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我去维也纳了57 届的麻醉药品委员会（CND），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一部分会议。在那里，我主持了一个工作组，向全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关于物质使用障碍问题的最适当，科学信息的方式的建议：作为医疗而非法律问题。

 

　　这是一次非常富有成果和令人鼓舞的会议。我和药物政策、人权科学咨询工作组其他成员完全同意，物质使用障碍是一种由发育，生物，神经心理和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疾病，因此应在公共卫生框架。

 

　　我们向社会保障法委员会建议，医疗系统应该通过实施循证治疗和预防以及初级保健环境筛检来处理药物滥用和成瘾问题的首要责任。我们还建议各国卫生部门应该通过拨出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其国家的预防和治疗需要，来支持处理物质使用障碍的方法。

 

　　没有人会想像，对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的人实施严厉的法律制裁可能有助于解决这种疾病或其原因，或帮助防止其他人。刑事司法显然不是处理物质使用障碍的前进之路; 将人们置身于监狱，永久化寻求或提供药物滥用治理的各种法律障碍只是阻碍。成瘾是一个医疗问题，当联合国成员国成为其医疗系统的全部责任时，联合国成员国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我们的委员会建议，为了做好准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国际赔偿委员会制定预防和治疗物质使用障碍的全球综合战略。我们还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成立一个科学顾问常设理事会。

 

　　我们委员会的建议结晶化了现代社会对物质滥用和成瘾问题的模式转变。将药物滥用和成瘾从法律（或道德）领域转移到适当属于的科学和医学问题，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