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很多报道，据说“手术戒毒”是广州某脑科医院一项立题的、正常的医学科研项目，如果成功了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我记得文献报道过“卫生创新”，它可以是临床的医疗技术、医疗过程或新药发明，也可以是卫生管理的创新，如卫生信息技术，甚至可以包括卫生系统改革和结构制度的创新。“手术戒毒”是一种创新的卫生技术和医疗过程。一项创新的外科技术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具有成本低、效果好、能减少住院时间、提高生命质量和期望寿命等作用。然而，当前很多创新是由商业驱动的，药品的创新就是一个明显例子。1996年美国医学会曾就医疗技术创新问题发表过观点，他们认为：“医疗过程和医疗技术是一种非商业性的创新。医生有伦理道德的义务去创新、传播和向别人学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目前全国有20多家医院，遍及了广东、四川、陕西、湖南、江苏、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近500多例的手术戒毒，而且在2004年上半年形成了手术的高潮，那么究竟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驱动还是非商业的创新呢？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做手术的医院来回答。“手术戒毒”这项科研据说在某医院已进行了三年，累计手术病例已达221例，迄今还没有结题。既然“手术戒毒”这项科研还没有得出结果，那为什么又把它作为一项临床服务在20多个医院内广泛转播呢？难道这是非商业的驱动吗？卫生部科教司领导说得好:“临床医学研究未取得有效成果之前将脑科手术戒毒作为临床服务项目向患者提供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谁促使这么多医院纷至沓来，要是在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少不了会戴上一个“反动科研”的帽子。

　　为什么这项不成熟的医疗科研会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服务？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今医疗服务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社会的需求和经济的激励是最好的解释理由。缺乏新技术的准入规范和卫生部门监督不力则是造成“手术戒毒”泛滥的主要动因。听听毒品依赖者家属的可怜心声，他们“对手术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手术戒毒的看法，“真是治傻了也好过于继续吸毒”，毒品依赖者及其家属有着太多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打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手术戒毒上，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毒品依赖者（需方）要报名排队等做手术。大家都知道，在医患双方“信息是不对称性”，病人在戒毒治疗上依赖于医生的临床决策。不能认为患者及家属已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医疗供方仍然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从“手术戒毒”这一事件来看，说明卫生技术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任何新技术在转播以前都要经过技术评估，包括临床学和经济学的评估。即使在临床应用后或者新技术上市之后也有一个监测过程和召回的制度。“新技术”是不是真正有“创新”的价值，要以循证医学为基础。临床单位要及时总结，公布信息。

　　在网上看到了有些记者的报道，不管这些数据是否确切，但记者们勇于收集数据的求证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有报道说在某医院追访50例，在95%的患者同时服用“纳曲酮”的治疗情况下，短期未复吸者有44例，也就是说有88%的未复吸率。但其中60%的患者有精神和人格的变化。我将这些数据重新计算后，结果是性格暴躁者占9%，表现冷漠者占13.6%，记忆力减退者占9%，性格异常者占11.4%，反应迟钝者占16%。我在想为什么医学研究专家们没有这样的敏感性呢？有的专家说要五年后才能得出结果。固然远期疗效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以循证为基础，恐怕还要有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不管“手术戒毒”是成功还是失败，五年之内早应该有一些端倪了吧。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就是“收费标准”问题。据说一次手术要3-4万，这对毒品依赖者家庭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原研究单位说因为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科研要自筹资金、自负盈亏，收费高是因为进口仪器设备需要补偿。既然政府已经将“手术戒毒”列为科研题目，就应该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不然就是政府的职能“缺位”。如果真是没有一分钱的支持，要不就是价格政策的支持。目前各地的收费标准是不是都经过了省级物价部门的批准？

　　通过“手术戒毒”事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首先，今后对未确定效果的临床研究应在严格管理和监督下进行；其次，凡是立项的临床医学研究，国家应该予以资助和管理。针对这次“手术戒毒”的医学科研应该有第三方进行外部技术评估，联合多种学科专家参与。卫生部应制定《卫生高新技术准入规范》，防患于未然。在医疗机构要增加对病人的反应性，加强临床研究设计的科学性，要充分认识到医学伦理和健康观的重要性。今后不仅是“手术戒毒”，对其他诸如手术戒酒，脑外科治疗精神病等医疗技术都必须通过卫生技术的评估。真正体现出高新卫生技术的应用“以人为本”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