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与社会、女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目睹了毒品问题的全球化。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提供的资料显示，1950年代，全世界的吸毒人口总数约为910万人，但是，截止到2001年底，这个数字已上升到24,570万人，是40年前的27倍。1950年代，全世界的毒品交易额约为年平均20多亿美元，然而，到了1990年代，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2,640亿美元，40年内上升了130多倍，毒品贸易已成为当今世界仅次于军火贸易的第二大贸易。1在这个毒品蔓延的狂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美国一直是这个潮流的火车头和急先锋，同时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等权威机构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有5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毒品泛滥“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2 1973年，尼克松总统始无前列地提出了“对毒品宣战”(war on drug)的口号，在全美范围内发动了由联邦政府直接领导的大规模的禁毒行动。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到1995年，将在美国实现“没有毒品” (a drug-free America) 的目标。3 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禁毒问题被正式列入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因而也使它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国内问题之一。联邦政府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的专项拨款不断攀升，2003年，这一联邦预算已高达117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了近30倍。4 但是，美国的毒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却变得日益严重和复杂。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去年6月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国内的毒品贸易额约为1,092亿美元，占全球毒品贸易总额的1/3以上；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美国每天有大约50,000人因违反毒品法而被捕入狱。但是，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了8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000人。5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毒品“超级大国”。
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拥有美国人自诩为全世界最完美的政治、民主和司法制度。那么，美国民众和政府为什么会在吸毒这个纯粹人为的反道德、反法律的罪恶面前束手无策呢？其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本文将从社会文化即社会意识形式的视角对美国毒品问题的发展及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试图发现那些属于美国所特有的导致毒品问题恶化的社会文化原因。
人和毒品，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它们是构成吸毒行为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没有毒品对人体的作用，自然就不会产生吸毒行为。而作为主体的人之所以对毒品的诱惑产生两种不同的反应——拒绝诱惑或接受诱惑——则是由人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决定的。主观因素是指吸毒者接触毒品后发生生理变化，因而与毒品形成某种互动关系。客观因素则是指导致人们接近或选择毒品的人文与社会环境。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吸毒者在人群中表现出特异的“流行病学特征”。它的传播与泛滥程度的大小不仅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紧密相关，而且与社会气候和环境，特别是思想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连。这一点在美国的毒品问题发展史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也是解释美国何以成为世界头号吸毒大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不可忽视的视角。
一、“药品文化”与毒品传播
吸毒在英语中叫做“drug abuse” 或“drug addict”等，意为“滥用药品”、“吃药成瘾”或“药物依赖”。吃药成瘾或药物依赖之所以会成为当今美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与美国的“药品文化”密切相关。美国是一个崇尚和迷信药物的社会，以药养身、以药健身的传统或习惯在美国由来已久，它不仅是寻常百姓热衷的养生之道，更是有钱人追求的生活时尚。美国有限新闻网（CNN）1999年6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993-1998这5年间，美国的电视及报刊杂志和因特网等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广告是医药类广告，约占总广告数的31.4%。与此同时，公众最感兴趣、留意最多的广告也是医药、保健类广告，占收视率或阅读、点击率的近38%。6由此可见。药物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持有医生的处方才可以到药店花钱买药，但实际上，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超级市场上都设有药品专架，顾客无须向任何人作任何咨询尽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想用的各种强身、健体、治疗等常用药物（当然不包括毒品）。因此有人说，美国是一个药品充斥的国家。CNN及《今日美国报》1996年1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有60%－80%的成年人因工作劳累等原因，经常出现背部疲劳、酸痛的感觉，其中有55%以上的人习惯于服用药物包括大麻来消除疼痛，7 而大麻在美国许多州并没有被列为违禁药物。
然而，无论从医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毒品不能与其他药物相提并论，尤其是它所具有的耐药性和它带给使用者的药物依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毒瘾”，是常人所难以自控和抵御的。以大麻为例，服用大麻后会在一定时间内使人感到欣快、安逸、舒适等，具有放松中枢神经，增强食欲等作用，但它同时也会使人产生妄想、精神极度不安和活动迟缓等症状。虽然与其他毒品相比，大麻的戒断症相对较轻，高频率地使用大麻也不会造成直接死亡，但大麻同样具有耐药性，吸食者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能重新体验到它所带来的快感。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美国著名药理学家戴维·奥苏贝尔(David Ausubel)在他的《毒瘾》（Drug Addiction）一书中指出：“长期使用大麻，使人产生一种强烈地重复使用它的愿望，一旦停药，就会令人焦虑、不安、烦躁，甚至出现抑郁状态，并有可能导致自杀行为。更危险的是，吸大麻形成习惯后，吸食者就会产生使用硬性毒品的倾向。有事实证明，相当大的一部分使用麻醉药品的人就是从吸食大麻开始，然后便是使用海洛因”。
毒品专家认为，在毒品的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两方面中，心理依赖比生理依赖更使戒毒者们难以承受。通常情况下，稍有意志的戒毒者都能够承受毒品戒断所带来的生理反应，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吸毒者来说，毒品的心理渴求却是他们所无法摆脱的。很多吸毒者度过了毒品戒断的生理反应后，仍无法忘怀毒品带给他们的美妙感觉和异常的欣快感，因此，很多人又重新乃至终生吸毒。
由于有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喜欢或需要经常使用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类的药物，而这类药物大多含有大麻成分或实际上就是大麻制品，因此，虽然美国联邦法律仍禁止使用大麻，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斯维加斯、亚历桑那、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内华达、华盛顿等十几个州均以投票方式通过了“用于医疗目的地使用大麻为合法”的动议，另有一些州则减轻了对拥有大麻罪的刑罚。1975，年阿拉斯加州甚至通过法律，允许私人自种、自用大麻，认为这是合理的“隐私权”。1977年，美国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做出裁决，放宽执行大麻法。9这些将大麻合法化或混同于一般药物的做法导致了大麻犹如水银泻地般地在美国大肆泛滥。美国国家毒品滥用问题研究所1988年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12岁到17岁的少年中，用过大麻的占31%；18岁到25岁的青年中，用过大麻的占68%。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的毒品案件中有3/5左右与大麻有关。前美国麻醉品局主任安斯林格曾在美国医学会会刊《许癸尼亚》上两度撰文，痛陈大麻之害。他指出：“反对毒品的每一次战役胜利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战场。我们当前的大敌就是大麻！”
大麻的泛滥从根本上混淆和改变了美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健康与保健、药品与毒品的态度。设在亚特兰大的全美青少年毒品防治中心1997年6月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当被问到“当你感到疲劳、乏力等身体不适时，你将选择何种方式加以消除？”回答者中有38.7%的人说是“服药”。该中心的专家透露，“服药”中的“药”字，其实就是“大麻”的代名词。
“药品文化”使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丧失了对药物的必要的警惕，甚至形成了依赖药物的倾向，从而为以“保健药品”面目出现的大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社会和法律对大麻的宽容以及将其与一般药物混为一谈，无疑又为毒品泛滥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可以说，美国的药品文化对毒品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是美国社会难以消除毒品的症结之一。
二、“消费、享乐文化”与毒品泛滥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这是美国历史上又一重要的转折时期。经过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罗斯福新政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和福利国家的道路。通过政府积极的、大规模的干预，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产的巨大发展使物质十分丰富，人们的一般需要乃至高档商品都变得容易得到满足。随着物质生活的变化，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也出现了偏离。当时，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各类电视、报纸等大量宣传的是鼓励消费、享乐的“三高化” 生活方式（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和“一二三式” 的生活标准 (一个富裕家庭、二辆汽车、三间卧室的住宅)。11这一切将整个社会带入了消费型发展阶段。美国社会学家西格尔在《多难的旅程》一书中指出，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6%，但是它的物质消费却占了世界的40%，是全世界的“消费王国”。美国消费型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了十分典型的悖论特征。一方面，强烈的消费倾向大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改善了国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追求消费也使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发生逆转。在美国资本主义处于发展阶段的时代，人们注重的是生产而非消费。与这一时代特征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思想和精神强调的是处世审慎、勤勉、偿还债务；贷款不可马虎；时间就是金钱，因此不可以闲散；花费要节俭以及“拒绝奢侈和眼前的消费，推迟现实的满足并避免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等。在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昔日的美国人包括青年一代所崇尚的不是沉湎于享受，而是孜孜以求，勤奋进取，追求上进。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描述美国早期的社会生活风貌时指出：“在美国，当共和政体建立时，赋予它的目标是一种使命感。在这块大陆上，人们所崇尚的是劳动、奋斗，并歌颂自己的成就。这种使命感是由新教伦理道德塑造而成的，而新教伦理道德强调朴实无华、工作和抵抗肉欲的诱惑”。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人们追求的目标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从简朴、积蓄转向了享受、花销；从勤奋、劳动转向了空闲、娱乐。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生活态度已不再是清教徒式的节俭、自律、勤奋，而是追求物质享受，纵情声色与刺激；他们不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注重自我陶醉、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他们不再敬畏传统道德、传统秩序和传统权威，而是崇尚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消费、享乐文化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1984年，由美国多家主要媒体组织的一次有关青年问题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作或工作之外的其他活动中，你认为何者更重要?”接受调查的美国青年人中有67%的人回答说“工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更重要。”这个调查结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青年中普遍存在的轻视工作、注重享受的心态。丹尼尔·贝尔把这种社会文化思潮称之为“一种失控的个人主义”，“新自恋情结”。他指出：“以往那种平静的使命感和限制自身行为的自律条件，逐渐被一种毒害人的‘美国主义’、一种物质享乐主义倾向所取代。”
美国这一代享乐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把变为自己心灵、欲念或感官仆人的蜕化行为误以为是追求自由。因此，在他们看来，凡是心灵中出现的欲念，都应该鼓励自己去加以满足。相反，任何控制自己心灵、感官甚至欲望的行为，都被看作是落后的，没有得到解脱的。历史学家布卢姆说：“消费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助长了以立即满足个人欲望为原则的新享乐主义。这种思潮与反主流文化相互呼应，反主流文化尽管在口头上反对消费社会，但是两者在个人的终极价值至高无上这一信念上却不谋而合…… 归根结蒂，在崇尚消费的时代,唯唯诺诺的职员与嬉皮士之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十分遥远，他们都在把国家推向一个自我陶醉的社会”。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当时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加强了对权威和传统的反抗，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使传统观念发生动摇。与此同时，一些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代言人如马尔库塞等纷纷发表言论，指责当代文明压抑了个人意志和自由，认为追求快乐和自由是人类的本能，绝对自由就是要充分满足这种本能。等等。他们提出了与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完全不同的口号，诸如：“如果感觉好，就干”，“干你自己的事，逃离社会去幻游”，“爱你自己”，“尽情行乐”。等等。当时甚至还出现了《自恋修养》这样大谈绝对享乐和自我陶醉的畅销书。
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犯罪和各种社会偏离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其中毒品泛滥的应运而生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从纯粹消费的角度来说，毒品无疑是一种物质商品，它包含着能给吸食者的身心带来某种效果的使用价值。同时，由于它不菲的价格，因此它也是一种高消费；从获取一种享受的角度来看，毒品带给吸食者的“快乐”或“愉悦”是其它物质或商品所难以匹敌的。因此，它又是一种追求独特“享受”的“理想”消费。毒品所包含的这两个重要特征决定了毒品与“消费、享乐文化”结合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然而，吸毒毕竟是一种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偏离和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因此，在它产生之前，吸毒者必定经历了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经历了一个心理危机的过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科布尔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调查中发现，在被调查的吸毒者中，有86%的人在吸毒以前便存在某种心理问题。他指出，通常来讲，吸毒是由于人们在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下缺乏对未来的筹划把握能力，在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的心理驱使下，在精神和情绪处于空虚、无聊或压力下寻求刺激或解脱的一种选择。15 另一方面，毒品专家的实验表明，不同毒品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其作用也各不相同。其中海洛因具有可以使人“自我收缩”的功效，可以控制人们因空虚、无聊以及因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产生的暴躁和颓废情绪，给人一种平静、超脱的幻觉。16 20世纪七十年代，吸食海洛因在美国吸毒者中极为盛行，这与此时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思潮完全吻合。心理学家对海洛因吸食者测试后发现，海洛因吸食者普遍存在叛逆性、不负责任、嬉戏性、冲动性等人格弱点。17 这个实验结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毒品与特定的人群和文化思潮确实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由于毒品可以提高服用者对声音、颜色和运动的感受力，帮助人们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体验“神奇的力量”，经历“美妙的人生幻游”，等等，因此，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或是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自我”的一代，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注重现在的一代”，他们在融入“消费、享乐文化”的实践中，在追求极端个人主义欲望的满足时，都把毒品作为打开“幻觉之门”、 “享乐之门”的钥匙。他们鼓吹吸毒，甚至赞美吸毒给人带来的“美妙感觉”，使吸毒向全社会迅速蔓延。
三、“自我孤独文化”与毒品蔓延
美国是一个具有重视和保护个人的私域权或隐私权传统的社会，这植根于美国追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传统。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私域或者让人们享有充分的隐私权是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自我完善，体现个性解放，实现自由选择的必然要求。然而问题在于，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民意识的变化，美国社会把这种隐私权或私域权推向了极端，从而营造了一种人们心灵上的离群索居和自我孤独的社会文化氛围。
1．科技发展与心灵孤独 二次大战之后，科学技术在美国突飞猛进。然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却并非都是正面的。其中最不容忽视两个问题是，科技的高度发达一方面带来了更细更具体的分工和人对机器与技术的更强的依赖，从客观上强化了人的个体心态和独立意识,因为人们每天面对的最多的是机器，每天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做好“自己（负责）的事情”。另一方面，过去群体化、单一化的生活方式也因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财富的增加而逐渐被非群体化和人们对个性生活方式的追求所取代。然而，这种变化却使美国人在社会地位、资源占有量、教育、个性发展以及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不断加大。18 在美国，不同阶层、肤色或种族的人不住同一个社区、不去同一个教堂，甚至不进同一所学校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这种变化造成了人们之间隔阂的加深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冷漠。另外，由于机器、数字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媒介和伙伴，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运用机器和符号而不是通过人际交往来彼此沟通和交流，甚至连书信和电话这种情感色彩本来就已经很淡的人际交流方式也正在被E-mail 和 Internet的广泛应用所逐渐扼杀。美国人的生活圈子正越来越变得只有自己和机器，人们的孤独感不断加深。事实上，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已经对美国人性格中存在的过于追求独立和个性化的倾向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在美国，人们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只操在自己手里。”这种倾向的潜在危险是“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的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于内心的孤独”。1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革命带给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严重的冲击是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当时，避孕工具和节育技术被广泛应用，大大解放了妇女，加之女权运动的发展，妇女的地位和就业率不断提高。然而，这些进步同时也成为家庭解体和性解放运动的元凶之一。据美国卫生部统计中心的资料，美国的离婚率是全世界最高的。1980年，在240万对结婚不足5年的夫妇中，就有100多万对离婚。“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有80%以上成长于双亲健全的家庭，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只有约50%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都有大约100万儿童遭遇到家庭危机的劫难；另有大约同样数目的婴儿是私生子。20 家庭的解体对人们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离婚妇女的自杀率比未离婚妇女高2倍。
2．经济环境恶化与心理失衡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第一，经济危机的周期缩短。19世纪经济危机平均每10年一次；20世纪初到1937年，平均每5、6年一次；二次大战后到1973年，平均每4至5年一次；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则陷入了长期的“滞胀”之中。第二，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加长。战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般仅持续几个月，而1973-1974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持续了19个月；1979-1982年的危机持续了3年。第三，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虽然减轻了，但失业率却长期居高不下，高失业率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据《商业周刊》报道，1978年以来，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砍掉了22%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平均每年都有100多万工人失业。今天，平均每6个美国家庭就有一个面临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丢掉工作的可怕局面。虽然官方公布的年平均失业率水平并不高，但是，美国今天的失业问题呈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新特点。一是白领工人失业增加。最近10年里，美国砍掉了300万个白领职位。1991－1994年间被解雇的工人中，专业和管理人员大约占1/4，是八十年代的两倍。二是失业时间变长，失业后找到新工作的平均时间，1967年为两个半星期，1995年则增加到了两个半月。而且，今天的失业者在重新找到一份全日工作时，其收入平均下降20%以上。三是全日工作减少，小时工、临时工激增。1970－1990年间，美国的就业总额增加了大约54%，但是，小时工的人数却增加了121%，临时工的人数增加了210%。21全日工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美国工人收入的下降，而且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保护。四是工资水平下降。1973年，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周445美元，1996年则降到了373美元。今天有18%的拥有全日工作的美国人因收入过低而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以西方人的普遍价值观而言，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收入和固定工作而实现的，一旦失业或失去体面的工作和收入，这些基本尊严和价值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失业问题不仅使许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更严重的是导致了人的尊严、价值的丧失和心理的严重失衡。然而，职业和私生活的状况与质量是美国人的两个最重要的隐私，对此，他们不愿向任何人敞开心扉，更不能接受外人的介入与干预。
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侵越战争和约翰逊“伟大社会”的计划相继失败，也给美国青年一代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美国社会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见鬼去吧!我不想打仗，也不想关心社会问题！”接着又先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朝鲜门事件、22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进一步动摇了美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年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与信心。《现代疯狂症：工作与感情冲突之间内的在联系》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道格拉斯·拉比尔对美国青年的心理状态作了这样的剖析：“今日美国青年中的许多人所以会如此玩世不恭或自甘堕落，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理想无法与社会变革相同步，加之他们目睹政治的腐败和社会价值观的堕落，深感失望和不胜烦恼，于是便躲进孤独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小天地里，醉生梦死，以舒积郁。”23 20世纪50年代，美国1/3以上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足13%的人是工会成员。工会组织的衰落使更多的美国人别无选择，而只能孤独地面对严酷的生存竞争和人生的种种坎坷，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分担他们的压力与痛苦。这种处境迫使人们采用各种手段达到在工作或事业上成功的目的，其中也包括毒品。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所以会出现可卡因盛行的情况，可卡因本身的特点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毒品专家克里斯特尔和拉斯金在197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可卡因最主要的功效是它具有亢进交感神经末梢的兴奋作用。它作用于循环系统后，可以导致脉搏加快、血压升高，随即出现周身舒适、情绪愉悦。在兴奋高潮期内，吸食者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且极愿意与人交往，毫无疲倦之意。24 这种精神状态恰是当时众多初次遭遇到人生特别是职业和收入挫折的青年一辈所最需要的。当时，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把可卡因视为“力量和成功的源泉”。美国一些体育明星如著名篮球运动员莱恩·比亚斯1986年因服用过量可卡因致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革命导致了个人主义的生长，而个人主义的同时意味着自我孤独。美国的传统使他们注重和追求个人隐私权，但美国人对私域的保护同时也保护了孤独，创造了心理危机。美国总统健康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公民中有近1/4的人因各种打击而产生心理问题。美国的自杀率高达1.4%，大城市中存在普遍的酗酒现象等，就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印证。毒品作为能够改变神经和精神的药物，也成为许多美国人减轻心理压力，克服心理危机所采取的主要选择之一。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1994年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因苦闷、寂寞、孤独、压抑而使人们开始尝试吸毒的比例，在吸毒成瘾者中占27.3%。25 孤独导致人们去选择毒品，从毒品中寻求精神解脱。而吸毒又使人们精神空虚，脱离现实社会，从而陷入更深的孤独。这种恶性循环是导致许多美国人无法摆脱毒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反主流文化与毒品泛滥
反主流文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一种同美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宗教、政治、伦理等观念相对立，追求一种与主流社会相背离的价值目标的文化价值观。虽然作为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反主流文化思潮在达到鼎盛的六七十年代之后便逐渐趋于平静。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它却永久地留在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并且反主流文化中具有强烈反叛色彩的“低流文化”(lower-class culture)、26 “嬉皮士文化”和“极端个人权利文化”对美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而且这种影响始终是美国难以根本遏止毒品泛滥问题的关键之一。
1．“低流文化”与毒品 “低流文化”是与上流文化相对而言的。顾名思义，“低流文化”所崇尚与追求的是一种与上流文化或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生活态度或行为方式。信奉或追求这种文化的人强烈蔑视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他们以吸毒、酗酒、暴力等各种偏离行为来充实自己和麻痹自己，以反文明、反法律、反社会为荣。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存在这种“低流文化”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反社会情绪上升的结果，是对现实合乎逻辑的反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是，经济走向繁荣，但普通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华·沃尔夫指出：“在收入与财富分配方面，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不仅如此，这种不平等还在以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速度持续扩大。”二次大战结束初期，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然而，70年代以来，收入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如果把收入阶层分为10个等级，把最高层的10%和最底层的10%相比的话，那么收入差距在八十年代初为3.2倍，1995年则上升到4.4倍。另外，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的平均税后收入增加了80%。而另外90%的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却仅仅增加了3%。今天，最富有的100万个家庭所占有的财产比8400万个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家庭所拥有的财产总合还高；70年代中期，总经理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1倍，今天，总经理的平均收入已高达普通工人的225倍；在过去20年中，总经理们的平均收入增加了541%，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68%，比通货膨胀的增长幅度还低。27 更严重的是，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以年率1.3%的速度持续减少。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化。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严重地动摇了普通美国人、特别是从中产阶级跌落到贫困阶层的中青年一代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90年代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美国人对现状的看法在全美20多个大城市进行了多次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3%的回答者说他们对前途感到忧虑；2/3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66%的人担心自己子女的日子会比现在还糟；57%的人认为社会正在走向分裂，“美国梦”已成为一种空想。28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生活在不满和忧虑之中的美国人大有人在，这种心态创造了一种特别适合于吸毒等偏离行为滋生和蔓延的主观环境。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不仅很难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好处，反而与殷实、富足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远，因而感到被社会所抛弃、被命运所捉弄。他们既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也无力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面对这种双重失败的困境，他们过去曾经信仰的主流价值观发生动摇，反抗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秩序、脱离主流社会的“低流文化”便应运而生。
“低流文化”的价值中心是破坏、暴力、刺激和命运。认同这种文化的个人推崇和追求蔑视法律、与众不同、冒险、欺诈等。吸毒非常适合于这种低层文化的价值定义。吸毒不仅带来刺激，而且是一种反抗社会、向法律挑战的“勇敢”行为；在贩卖毒品的冒险活动中，可以体验到一种他们在“文明”的社会竞争中未曾体验到的成功的乐趣与收获。美国的禁毒教育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普及、最全面的。美国的吸毒者、贩毒者很少有人不懂得吸毒、贩毒的危害和后果。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明知故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正是要通过这种反文明、反道德、反法律的行为来追求一种与主流社会相去甚远的价值目标。
2．嬉皮士文化与毒品 嬉皮士文化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延续。嬉皮士文化虽然是反主流文化思潮中颇有影响的的一翼，但是它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对政治问题也不热衷。嬉皮士的成员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社会学家伊塞尔称他们为“富裕的自由派爹妈的子女”。嬉皮士的主要表现是：群居、玩摇滚乐、吸毒、穿奇装异服和主张暴力等，其中摇滚乐和吸毒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最大。
布卢姆在《美国的历程》一书中指出：“音乐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29最早在美国流行的摇滚乐是民间音乐歌手鲍勃·迪伦演唱的歌曲。他演唱时的强烈节奏和披头散发的打扮很受青年欢迎。他的歌曲主要是赞美性爱、吸毒等内容，含有寻求幻境以超脱世俗和强化两代人之间差异即“代沟”的强烈的反主流文化意味。他的歌曲在青年中广为传唱。但60年代的摇滚乐热主要是由英国的“披头士乐队”(Beatles)和“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煽动起来的。当时，这两支乐队在美国巡回演出时，总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因而使摇滚乐热风靡全美国，成为6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大奇观。英国摇滚乐队演唱的歌曲中同样含有宣扬吸大麻和群居等离经叛道和颓废生活的内容，例如披头士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艘黄色的潜水艇里”和滚石乐队的名曲“天空中戴钻石的露西”等等。
由于摇滚乐中糅合了讥讽时世和宣扬毒品幻境等方面的反叛内容，而且又是用来表现欣喜与悲哀、爱情与孤独、幻想和恐惧等情绪，因此与当时感到失落、失望和潦倒的美国青年一代的内心情感十分吻合。1969年8月，在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嬉皮士集会。这次露天音乐会持续了3天，听众达30-40万人次，被称为“反主流文化史上最大的事件”。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布雷默在谈到摇滚乐与毒品泛滥之间的关系时不无调侃地说：“毒品是在摇滚乐的伴奏下在美国青年中泛滥开来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吸毒问题还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民区中的问题，60年代伴随着嬉皮士运动的兴起，毒品开始迅速向全社会扩散。同嬉皮士文化有关的毒品主要有大麻、致幻剂、安基丙苯、麦瑟德林、甲苯异丙胺等。其中大麻、致幻剂LSD和麦瑟德林（也叫“兴奋丸”或“来得快”）在青年中使用最为广泛。当时，一些吸食致幻剂LSD（又译：爱尔死地）的嬉皮士公开大肆宣扬吸食LSD的“美妙感觉”，说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吸毒者对声音、颜色和运动的感受力，可以使人“经历一次美妙的幻游”。30 因此，LSD从最初仅在旧金山的岑树岭和纽约市东村的嬉皮士中间广泛流行，但是到了196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嬉皮士追随者辍学离校，涌入这些地区并染上吸毒恶习，使吸毒成为一种风气而广为蔓延。据《新闻周刊》报道，1969年底，美国57所大学的学生中，有31.9%的人声称用过毒品。在哈佛等名牌大学，吸毒学生的人数也高达48%。据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60年代美国青少年中吸大麻的人多达200万人。
美国学者威廉·奥尼尔指出：“嬉皮士原想以吸毒来蔑视贪婪麻木的社会，但却因此而为另一个更糟的社会打开了大门。”这是对嬉皮士文化运动的一大讽刺。就连曾经对嬉皮士文化和吸毒者抱有强烈同情态度的美国犯罪学家斯卡皮蒂也公开发表文章，对吸毒所带来的“瓦解和破坏力量”表示担忧。他于1981年4月出版了《毒品——我们究竟了解多少》一书，书中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城市地区因抢劫财产罪而入狱的犯人中，有35%是麻醉品拥有者；25%的吸毒犯伤害了他人的利益。同时，吸毒还造成财产的极大浪费，与麻醉品有关的各种犯罪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一年中至少有10多亿美元。他指出：“‘毒品文化’既是美国社会的溃疡，也反映了嬉皮士文化的严重缺陷。”
3．“极端个人权利文化”与毒品 美国体制的核心和基本目标是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仅宪法赋予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权，而且社会的主导思想也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强烈影响下，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急剧膨胀，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色情、暴力、自残自虐等五花八门的反道德、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都在“个人权利”外依的掩护下，在美国社会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对于毒品，虽然美国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告诉他们应当予以禁止，因为接受它便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对自己同胞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堕落和衰败袖手旁观，意味着政府的失职和国家的无能。然而，消除毒品却又同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价值观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因为，既然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无疑有权选择损害和杀死自己。自我摧毁只是违反道德，并不是犯罪，所以不应以法律手段强行制止。枪支弹药比毒品更危险，但美国却依法保护个人拥有枪支，承认它是一种公民权。枪支可以置他人于死地，但毒品却不会对他人构成直接伤害。因此，吸毒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所以，不能剥夺人们拥有和使用毒品的权利。这种观点在美国社会中虽不是主流，但它却严重干扰和动摇着美国社会的禁毒思想基础，使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禁毒内在动力。
此外，极端个人权利文化也为缉毒执法造成了诸多困难。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规定：公民的人身、住所、文件和财产有权不受无理搜查和没收的侵害，只有在拥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并得到司法部门的批准，才能发出搜查令，对指定的地点、人和物品进行搜查。但是在禁毒执法中，因为毒品犯罪是“无被害人犯罪”，31即毒品买卖双方完全是两相情愿的，不象其它犯罪，执法者可以从被害人那里取得证据。而且通常情况下，吸毒与贩毒是一种共谋关系，因此吸毒者不会提供贩毒者贩毒的证据，因为那样做对他本人不利。所以，在执法中要想取得足够的证据对贩毒者发出搜查令是非常困难的。与此同时，美国宪法的补充条款还规定，违反宪法第4修正案而非法获得的证据将不被作为刑事审判的证据。这进一步为贩毒案的调查取证设置了障碍。为了打击贩毒活动，美国一些政治家曾提议在对贩毒案进行调查时，不必要求执法人员一定要取得搜捕令。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担心公民的自由权利因此而遭到践踏。执法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也是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无法有效地控制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头号毒品大国，美国政府和公众之所以在毒品泛滥面前束手无策，其症结主要在于，美国的文化传统与现行体制造就了众多非科学、非理性、存在严重矛盾冲突的“文化怪圈”，这种“文化怪圈”带给人们的心理疾病恰好是毒品这种神经或精神性“药物”可以来“医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这些“文化怪圈”存在，而毒品又垂手可得，那么吸毒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盘根错节、无法根除的痼疾。
注释：
1．廖振华：世界禁毒行动，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68-206页。
2．James D. Sharpe, Present Tents (BasicBooks, 1996),p.470-471
3．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1998, .p.111.
4．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2003 p.8( Pub. by the Public Affairs Sec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美〕《幸福》杂志文章：“美国社会风气变了”，转引自《编译参考》，2001年第4期，第32页
6．姜佐宁：毒品的危害与防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3-9页
7．汤家麟：当代国际禁毒风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版，66-88页。
8．（美）戴维·奥苏贝尔，冯冰译：《毒瘾》，群众出版社，1999版，第280-296页。
9．同4，Oct,13,2001 p.7
10,同7，第160页
11．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变迁：1945-1983》，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7页。
1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4页。
13．罗伯特·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14．同11，第28页
15．同16，第80页
16．同7，第205页
17．康树华：犯罪热点透视，群众出版社，1997版，第280页。
18．同5，第35页
1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27页。
20．同17，第104页
21．（美）《商业周刊》（中文版），1997年第4期，第22页
22．朝鲜门事件指70年代初发生在南朝鲜的非法收买、贿赂美国国会议员案件
23．同5，第36页
24．同17，第141页
25．同7，第108页
26．Arthur J. Vidich American Sociology: Worldly Rejections of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p.270-271
27. USA Today, March, 1997, p.18.
28．同上， June, 1996, p.18.
29．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10页。
30．同7，第198页
31．Drug and Society (Published by The Haworth Press, Inc.),Volume 12, Numbers 1/2 1998.p.3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