下,知识是被“怀疑的”,专业就是“政治的”,这样的介入因客观上默许了传统社会秩序对女性的规训,从而对女性戒毒人员造成了二次操控和压迫。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时刻警惕自己是否对戒毒女性有着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是否在潜移默化中依然固守特定的角色期待。唯有超越个人、社会文化与结构的局限,才能打开全新的视野和格局,携手戒毒女性打破传统观念的“铁笼”。
  
  第二,强调“个人即政治”的分析视角。社会工作者对个人问题的处理离不开对人与政治关系的探讨,需在父权主义历史及文化背景下理解女性吸毒与对身边男性的依赖以及与更广范围的社会政治过程的紧密关联性。由此,社会工作者无论在探讨女性吸毒的成因上,亦或寻求女性脱瘾的途径上,都应从政治行动及社会结构的角度加以考量,如透过政策倡导,有效地整合各种优势资源,为吸毒女性“发声”。
  
  第三,注重权能激发的服务理念。赋权视角下社会工作者的介入能够挖掘并激发吸毒女性的潜能,如协助吸毒女性获得知识、技能、资源、能力,提升她们的自尊、自信、自我意识和效能感,并增强其自身能力建设。因而这是一个协助吸毒女性掌控自我生命、超越个体局限、获取行动能力、抗争社会文化结构的过程。
  
  (二) 女性禁毒社会工作的操作原则
  
  第一,了解、理解和接纳吸毒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她们的生存选择。对女性涉毒的原因及行为,社会工作者应该保持尊重、相信、同理和无条件积极接纳。由于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女性吸毒者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独特的心理特点及多元化的需求,因此接纳该群体的现实处境有助于改变吸毒女性在戒毒过程中的“对抗”状态与非理性认知,从而建立良性积极的专业关系。
  
  第二,促进意识醒觉。无论女性因何种原因涉毒,其背后都是对传统社会建构的“女性特质”的迷思,这些主流价值、文化、制度和习俗压迫女性沉沦毒品。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她们意识到其遭遇生存困境的原因和一系列关于“女性特质”的固化信念,让女性具有全新视野,从而使其勇于挑战父权社会形塑的性别期待。
  
  第三,重视吸毒女性的“个人经验”。社会工作需要看到宏大社会叙事之下的微观个人叙事,重视吸毒女性的个人经验如童年经历、家庭关系、求学过程、职业选择、戒毒历程等,以鼓励她们陈述、分享个人生命事件及主观认知感受,并清楚意识到个人经验是案主获得改变的重要优势资产。通过她们的经验叙述,重构对该群体的认识和理论诠释框架。
  
  第四,尊重吸毒女性个体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皆是针对每一位吸毒女性个体的实用性与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实施的,致力于找出彼此在年龄、学历、职业、家庭状况、恋爱婚姻、社会地位等的差异性,消减对吸毒女性“同质问题”的刻板印象,帮助她们阐明自己的情境、对自己的看法、生活中的变化及可能的选择。
  
  第五,强调吸毒女性的个体参与和群体联结。社会工作者强调吸毒女性的个体参与自决,这是对案主的尊重及人文关怀的体现。同时,由于吸毒女性之间具有相似的经验故事,社会工作者应将她们组织起来,并开展互助行动,以此提升女性戒毒的信心和动力,巩固戒毒成效。
  
  第六,认识到吸毒女性本身是一个资源,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调查显示,近八成吸毒女性都表达了强烈的改变意愿,并对未来有所规划,表明她们本身蕴藏着优势资产。因而社会工作者需要认识到他们与吸毒女性之间是一种互相合作、互相信任的伙伴关系,并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专家,协助她们挖掘优势,解决戒毒康复中的困难。
  
  第七,建立社会支持。社会工作不仅重视社工与吸毒女性之间建立有目的、持续性、以情感为基础的专业关系,更要在此过程中增进对她们人际网络的了解,发挥社会支持系统对吸毒女性个体改变的作用。进一步的深入访谈资料表明,禁毒社会工作者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女性吸毒往往受到身边男性的影响,她们常常在和男性的关系中建构自我认同。故社会工作介入需要协助建立吸毒女性同伴支持系统,积极建立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同行者”关系,并对这段关系保持持续敏锐的关注。
  
  (三) 女性禁毒社会工作的性别敏感干预
  
  社会工作者除了协同戒毒所、医院等各方关注女性生理脱毒外,更重要的是挖掘女性吸毒问题背后的父权操控、生命事件及个人优势,协助她们重新审视女性身份,重构属于她们的生活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较为高效地实现女性戒毒,拆解社会建构的传统性别观,超越个体局限的挣扎与反抗,最终迈向解放的女性禁毒社会工作。如此,我们提出性别敏感视角下女性戒毒康复社会工作方法。
  
  第一,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由于吸毒女性身份特殊,她们对他人是否尊重自己极为敏感,故社会工作者在与吸毒女性建立关系时,应强调尊重、接纳、同理与个别化原则,承认个体生命的尊严,不因她们的吸毒行为而完全否定其个人价值,避免“标签化”。社会工作者在与吸毒女性建立关系时,需要注重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倾听,接纳她们的情绪化表达,并让她们知道女性并非天生的情绪化,“理想型”女性也不必要是“温柔的贤妻良母”,女性可以有多样的情绪表达和多面的人格特质。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促使她们认识到自身是一个资源,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
  
  第二,问题外化。由于女性吸毒有其社会政治文化根源,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将女性吸毒问题与女性本身区别开来,不再将吸毒视为案主的本质问题,不再让女性内卷于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和结构;同时,通过描述吸毒问题影响案主生活的过程及具体方式,逐渐进入案主的内心世界,动摇其固着的生命故事,促使女性将注意力从对问题本质的探讨转向对问题如何干扰自身生活的考察,以此撕碎女性“失败者、堕落者”等标签,协助吸毒女性在生活经历中寻找抵抗社会压抑的独特经验,从而逐渐获得新生力量,书写积极的新故事。
  
  第三,需求评估。社会工作者应运用社会性别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吸毒女性状况。一是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即由社会分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引起的、女性很实际的需求。访谈资料表明,禁毒社会工作者均将吸毒女性身体健康评估作为首要需求。特殊的生理结构造成女性吸毒者生殖问题及妇科病较为严重,社会工作者需要密切留意她们的生理状况,甚至使用个案管理方式为她们提供足够的戒毒所内医疗照顾。二是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即由女性从属地位引发的涉及分工、权利等需求。由于缺乏相应的教育文化知识及谋生技能,吸毒者存在自卑、脆弱、敏感、焦虑等心理,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提供拒毒知识讲解、心理疏导、就业辅导、生活适应力培训等干预,以此增强女性戒毒康复后的工作竞争力、自信心和对毒品的抵御力。
  
  第四,组织互助,鼓励行动,肯定成功经验。在实务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十分注重建立吸毒女性支持小组。由于女性问题“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吸毒女性能够在小组中发现超越个体的共同处境,从而将吸毒问题看作是社会公共议题的一部分,并看到戒毒康复的希望。开展女性戒毒同辈互助小组能够促使女性在肯定个体经验的基础上找到共鸣、力量和出路。在小组中,禁毒社会工作者主要工作焦点包括三点:一是协助组员重新审视过往伤痛或难忘的经历,觉察自我是如何被传统定义“女性期待”所束缚的,鼓励其主动表达内心情绪,在小组中建立信任与支持;二是注意到小组成员中“曾经尝试戒毒并取得阶段性成功”的独特叙事,发现组员“吸毒—戒毒”经历中被淹没的经验,并以此成功经验为基础鼓励女性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勇敢做生活的主宰;[13]三是鼓励女性勇敢面对不公、自我赋权和发展自己多元化的特质,能够自如地表达对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的不满,不再扮演外界期待的形象。社会工作者往往允许情感压抑的女性宣泄情绪、释放自我。[14]
  
  第五,男性参与。女性戒毒康复社会工作往往以吸毒女性作为服务主体,并注意到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对女性吸毒造成的负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男性的参与。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了“社会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对男性也有影响,男性对压迫女性的行为需要负有责任”[2],因而改变男性也很重要。同时,因女性吸毒者伴侣或配偶也多为药物滥用者,在女性尚未完全意识醒觉时,为了维护情感关系,难以与另一半割舍,造成双方相互影响,所以社会工作者经常将女性身边的男性也作为服务对象。例如,对在同一个戒毒所内的女性吸毒者配偶提供心理情绪疏导、夫妻关系调节等服务,但需警惕的是,男性参与不等同于默认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第六,集体倡导。社会工作者仅仅使用个体化、小群体化的手法不能使吸毒女性走出困境,更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组织和倡导,形成集体力量和良好社会氛围,以协助女性戒毒康复及重返社会。具体方法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宣传教育。即在社区层面宣传并认识女性吸毒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性,并营造接纳、尊重的氛围,给予女性戒毒康复者重返社区的机会。二是政策倡导,即倡导政策、法律及制度的改变。由于较难改变当前法律对女性戒毒的规定,实践中的政策倡导主要集中于社会工作者向戒毒所争取所内环境设施改善以及多部门跨界合作。三是资源链接。女性吸毒者往往经济困难,缺乏正确观念、性知识及谋生技能,造成“以淫养吸”、性病传播等。对此,社会工作者应主动链接社区资源,解决吸毒女性家庭经济困难等问题,并通过开展教育培训、生活技能学习等服务来提升女性的生活适应力。
  
  案主张太,今年43岁,家有一个16岁儿子。张太原生家庭父母经常吵架,为此她暗自发誓要早日逃离,建立自己的家庭。她不顾家里反对,20岁时和现任丈夫结婚。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是很好。儿子出生后,张太辞去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对儿子溺爱,对家庭事务任劳任怨。儿子进入青春期后,问题日益增加,经常和他们吵架,而丈夫也会因工作压力将情绪宣泄到张太身上。面对丈夫对自己教育儿子和处理家务的埋怨、发脾气,张太感觉有心无力,甚至绝望。三个月前开始服用镇静剂,协助入眠,以期逃避现时的家庭问题。
  
  前期社会工作者已经连同医务工作者逐渐降低其对镇静剂的依赖,并协助张太将吸毒问题外化,使其看到儿子、丈夫行为是如何影响自我“女性角色”评价的以及“失败女人”的故事如何压迫其走上药物滥用道路。接下来社工进一步协助案主打破女性角色的幻象,重新检视“女性身份”,找寻女性自我改变的力量和生命存在的意义。
  
  张太向社工表示,自己没读过书,文化水平低,且自结婚后一直没有工作,十分惶恐自己的工作能力,好在社工透过社区资源为张太寻得保姆一职。张太丈夫对其找工作一事颇有微词,但社工依然鼓励案主坚定信念,并引导其表达出扞卫自己生命尊严的体验。通过向家人宣泄不满情绪,让案主看到自己是一个坚强、有勇气的女性,从而相信自己可以不再通过滥用药物方式欺骗自己。
  
  在社工5次面谈后,张太终于抛弃了“失败女人”的故事,重新寻找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书写新故事。“能够勇敢地向家人反压迫”成为张太身上典型特质,社工让案主明白自己是有力量对抗性别分工带来的无力感的。社工通过一系列问题,引导张太寻找那些不再忍气吞声,而是主动向丈夫抗争,最终发展出关于“勇于做自己”的新故事。(深圳,某社区禁毒社工S个案记录,2017-10-10)
  
  六、结束语
  
  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和方法的加入,为女性禁毒社会工作另辟蹊径。这是一个逐步消解父权制下女性吸毒的论述过程,即通过问题外化、需求评估、重视经验、女性支持、男性参与、集体倡导等积极调动资源的方式,实现女性赋权的历程。不仅如此,女性主义禁毒社会工作建构了平等“共舞”的专业伙伴关系,看到了女性吸毒问题是“个人即政治”的本质,并重视女性戒毒者的实用性、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强调运用多元面向的介入手法等。笔者认为,在已有相对成熟的“刚性”戒毒手法的基础上,如能更多运用上述女性禁毒社会工作“柔性”的介入服务,既有助于改善女性戒毒康复的困境,提升其意识觉醒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能更好地达至戒治成效,超越个体局限,协助逃脱传统社会压迫,并最终迈向解放。
  
  不过,性别敏感的禁毒社会工作手法并不是孤立的,需要放在禁毒社会工作实务运作现状的大环境中思考。不能回避的是,当前禁毒社会工作实务运作仍具有较大弊端,女性主义禁毒干预手法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社会工作者的女性主义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服务对象社会性别需要特殊、公私领域下父权制的压迫环境尚未改善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嵌入性发展模式”使社会工作专业性和独立性遭遇挑战等。从这些视角看,女性主义性别敏感视角虽为女性戒毒康复干预提供了全新视野和指明了新的方向,但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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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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